“今夜聞君琵琶語，如聽仙樂耳暫明。莫辭更坐彈一曲，為君翻作《琵琶行》。”若無白居易的《琵琶行》，這“嘈嘈切切錯雜彈”恐怕會長期居于側幕，很難走上歷史的前臺。畢竟過去生產力低下，溫飽尚成問題，哪兒有心思關注藝術的承傳，即便是到了近代，有機會接觸的人，依然有限。

浦東派琵琶傳人沈浩初先生繼承家學，畢生行醫，閑暇時分以研究古代文學、藝術為樂；他以“養正”為座右銘，用公心作《養正軒琵琶譜》，在總結每首曲子的時代意義和演奏要領之余，詳細記錄曲譜，細化到每個音符在哪條弦、哪個把位、用何種指法演奏，以便后學抓住要點，“按譜尋聲”。沈浩初的親傳弟子林石城先生亦出生于醫學世家，因父輩喜音樂，耳濡目染，漸有所好。或許正是因為同樣的從業背景，方才成就了沈浩初與林石城的師生緣。

1953年夏，中央音樂學院民族音樂研究所副所長楊蔭瀏和研究員曹安和去南匯拜訪沈浩初，沈浩初特地叮囑林石城為其帶路。是年秋，沈浩初將1938年整理的《養正軒琵琶譜》（再稿本）寄給林石城，相約來年春天到林石城家小住數月，把《養正軒琵琶譜》的曲子轉譯成五線譜和簡譜。未料后來沈浩初病重，學醫的他自知時日無多，便數次來信叮囑林石城代為“增刪付梓”，以“貢獻于社會”。沈浩初病逝后，楊蔭瀏和曹安和為了保存浦東派琵琶的聲音資料，請林石城錄制了《十面埋伏》《霸王卸甲》《月兒高》《陳隋》。1956年，中央音樂學院管弦系民族器樂教研室撤銷，設立民樂系，時任民樂系秘書王振先邀請林石城赴京任教，面對無師資、無教材、無教學經驗的局面，林石城著手啟動學科建設方面的工作。同年十二月，林石城受邀錄制了全本的《海青拏天鵝》，時長十三分鐘，是如今能聽到的年代最早的《海青拏天鵝》。

不過關于林石城演奏《海青拏天鵝》的記錄，當從1950年前后就存在了。1950年，琵琶演奏家汪昱庭在收音機里聽到林石城演奏的《海青拏天鵝》，特囑弟子孫裕德請林石城來家中演奏；汪昱庭早年經商，業余愛好音樂，開蒙的琵琶老師是鄰居王惠生。他上次聽這首曲子，還是三十年前由浦東派琵琶傳人、沈浩初的師叔曹靜樓先生演奏的。汪派的曲目中并無《海青拏天鵝》，汪昱庭本想讓孫裕德跟隨林石城學習，但只教了兩節課便作罷。林石城在1964年所寫的文章中透露了原因，孫裕德并沒有接觸過“滾四條弦”這個指法，這個指法在《海青拏天鵝》的開頭就要用到。

在中央音樂學院任教時，林石城也教過《海青拏天鵝》，他提到一個細節：1959年，一位同學中途轉投林石城學習，由于從未練習過浦東派的一些特有指法，對本派特有指法的正確演奏方法也未認真學習，那位同學雖然把整首曲子的音符彈了出來，但對某些指法的特點及整首曲子的內容缺乏理性與感性的認知。

通過以上兩段記錄，足可看出《海青拏天鵝》的難點和要點所在。

聯系明人李開先在《詞謔》中描述琵琶演奏者張雄“有客傾聽琵琶者，先期上一付新弦，手自撥弄成熟，臨時一彈，令人盡驚。如《拿鵝》，雖五楹大廳中，滿座皆鵝聲”，可知《海青拏天鵝》誕生后，一直在民間流傳，聽者無不覺自然生動。但礙于文字記載的局限性，《海青拏天鵝》在民國的傳播情況究竟如何，幾乎無從查證。

傳播內容決定了受眾，受眾也影響著傳播內容。《海青拏天鵝》“曲高”嗎？未必。或許《海青拏天鵝》只是那個時代紛繁星空中的一顆，有太多曲子因為種種原因散佚，不被今人所知。那是“和寡”嗎？也未必。有限的傳播手段和傳播距離，使得古人對文化的接觸更為直截，且在以文會友的“結社”風日盛的時代背景下，反倒更易培育文化的沃土。終究是時代演進，人們的審美觀發生改變，加之古代音樂與現代音樂存在諸多差異，“沒了觀眾，也就沒了表演”；時日一長，由眾及寡，自易到難。所幸還有“固執”的人，為后世留下可供參照的樣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