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文葆先生（1922—2008）是我國當代著名的編輯家、出版家，編輯學研究的先行者，曾任人民出版社三聯(lián)編輯部副主任，榮獲首屆“韜奮出版獎”，獲選“新中國60年百名優(yōu)秀出版人物”。他是三聯(lián)的出版前輩，也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后和1986年三聯(lián)恢復獨立建制后新三聯(lián)傳統(tǒng)的奠基人之一。戴先生長期奮斗于編輯出版的第一線，實踐經(jīng)驗豐富，成績斐然。此外，與同代其他編輯大家相比，更為難得的是，他具有高度的編輯文化自覺和編輯理論自覺，對編輯學理論孜孜以求，對我國編輯學研究和學科建設(shè)做出了卓越貢獻。知名出版史研究者李頻先生歷經(jīng)十余年努力，把費盡心血搜集到的戴文葆先生書信，匯編成一部頗成規(guī)模的《戴文葆書信集》，可謂功莫大焉。

書信集收錄了戴文葆寫給陳原、李中法、范用等出版界人士的書信，這些書信起自1958年，直至2007年（戴文葆逝世的前一年），貫穿了戴文葆編輯生涯的主要階段，見證著共和國政治、文化書籍的出版史，是研究中國當代編輯出版史的第一手史料。三聯(lián)書店元老范用先生曾自撰訃文：“匆匆過客，終成歸人。在人生途中，倘沒有親人和師友給予溫暖，將會多寂寞，甚至失去勇氣。”《戴文葆書信集》還大量收錄了戴先生與社會各界人士的通信，反映了他的喜怒哀樂，體現(xiàn)了他對世事的種種看法。因此，這本書不僅具有資料價值，具有出版史價值，也展現(xiàn)了戴先生的人生、人格與精神世界。用戴先生自己話來說，這是他的“天鵝之歌”，盡管調(diào)子不無悲涼。

久聞戴先生其名，得見其人是在上個世紀90年代，但真正有所交往是在戴先生生命的最后幾年。應當是2002年，當時我所服務的商務印書館啟動一個大型古籍的影印出版項目，即影印文津閣四庫全書，著名學者任繼愈先生任編委會主任，新聞出版署原署長宋木文任出版工作委書員會主任，他“欽點”戴先生（傅璇琮先生也作了推薦）為工作委員會專家，年事已高的戴先生出席了在天倫松鶴酒店召開的首次工作會議，作了精彩發(fā)言，并在項目進行中一直起著咨詢指導的作用，充分顯示出他的學術(shù)素養(yǎng)和專業(yè)出版經(jīng)驗。

不過與戴先生更多的接觸是在一兩年之后，在所住小區(qū)里意外碰到戴先生，方知我們住在同一幢樓、同一個單元。此后，上下樓或者在院子里散步，時常會碰到，得空就聊上幾句，偶爾也到戴宅坐一坐。戴先生為人熱情，喊他戴老，他說還是叫老戴吧。對他可以用幾個真來形容：有真才實學，真懂出版，有真性情，做事認真。某種程度上是較真——對出版人來說，較真不是一個貶義詞，而是在優(yōu)秀編輯身上普遍存在的一種特點。本世紀初，我接受過一個課題，題目是“近代以來中國人的對日觀——以商務印書館《東方雜志》為中心（1904-1948）”，涉及胡愈之先生。胡先生在商務印書館工作了近十年，曾主持《東方雜志》數(shù)年。他還是三聯(lián)源頭生活書店的創(chuàng)始人之一，新中國出版事業(yè)的奠基人之一。建國以后尤其是1980年代胡愈之曾有多篇文章談到商務，不過他筆下的商務基本上都是負面的，從他個人經(jīng)歷來說（他因與商務主事者王云五產(chǎn)生沖突憤而離開）可以理解，但對三十年代飛速發(fā)展的商務來說似不公平，至少不客觀。戴先生是胡愈之研究專家，非常尊重胡先生，編過多種胡愈之著作，我曾就一些問題向戴老請教，并從他那里借走全套《胡愈之文集》（這套書市面上見不到）。文集在我那里放了相當長的時間，準備歸還時，一再敲門無人應，又過了幾天，方從同一單元人民出版社熟人那里得知，他已于不久前駕鶴而去……

出版戴先生的書信集，是三聯(lián)書店理應盡的義務，也是三聯(lián)的榮幸。我曾不止一遍細讀此書，收獲良多。當然，作為此書的出版方，應當承認，這部書仍有不少可以改進的地方。比如說，書中存在一些錯字，個別注解不太妥當，尤其是戴老的一些重要書信沒有收入（當然，這是所有書信集都會遇到的問題）。最后，是索引方面問題較多。編制索引無疑是件好事，但本書存在一些問題，一是信中提到的很多人沒上，包括一些相當重要的人物，二是標注得太少，比如張惠卿，書中10次左右提到，索引中只提到一處。編索引（民國時稱引得）是個專門的技術(shù)，我們的不少出版物在這方面都或多或少存在問題。上世紀90年代三聯(lián)搬到新辦公大樓后曾制作了一套賀年卡，戴先生給人拜年常用，上面特別標注三聯(lián)的三個特色或追求，就是文化品格、精心的編輯和優(yōu)良的印裝，他自己可以說終其整個職業(yè)生涯都是這么做的，這一點尤其值得我們認真學習和弘揚。

最后想說點題外的話。戴文葆先生是我國編輯學的開創(chuàng)者之一和大力推進者，也有專門的文集匯編出版；不過，至少到現(xiàn)在為止，用大的話來講，中外歷史經(jīng)驗表明，好的編輯都不是出自，或者說主要不是出自專門的編輯出版專業(yè)，而是來自實踐，戴先生個人的成長經(jīng)歷也充分證明了這一點。要想成為一個好編輯，需要各方面綜合能力，大的方面，包括文化理想和追求、家國情懷等，同時也需要其他一些東西，如學術(shù)文化素養(yǎng)、判斷力、敏感度和改稿能力，尤其是根據(jù)稿件不同性質(zhì)幫助作者提升質(zhì)量的能力等——《戴文葆書信集》中不少書信是戴先生的經(jīng)驗之談，這些寶貴的經(jīng)驗有待進一步深入研究。此外，我以為，戴老他們這一代留下的另一筆珍貴財富，即編輯實踐及由此反映出的編輯思想，它們具體體現(xiàn)在戴先生所編的圖書、工作筆記、書稿檔案等，書信中也有所反映，同樣需要有人去總結(jié)。后一方面，對指導和培育年輕編輯，更具有指導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