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梵澄（一九〇九至二〇〇〇）是現代學術史的傳奇人物，特別是，他長居南印度阿羅頻多修道院（Sri Aurobindo Ashram）二十七年，譯出一批印度經典，被譽為“當代玄奘”。但因國內學界對阿羅頻多運動了解不多，對徐先生的研究較少運用相關史料。其實，阿羅頻多運動是頗具規模的世界運動，開展一百一十余年，有大批著作、日志、檔案和回憶錄存世，足以還原徐梵澄與運動的關系。

一、阿羅頻多運動及其組織

理解阿羅頻多運動，首先需理解其精神領袖阿羅頻多（Aurobindo Ghose，1872-1950，也譯“奧羅賓多”）和“神圣母親”密那氏（Mirra Alfassa，1878-1973）。

阿羅頻多是現代印度風云人物，與甘地、泰戈爾并稱“三圣”，七歲赴英受教育，精通希臘語、拉丁語、英語等語，二十一歲歸國，投身印度獨立運動，成為黨魁，同時修習瑜伽。后被捕入獄，據說獄中悟道，出獄脫離革命，一九一〇年避居法屬殖民地本地治理（Pondicherry，徐譯“琫地舍里”），著述授徒，傳授瑜伽，阿羅頻多運動由此始。

一九一四年，阿羅頻多結識了第一門徒及精神伴侶密那氏。密那氏原是法國畫家，同年隨第二任丈夫訪問本地治理，結識阿羅頻多，后加入運動。她年齡較長，又具才干，很快脫穎而出，成為第二領袖。一九二六年，阿羅頻多把院務交她處理，退隱著述，形成以阿羅頻多為精神領袖、由密那氏管理院務的二元格局。一九五〇年，阿羅頻多去世，密那氏兼任精神領袖和院務總管，一九六八年創辦烏托邦曙光村（auroville，徐譯“阿羅新村”），聲譽鵲起，直至一九七三年去世。此后運動進入平緩發展期。

阿羅頻多學派自視為哲學運動，但有一定神秘主義色彩，更近古希臘哲學和宗教合一的畢達哥拉斯學派，與實用主義、存在主義、結構主義等迥異。這與阿羅頻多的思想有關。他以黑格爾“絕對精神”說、達爾文進化論和尼采“超人”說為借鏡，以自創“大全瑜伽”（Integral Yoga，也譯“綜合瑜伽”）為基點，重釋印度教吠檀多思想，認為世界本體是先于世界存在的“精神”（“梵”），“精神”逐級下降，變為“超心智”（supermind，徐梵澄譯“超心思”），再變為“心智”（人類），再為“生命”，最后為“物質”；隨后再逆向重復從“物質”到“生命”到“心智”再到“超人”的“精神進化”歷程，輪回不已。當今之世正值“超人”進化階段，“超人”有“超心智”，足以達致“梵我同一”；但要擁有“超心智”，則需修習“大全瑜伽”。他希望通過“大全瑜伽”促進人類向“超人”進化，創造一個平等烏托邦，徐梵澄概括為“瑜伽救世”。這也是阿羅頻多運動最后創建烏托邦的理論根源。

阿羅頻多稱自己的學說是spiritual philosophy，徐梵澄譯為“精神哲學”，凸顯了阿羅頻多以“精神”對抗“唯物論”的取向；但原詞還蘊含阿羅頻多融匯西方進化論與印度靈修宗教的指歸，也可譯為“靈修哲學”。印度文明向多神秘色彩，哲學也如此。阿羅頻多既是哲學家，又是瑜伽導師，而瑜伽本是實踐“梵我合一”的修行方法，故他的哲學和宗教實難區分，行事亦頗多神秘。最著名的神跡，徐梵澄《阿羅頻多事略》提及，是他在獄中“忽然開悟……忽覺此身上舉，略略觸及地面，而浮空趺坐者久之，亦未嘗用氣力也”。徐先生出身儒家，所述已是克制，其他門徒所憶，神跡更多。如果按宗教史來歸類，阿羅頻多思想，古代可歸入廣義靈知派（Gnosticism，也譯“諾斯替宗教”），近代可歸入十九世紀末的“新世紀宗教運動”（New Age Movement）。

密那氏的言行同樣具有神秘色彩。她從小親近神秘學，晚年還嘗試“細胞瑜伽”（yoga of the cells），試圖達至不朽。去世后，美國門徒阿妮兒（Anie）訪談多位同門，二〇〇四年出版了《金色之路：訪談修道院和曙光村的阿羅頻多和母親門徒》（The Golden Path：Interviews with Disciples of Sri Aurobindo and the Mother of the Sri Aurobindo Ashram and Auroville），眾弟子對密那氏神秘力量之贊美，不絕于耳。徐梵澄很少語怪力亂神，但回憶密那氏則有數次例外。一次，他左肩風濕，問診無效，誘發牙疼，與密那氏相遇，對方“猛地一回頭，瞪了一眼，一道目光射過來，回去之后，牙也不痛了，臂也不痛了，竟這樣奇跡般地好了”。他后來回憶及此，對揚之水說“這目光是一種力，一種巨大的精神之力”。徐梵澄皈依運動，母親的“精神之力”當是一大原因。

阿羅頻多運動有兩大組織：一是修道院，二是曙光村（徐梵澄未入住曙光村，本文從略）。關于修道院的組織情況，徐梵澄《南海新光》有介紹，茲不贅述，唯產權及供給制需做補充。《南海新光》稱，一切房屋及金錢，均歸阿羅頻多和密那氏所有，弟子“在任何事物上皆無權利，要求，或發言權。他們皆隨他的意思或留或去”。這類修道院模式，“從公元前若干世紀在印度早已有了……一切皆依乎‘教師’，終其身而止”。中印師徒關系的一大差異，是印度師尊權力極大，甚至超過父母。阿羅頻多運動也如此，許多門徒均稱對阿羅頻多和密那氏的感情勝過家人。阿羅頻多和密那氏根據弟子稟賦，派遣他們從事各種工作，眾人無不遵命行之。門徒特蜜（Tehmi Masalawalla）回憶：“圣母給我們工作，我們把一切工作獻給她。無人質疑此事，這自然而然，理當如此。”與此相應，師尊亦有保障門徒基本生存之責，故修道院施行配給制。據修道院出版的《母親傳》（Mother: A Short Biography），每月第一天是“繁榮日”，密那氏給門徒發放每月所需生活物資。徐梵澄對揚之水說：“在印度丟了六塊手表。丟了以后，就給法國老太太寫個條子，再領一塊。有一次她給了我一塊很好的表，我連忙退回去了：這是很快就會丟的呀。”（一九八七年四月三十日）鄰居則回憶：“母親偶爾會給居住修道院的人一些‘零花錢’，先生雖然和其他人一樣接受了，但卻有些靦腆。”（朱璇：《徐梵澄本地治理廿七年紀略》）

中國以家庭為本位，這種尊師制很難理解，也很難接受。至南印度拜訪徐梵澄的饒宗頤就認為修道院“相當于難民收容所”（《饒宗頤學述》）。揚之水也在日記中抱不平：“這位法國（女）人很看重他的才華，但實際上卻是將他作‘高級雇工’使用的：不開工資，只包一切生活用度。他著了書，出版后，也不給分文稿費，甚至書也不給一本的。”然而，這就是徐梵澄的生活工作情境。

二、參加阿羅頻多運動之始終

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徐梵澄由國民政府派往印度泰戈爾國際大學中國學院任教，院長為湖南人譚云山，他曾到訪修道院，見過阿羅頻多。徐梵澄或許是從譚處得知修道院，于一九五一年夏攜未來妻子游云山（一九一二至二〇〇四，后出家，法名曉云）訪問修道院，計劃訪學半年后返回香港。

此時，阿羅頻多去世數月，門徒悲痛異常，又對前景滿懷疑慮，如何繼續推進運動，是密那氏迫在眉睫的要務。兩人的到來，成了密那氏對華拓展的重要人選。她馬上接納兩人，開設華文部，撥給一棟兩千平方米法式宅邸為工作室，令他們非常感動。密那氏習慣給門徒賜花，兩人收到后均賦詩回謝。徐梵澄回的是二首絕句《圣慈賜一花供之盛開》（一九五一），其一云：“居南天竺無何事，花開花好花能圣。我有一花供圣人，圣自無言花自春。”游云山的是新詩：“Mother（母親）！你賜給我的花朵，我想應不是徒供欣賞。從那顏色與芬芳所透露的，不過是最初的一個消息而已。而那后面的潛能，證明你是深深加庇于我了。”不久，密那氏給兩人分派工作：徐梵澄譯阿羅頻多著作，游云山獨身回香港，協助創辦香港的阿羅頻多學會。這個安排或許對兩人婚姻產生了一定影響：一九五五年前后，游云山脫離運動，徐梵澄則留在修道院，兩人勞燕分飛，再未相見。

此后，徐梵澄在修道院獨自生活了二十七年。他跟密那氏的關系，我們可從法國門徒薩特普雷姆（Satprem，1923-2007）整理的《母親談話錄》窺見一二。

薩特普雷姆也是密那氏選定的阿羅頻多譯者之一，原是“二戰”法國抵抗運動成員，后至印度加入運動，不但譯了阿羅頻多著作，而且寫有多部關于運動的論著，在歐美頗有影響。他整理出版的《母親談話錄》，是運動的重要文獻。一九六二年十月三十日，密那氏跟薩特普雷姆談到，徐給她寫信，稱翻譯是“技術活”（mechanical task）。她開始不明其意，隨后意識到，把阿羅頻多譯為中文比譯為其他語言難，評論說：

此人是天才（genius）！而且有體悟。我們很少面談，但我讀過他的信。他跟對方說：“如果你想要道家體驗，徑直來此居住，即可親證老子哲學。”他是圣哲（sage）！

此人是天才（genius）！而且有體悟。我們很少面談，但我讀過他的信。他跟對方說：“如果你想要道家體驗，徑直來此居住，即可親證老子哲學。”他是圣哲（sage）！徐梵澄的另一個工作是作畫。他會中國畫，密那氏也是畫家，很欣賞他的畫。每逢密那氏生日，徐先生都作詩獻畫。密那氏首次抵達本地治理的三月二十九日，后是修道院三大節日之一。《徐梵澄文集·蓬屋詩存》今存《花樹》（一九五九）和《神圣母親來印度五十年紀念》（一九六四），即為此節而作。

這說明，密那氏器重徐梵澄；也說明，兩人關系并不親近（薩特普雷姆每周拜謁密那氏，形同母子）。這也符合徐先生的靦腆性格。密那氏大徐梵澄三十一歲。徐梵澄一生甚得師長提攜，前半生是魯迅，后半生是密那氏，無不感激終身，故密那氏交代的任務都竭力完成。他后來跟揚之水回憶當年譯事之艱難：“白晝伏案，驕陽滿室，寓居之墻又為紅色，熱更倍之，每抬臂，則見玻璃板上一片汗漬，直是頭昏昏然也。”（一九八七年十一月七日）

還要指出，密那氏與薩特普雷姆的談話發生于一九六二年中印邊境沖突期間。這是徐梵澄來印后最艱難的時期。當時，印度出臺《國防法》，授權政府可不經法律程序逮捕任何有嫌疑的華人，將近三千名華裔印度人拘禁于德奧里（Deoli）集中營長達五年之久。徐梵澄承受了巨大的精神壓力，饒宗頤于一九六三年到南印度拜訪他，印象是“相逢憔悴在江潭”（《佛國集·別徐梵澄》）。他一九六〇和一九六六年兩度求去，密那氏都不準，當是密那氏庇護才得幸免。

由此，徐先生對印度當局有負面印象。歸國后，揚之水問他：“印度好嗎？”答曰：“不好。在印度有一句話，說是印度只有三種人：圣人，小偷，騙子。”（一九八七年四月三十日）不過，阿羅頻多運動并非民族主義運動，許多門徒（包括美國總統威爾遜長女）皆非印度人，且是精通多門外語的精英。究其原因，一是阿羅頻多學識淵博，胸襟寬廣，鼓勵門徒學習各文明精髓。二是本地治理是法國殖民地（一九五四年被印度法理上收回，一九六二年實際收回），密那氏又是法國人。故他對印度當局的反感，不影響他對運動的忠誠。

居印期間，徐梵澄還參與了密那氏主持的曙光村工程，不但譯了曙光村《約章》，且著《南海新光》積極宣傳，稱：“這誠然是一種新底光明，給全世界開辟了無限偉大底將來，正資人類向之邁進。”曙光村開建后，大批歐美嬉皮士聞風而至，入居于此，認為在曙光村降生的第一代即阿羅頻多所說“超人”。徐梵澄雖然沒入住，但每周散步經過。由此，運動的三大部分——經典、修道院和曙光村，徐先生都是深度參與其中的。

一九七三年十一月十七日，密那氏去世，徐梵澄著《榮哀篇》，“澄依于法座二十有二年，三覲遺容，淚隕如瀉”，異常傷心。失去密那氏的支持后，他處境每況愈下，于“文革”結束后回國。但他回國的主要動因，是完成密那氏的囑托。歸國前的一九七八年一月二十九日，他致信另一位參加運動的華人邵嘉猷，談及譯著在印度出版困難：“諸人于此——Chinese section（華文部），向例無有興趣。”同年四月二十日，他致信中國大使館，稱自己之所以不懼“回國而煢獨無依”，旨在出版阿羅頻多和母親著作：“誠欲假此桑榆景光，付之棗梨剞劂，自謂其身可棄，其書可傳。”金克木也對揚之水稱：“徐要求回國的事……他提的條件就是要在國內出書。經研究后，同意接受。”

徐梵澄回國后出版的著作，主要是阿羅頻多和密那氏著作。而他譯《五十奧義書》和《薄伽梵歌》，也以阿羅頻多思想為圭臬，屬于阿羅頻多學派“勢力范圍”。饒宗頤即指出：“后來他翻譯《奧義書》，用的是阿羅頻多（印度一個地區的小型教主）的思想去解釋，其實是不符合印度人那一套人生理論的。”他還拜托揚之水幫忙出版阿羅頻多語錄《周天集》，稱“聯系了幾處（包括香港、新加坡），都碰了釘子”（一九八七年十一月十八日。香港地區和新加坡均有阿羅頻多學會，徐先生“碰了釘子”，或是密那氏去世后，運動出現資金困難）。實際上，他在印度出版《母親的話》，也是自己籌資。歸國后，有熱心人代他搜輯早期著作，協助出版，他并不熱心。但在歸國十八年后、年近九十時，他還在為《母親的話》出版奔走，作序贊美密那氏“超凡入圣”，“由凡人而臻圣境成圣道”，臨終猶在校《薄伽梵歌論》的最后清樣。

徐梵澄此舉，在中國人看來是知恩圖報；但更主要的原因，還是他自視為門徒，要竭盡全力。法國門徒薩特普雷姆也如此，密那氏死后，他擬整理全部《母親談話錄》出版，被修道院高層所阻，一九七八年憤而離去（徐梵澄同在此年離開），獨自整理《母親談話錄》完畢，才覺得“我事已畢”，從容辭世。兩人所為是非常相似的。

三、阿羅頻多思想之東傳

徐梵澄早年以譯尼采著稱，阿羅頻多受尼采影響極大，密那氏選他來譯阿羅頻多極有眼光。不過，他譯尼采與譯阿羅頻多，性質不同：譯尼采，是生計考慮和魯迅督促；譯阿羅頻多，卻是門徒使命和運動熱忱。

徐梵澄的思想，經歷過一個從佛教到阿羅頻多派的轉向。他早年主儒家，親佛教，去印度講授佛學前，還寫詩稱“儒釋待評量”（《飛印度講學留別諸友》其一）。后入修道院，親證其學，心悅誠服，最后投入運動。其他門徒也有類似情況。比如，日裔美國人阿米瑞（Amrit）因為是日本移民，“二戰”期間被美國政府拘禁于集中營，從小對人間不平痛心疾首，長大后加入基督教，投身民權運動，但始終不能解脫，轉投禪僧鈴木俊隆皈依禪宗，還是無法解脫，又從日本轉赴印度，最終加入運動。只不過，徐梵澄是從禪宗到阿羅頻多，阿米瑞是從基督教到禪宗再到阿羅頻多。

徐梵澄回國后，因老友馮至督促，讀了一批馬恩著作，寫下如下一段筆記：“阿羅頻多，由馬克思唯物論觀點如何或能否容納？”原來，阿羅頻多視“精神”為本體，反對唯物論，跟馬恩有距離，讓他頗苦惱。不過，阿羅頻多雖然批評科學，卻不否定，只是要調和它與“精神”的關系。故徐梵澄最后也接受了唯物論，致信陸灝稱阿羅頻多“亦與唯物論無所抵牾，可以并行不悖”（一九九四年四月）。有時甚至以唯物主義者自居，如致信揚之水稱“我是唯物史觀的”（一九八七年五月十日）。

但他最服膺的，還是阿羅頻多。一九八三年七月二十七日，他為商務印書館撰阿羅頻多《神圣人生論》簡介，稱阿羅頻多不但超越印度教巨擘商羯羅、佛教諸高僧，而且超越近代歐美的康德、叔本華、弗洛伊德等諸家，只有柏拉圖可堪伯仲，“蓋其欲起沉淪之學術，救印度之衰頹，用力至深且遠”。這個評價，連阿羅頻多也不會接受（他對康德推崇備至）。徐梵澄一生謙遜內斂，不作虛言，此話發自肺腑。其實，這類想法在阿羅頻多門徒里不罕見，薩特普雷姆即認為母親如達爾文、愛因斯坦，“是人類秘密的發現者”。

阿羅頻多雖然胸襟開闊，但也有自己的思想體系，否則不可能自成一派，故門徒也都是以阿羅頻多思想為圭臬的。徐梵澄也如此，他最重要的兩部學術著述《孔學古微》和《陸王學述》，都以阿羅頻多思想為基礎來重釋儒家，其實是阿羅頻多思想的中國化。《孔學古微》（一九六〇）是他以阿羅頻多重釋儒家的最初嘗試，稱儒家的“仁”即超越個體的“精神之愛”（psychic love），即印度教“大梵之愛”，“君子”則是阿羅頻多所說的“超人”。三十三年后，又撰《陸王學述——一系精神哲學》（一九九三），選擇陸王心學為切入口，“聯系中國的理學于印度的瑜伽了，將二者融合，溝通”，“意在雙攝近代哲學與宗教原理而重建中國的精神哲學”，但以阿羅頻多學派為本位。對此，他并不諱言：

鄙人之所以提倡陸、王者，以其與阿羅頻多之學多有契合之處。

徐梵澄被稱為“當代玄奘”，兩者確有一定可比性：玄奘是佛教徒，傳播了佛教；他是印度教阿羅頻多學派門徒，傳播了阿羅頻多思想。國人之所以知道阿羅頻多，并有較深了解，皆得益于徐梵澄，修道院亦明確將其列為阿羅頻多門徒。近代以來，中國學者往各國留學，成為各國學術大師之門徒者，為數不少；徐梵澄的不尋常，在他加入了一個融匯宗教、哲學及靈修于一體的運動，在其組織中生活二十七年，參與成長，見證發展，竭盡全力，譯述其著，促其東傳，不能不說是一個特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