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祺夏安》是青年作家杜梨的首部散文集。在這本書里，“冬宮”（頤和園）工作經歷的人和事、“核三代”家史和成長經歷，以及諸多豐富又獨特的際遇，都成為杜梨書寫的對象。初讀《春祺夏安》，作家的別樣經歷與人生體驗，常常使我想到那句源自蘭波、后因昆德拉引用而廣為流傳的“生活在別處”，促使我產生了一種對“他者的生活”的懷想。事實上，我們總是對別樣的生活心向往之，并且愿意以此作為參照，來觀照自己的生命經驗和人生選擇。

對于更多人來說，“冬宮”的價值既在于它承載著深厚的歷史文化，也在于它與現代生活在風格和氣質上的殊異。正是這種殊異，它被賦予了更多審美屬性。作為與現代城市空間差異鮮明的古典和自然的空間，“冬宮”輕易就能引起我們對古典情調的美學想象。尤其是身在“現代性的焦慮”中，那些有著歷史縱深感和文化底蘊，同時又與現代社會氣質迥異的地方，或許更容易成為我們想象中“他者的生活”。杜梨在書中多篇文章寫到幽暗的“香香閣”的冷，其特殊意味在于，提供了一種在日常生活中少有的陌生體驗和感官體驗，也成為一種感受“別樣的生活”的路徑。

如果只有這些，對這部作品的理解就過于浮光掠影，對于“他者的生活”的理解和想象就會流于淺表。杜梨所寫的“冬宮”當然是一片具有前現代意蘊的審美空間，同時更是一個深度內在于現代社會運行邏輯的空間場域。杜梨在寫作中呈現了“別樣的生活”的多個層次：如果說與覆滿灰塵的歷史相接近、與現代生活相疏離的表象是一個層次的話，那么另一個層次則是這種表面的意趣之外的生活的庸常、瑣碎和凌亂。

杜梨還寫了“冬宮”里年輕人的際遇。在外面的人看來，“冬宮”或許是一片精神休憩、感受古典與自然意蘊的空間，但對于園中的“打工人”來說，審美屬性卻不足為道。在這里工作的年輕人，有的是名校畢業的高學歷人才，有的才華過人，有的有豐富的人生閱歷，但他們殊途同歸，成為一起在“冬宮”賣票的員工。當代社會的價值觀無孔不入地滲透在社會的各個角落，也同樣滲透在“冬宮”這片看似和現代生活相距遙遠的地方。諸多為了有份穩定工作的年輕人，在體制化的工作中離現實越來越近、離理想越來越遠。

年輕人在“冬宮”真實的生存狀態在杜梨筆下顯影，成為“他者的生活”更加真實的面向。這個看似“異質”的領域，卻與我們此處的生活有著同構的一面，同樣是北京這個巨型城市中現代秩序的微觀組件，是時代大環境中的一個小小縮影。在某種意義上，“冬宮”在杜梨筆下成為了具有癥候性的空間場域：古城北京與當代北京之間隱性的碰撞與交鋒在這里被凸顯出來。作為古城的北京背負著漫長厚重的歷史，而作為當代大都市的北京又被急速發展和擴張的“現代性”入侵和擠壓。“冬宮”無疑是北京歷史的標志性元素，但當代的制度、生活及當代人思維和行為方式、情感結構又滲透到這里——甚至，在某種意義上，我們對古典和歷史的審美情致，同樣是作為“當代”的他者建立起來的，用于想象“別樣的生活”。身在 “冬宮”的杜梨，可以深度感知到它的歷史屬性和當代性的碰撞和交鋒。

在這個意義上，杜梨的書寫呈現了“生活在別處”更復雜的維度，她如此真實、坦誠地記錄“別處的生活”的多個層次，讓我們看到了一種既觸碰歷史又活在當下、既在審美狀態中又深深感觸現實的痛感狀態。

對于杜梨來說，更重要的不是她并不渲染那些表面、景觀化的古典情調，而是真誠地對經驗進行記錄和呈現，即便“北京青年作家”“核三代”“頤和園”等一系列標簽成為我們簡單理解和想象杜梨生活的符號，但杜梨的寫作并沒有因此而被簡化，她拒絕為符合某種簡化的情調而寫作，而是忠實于自己的經驗和感受，呈現個人經歷，展露“別處的生活”的復雜和多重面貌。值得一提的是，杜梨的寫作在展現“冬宮”審美意蘊和表達當代生活困境的兩個維度中來回游走，似乎完成了互相的駁詰和消解：現實感使古典審美被消解，而古典審美又為生活的痛感找到一個溫和出口。這些也不禁引人追問，“好的生活”應該是什么樣的？

杜梨的獨特性還體現在她的風格上，她具有鮮明的個人風格和辨識度。今天文學界的“青年寫作”有某種整體性傾向，那就是“向內寫作”的盛行與文學技術的經營。青年作家們更鐘情于書寫幽微的內心，對于自身與廣闊世界的深層關聯往往很少充分展開，當今時代的圖景在諸多青年作家那里往往是缺席的。杜梨是一個充分向外部世界敞開的作者，她切實書寫生活，使我們看到“我”和時代的變遷，“我”的際遇和更廣闊的“他們”的際遇之間的關聯，“我”的個人經驗和北京之間的關聯。現實感以及對現實世界的敏銳觸感，成為杜梨寫作的可貴品質。而且，杜梨的文字向來不過度裝飾和雕琢，她不依賴繁復的修辭技術與曲折幽微的敘述技巧，這使得她的寫作極具“當下性”，把記憶、現實、情緒、歷史、知識融匯到一起，把觀照生活、觀照自我和觀察世界的直覺傾注到寫作中，讓我們感受到撲面而來的生活氣息，觸及當代社會生活中具有普遍性的生命體驗。

（作者系魯迅文學院教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