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學勤先生一生最喜歡的事情就是讀書，最不喜歡的是浪費時間。

李學勤先生的母親在他很小的時候就教會他識字。當時的李先生家住在北京靠東城墻的一個四合院，一院一戶人家，家里沒有兄弟姐妹和其他玩伴，孤單的李先生在四五歲的時候就開始看當時出版的《民間故事》等書。上小學以后，他喜歡去逛書攤和書店，看書買書，離家比較近的王府井東安市場成為他時時光顧的地方。當時的東安市場西部“丹桂商場”部分，有古書店、洋書店（中原書店），也有許多書攤；“丹桂商場”東側有一條狹窄的胡同，書攤密密麻麻，書價也會便宜不少。李先生沒有什么錢，買不起新書，只能去買舊書看，看完又賣掉，換購沒讀過的其他舊書。有時為了湊錢買書，李先生就干脆不吃早飯甚至午飯，用節省下來的錢購書。東安市場各書店、書攤的主人都認識他，親切地稱他為“李學生”。在東安市場的舊書店、舊書攤這里，李學勤先生徜徉在知識的海洋中，博覽群書，獲得了無窮的求知樂趣。他后來曾深情地回憶說：“舊書店、舊書攤猶如開放的大型圖書館，涵泳其中，真是收益無限。許多店、攤的主人很有知識，看你要找哪一類書刊，能連類而及，向你推薦許許多多，絕不是收錢、開發票完事。我讀書、藏書，得到他們很大幫助。”（《我心目 中的古舊書業和中國書店》）由于李先生對這些書店、書攤感情很深，有一年春節，他竟然忘了店鋪都已停業休息，又信步走進“丹桂商場”，抬頭看見所有店攤統統上板，竟然悲傷不已。

圖書薈萃的琉璃廠和隆福寺，李學勤先生有時也去，但因為距離較遠，去的次數會少些。當時的北京交通不便，囊中羞澀的李先生要去這些地方，每次只能步行前往。要從位于東城的家中步行去琉璃廠，是一件很辛苦的事情，因此，他每次前去，都下好決心，一定要逛遍這里的全部書店。于是，他往往是從西琉璃廠商務印書館的書店開始，逐家參觀，穿過東琉璃廠，到楊梅竹斜街的中華書局的書店為止。每次逛琉璃廠書店的過程都不亞于一次長途跋涉，把他累得筋疲力盡，但是翻閱圖書給他所帶來的愉悅又使得這種艱苦的旅程充滿了快樂和回憶。

家里沒有人指導年幼的李學勤先生讀書，所以他什么書都看。小學三年級時，他和一位同桌（后成為著名詩人）相約去市場買書，那位同學買了一冊作文書，李先生則是買了一本講養兔方法的書。長期的泛觀博覽使他具備了淵博的學識，被人們譽為是百科全書式的學者。

在李學勤先生小時候所讀的圖書中，《科學畫報》是他最喜歡、也是他每期必看的一種。

《科學畫報》創刊于1933年，是我國歷史最悠久的綜合性科普期刊，創辦人是中國科學社的盧于道及其夫人盧邵瀞容等人。《科學畫報》倡導科學普及民眾，以通俗生動的語言、圖文并茂的形式來介紹最新科技知識，普及科學技術，對提高廣大群眾的科學水平，啟發青年愛好科學、投身科學事業起了很大的作用。

據李學勤先生回憶，他在七歲的時候看到了《科學畫報》，一讀之后就著了迷，于是書攤上出售的《科學畫報》，他是每期必買。有一次他的乳牙蛀壞了，醫生要拔牙，他嚇得大哭不止，后來他父親哄他，說會給買《科學畫報》，李先生一聽，馬上就收淚不哭了，于是安心接受了手術。

李先生不僅按期購讀《科學畫報》，還把過去出版的各期也費盡心力全部加以搜集。其中創刊號的那一本，在北方極難找到，一直未能如愿獲得。后來東安市場一位名叫劉珣的書攤老板偶然看到，他知道這是李先生朝思暮想的書，遂無償送給了李先生，對此李先生一生都十分感念。

經過日積月累，到上中學時，李先生所攢下的《科學畫報》已經有一大摞，堆在地上大概有一米多高。這些《科學畫報》，他不知道讀過多少次，可以說是每頁都仔細看過。甚至連書中最枯燥的、介紹植物病害的《植病叢談》欄目，他也都認真全部讀完。這些閱讀大大擴展了他的知識基礎。李先生經常對我們說，他對自然科學的很多知識，都是從《科學畫報》中獲得的，實在是受益匪淺。可惜到了20世紀50年代后，由于生活的變遷，這些《科學畫報》沒有能夠一直收藏，成為他一直引為遺憾的一件事。

李先生對于學習的執著與投入，在他閱讀理論著作、提高自己理論素養方面也得到充分的展現。

自1954年起，李學勤先生到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工作，作為著名史學家侯外廬先生的助手，參與《中國思想史》等書的編寫。侯外廬先生認為，每一個人在各方面的發展不會很平衡，總有一個方面特別需要加強，這個弱項同時也就是他的“生長點”，一旦把這個短板補齊，就會對其未來的發展起到重要作用。李先生當時把主要的精力用在研究甲骨文、金文等出土文獻上面，在理論方面不免有所忽視，于是侯外廬先生多次告誡年輕的李先生，他的“生長點”（即需要加強學習的地方）在于理論。在侯外廬先生的提醒下，李先生認識到學習理論的必要性，下決心一定要把這一“生長點”補齊。他曾經有幾段時間把別的書籍都擱起來，專心集中學習經典著作，彌補自己的短處。在1961年到1963年間，李先生曾用了三年左右的時間，集中進行經典理論的學習。當時由于工作需要，李先生特別關注馬克思等人有關“亞細亞生產方式”的論述，由于這個問題與古代研究有密切的關系，李先生于是把馬恩經典著作中的有關部分全都找來閱讀，并廣泛查閱中外學者有關這個問題的成果。當時《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譯本尚未出齊，有些舊譯本存在個別不準確處，為了徹底弄清有關問題，李先生還專門去學習德語，閱讀德文原版的馬恩著作。經過三年的努力，李先生最后全面掌握了有關的理論體系與研究成果。

由于李學勤先生的勤學，他具有了很多研究考古學、古文字學、古文獻學的學者所不具備的理論素養和造詣，因此他的眼界就往往比許多學者更為高遠，所研究問題的結論自然也就更為深刻。他多次指出，理論能夠指引我們的方向，開拓我們的眼界。我們具體研究一個問題，一件文物，目的似乎是狹小的，但不能沒有正確的方向，不能沒有廣闊的眼界。要把理論、材料、眼界三方面的修養結合在一起，學術研究才能有所進步。

李學勤先生不僅熟悉中國的各種文獻，他還精通多門外語，這也使他的研究工作如虎添翼，而且具備了世界性的眼光。他曾引用了一句英文俗語“一些的一切，一切的一些”（Something about Everything and Everything about Something）來說明自己的治學體會。“一些的一切”即學什么東西應對這個領域已有的一切都懂；“一切的一些”即對其他領域的知識也都應懂一些。他的一生，就是按照這樣的思路來規劃自己的研究工作。

正是由于一生勤學，涉獵廣泛，見識深邃，具有寬廣的國際學術視野和高度的理論創新精神，李學勤先生在甲骨學、青銅器、簡帛學、學術史、古代文明等領域的研究不僅在微觀上取得了眾多的成果，還在宏觀上提出了“重新估價中國古代文明”“走出疑古時代”等學術主張，倡導開展比較考古學和比較文明史研究、國際漢學研究和重寫學術史，這些學術主張在學術界產生了廣泛而深遠的影響，為中國學術事業留下了寶貴的文化遺產和精神財富。

這就是李學勤先生，他一生都勤于看書、買書，后來又勤于寫書、教書，書籍可以說貫穿了他生命的始終。如今他自己也被寫進了書里，成為激勵后人勤于治學、勇攀高峰的楷模。

（作者系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副主任、教授。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的價值挖掘與傳承傳播研究”［20&ZD309］階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