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斯奮

中華讀書報：您對古典文學研究頗深，曾出版了《嶺南三家詩選》《黃節詩選》《蘇曼殊詩箋注》《陳寅恪晚年詩文及其他》等著作，對于古典文學的愛好始自什么？

劉斯奮：我出生于一個文化家庭，受父母的熏陶影響，從幼年起就大量誦習古典詩詞，不僅背誦而且創作。十六七歲就掌握了各種詩詞格律，而且能寫得很像樣了。例如有一首《觀沼氣發電有感》，是我十六歲的作品：“江湖浪跡任消磨，一旦逢春意氣多。愿化明珠三萬斛，直教流影亂星河。”即使在“文革”那樣嚴酷的歲月里，我與一班密友私下仍舊堅持閱讀、創作和交流。到了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我又致力于古典詩詞的注釋，先后出版了《嶺南三家詩選》《蘇曼殊詩箋注》《黃節詩選》《梁啟超詩文選》《唐宋詩詞彩圖辭典》《白話詩譯宋四家詞選》等七八種本子。這樣一種研讀經歷，當然還加上后來對傳統典籍的全面的涉獵，使我獲得了對中國傳統文化的精神比較深入的理解，打下了比較堅實的基礎。

中華讀書報：能否具體談談您的求學情況？

劉斯奮：就我而言，主要是集中從三個方面下工夫：一是通過古典詩詞入手，把握中國傳統文化。中國歷來有詩國之稱。從古至今兩千多年間，由于民眾的喜好，加上統治者的大力提倡，甚至一度實行“以詩取士”，詩歌的作者之眾，留下的作品數量之多，在全世界都是首屈一指的。光是成書于清代的《全唐詩》，就收入了49000多首，作者2200余人，而且還遠不是全部。上世紀中葉成書的《全宋詞》則共計輯兩宋詞人1300余家，詞作約兩萬首。如果把其他朝代的都算到一起，那真是不得了。

這多如恒河沙數的詩詞作品，就作者身份而言，上至帝王，下及各級官吏、文人墨客、和尚道士、市井游民，甚至青樓歌妓，各個階層都有；而就內容而言，舉凡政治、經濟、軍事、哲學、歷史、地理、交通、風土人情、天災人禍、藝術、愛情、勞動等等，真是包羅萬象，無所不備。就表現方式而言，記事、抒情、述志、議論都有。特別是：這些詩歌作者的主體，屬于當時的知識階層。他們飽讀詩書，四書五經一類的典籍，對他們來說是爛熟于胸。中國傳統的價值觀、人生觀、道德觀、思想方法、審美觀念已經深入他們的骨髓，并隨時隨地滲透溶化在他們的作品之中。后人通過閱讀，就可以了解到當時社會的方方面面，感受到當時人們的喜怒哀樂、價值取舍。可以說，這些古典詩歌本身就是一部傳統文化的百科全書。加上它是文學作品，是靠藝術形象和情感抒發來進入人的心靈的。音韻鏗鏘，朗朗上口，易誦易記。也更易于接受。

中華讀書報：從古典詩歌入手，應當是進入中國傳統文化的一條捷徑。那么另兩方面呢？

劉斯奮：第二個方面是對歷史的了解和把握。歷史是中華文化的主體，也是古代詩人們的生活依托。對古典詩詞的熱愛，使我對于歷史、特別是中國歷史也產生了濃厚的興趣。我是把古代的史籍和當代的史學研究結合起來讀的。年輕時印象最深的當屬范文瀾的《中國通史簡編》。因為著者運用史論結合的寫法，不僅介紹了史實，還站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加入了自己的評判，顯示出一種思想的高度，每每給人以意外的啟發。很大程度增加了此書的趣味。當然，隨著年事日長，我也讀得更多，直到中國乃至世界的歷史有更全面的了解。毫無疑問，所謂歷史，是人類為了求得生存與繁殖的權利，與大自然、與人類自身進行不斷斗爭的百科全書式的記錄，它能夠為我們提供無數的經驗和智慧。這對于我們認識世界、把握人生，乃至從事各種工作，都是必不可少、極其寶貴的。

第三，是思想方法的確立。一個人的思想洞察力固然有天賦的因素，但后天思想方法的訓練和確立更加重要。只有掌握一種經過實踐反復驗證的、科學的思想方法，才能摒除紛繁復雜的表象干擾，進行層層剖析和嚴密的論證，形成堅實的結論。就我個人來說，我信服的是馬克思主義。作為入門的引導，我在大學學習期間，曾經十分認真地鉆研過毛澤東的《矛盾論》和《實踐論》。

中華讀書報：您是如何理解馬克思主義的？

劉斯奮：我覺得馬克思主義的思想方法：歷史唯物主義、辯證唯物主義，在人類活動的三維空間中，是把握事物本質的唯一正確的思想方法。其與《周易》對于宇宙的變易認知，與中國傳統的“衣食足，知榮辱；倉廩實，知禮節”的唯物主張，以及“不患寡而患不均”民眾訴求是相通的。近現代以來，中國人幾經求索，馬克思主義最終被共產黨人接受，并成功運用于中國革命，就是一個絕好的證明。其思想指導地位也由此確立。離開了馬克思主義的思想方法，對世界事物就無法透徹認識，只能流于就事論事，就現象談現象。盡管旁征博引，看似高深莫測，卻始終是鈍刀子割肉，割不出血來的。相反，根據我數十年的經驗，有了正確的思想方法，就能夠在海量的、哪怕碎片化的閱讀過程中，把有用的部分鑒別出來，提取出來，重新組合成新的認知和結論；同時也就能在十頁八頁之內，分辨出哪些書值得讀，哪些書不值得讀，不再為之浪費時間。

古典詩詞、史學修養和思想方法，是我幾十年來為文問學的三根支柱，如果說，還取得一些成績的話，這三根支柱起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中華讀書報：您的長篇小說《白門柳》獲第四屆茅盾文學獎，寫作時是否經常從書中或者您剛才提到的“支柱”中尋找力量？

劉斯奮：在我創作長篇小說《白門柳》時，能夠運用現實主義的創作方法，力求做到為歷史傳真。在進行藝術創造的同時，做到從歷史事件到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乃至人物言行，都經過考證，有其出處和依據。尤其重要的是，它引導我致力于歷史本質的進步，把揭示中國早期民主思想的產生歷程，作為小說的思想制高點。從而實現了對傳統的朝代興亡觀、傳統的小人君子觀和被美化的傳統才子佳人觀的全面突破。與此同時，《白門柳》在審美方面，還憑借我對古典詩詞的修養，使作品從有場景氣氛的營造到文字的表達，都始終洋溢著傳統文化之美，充盈著含蓄內斂，溫厚沉著的中國傳統審美氣息。

中華讀書報：能回顧一下上世紀80年代中期您參與的關于陳寅恪晚年詩文論戰嗎？

劉斯奮：我在論戰中也是運用馬克思主義的思想方法，始終抓住主要矛盾，直指對方的要害是學術其表，政治其里；并憑借對詩詞創作規律的深刻理解和把握，對陳先生晚年詩文進行抽絲剝繭式的剖析，使對方無從辯解而最終高掛免戰牌。這場論戰也因此被學界認為是新時期具有標識意義的典型案例。

也是基于同樣的能力，使我得以對“墓門深更阻侯門”這件糾纏百年的文化公案，做出令人信服的析證。

甚至我從事書畫創作，綜合的文化素養也發揮了很大作用。使我的作品盡管不師古人，自成面目，但仍舊散發出濃厚的傳統文化氣息。被譽為當代文人畫代表。

中華讀書報：您和林崗出版了《走出鴉片戰爭陰影：文化自信對話錄》（花城出版社），為什么會有這樣一本對話錄？

劉斯奮：今年，我與林崗先生合作出版了《走出鴉片戰爭陰影：文化自信對話錄》。這場對話的緣起是我寫了一篇兩千多字的《從三教合流到四學融通——文化自信的一點思考》，發表在《中國社會科學報》上，也引起一些關注。但仍意猶未盡。有一次與林崗談起，覺得不妨就為這個話題做一場對談，談得寬一些、豐富多樣一些。難得林崗當即表示有興趣。于是就談起來。當時疫情還未結束，開始時是面對面談，后來改為通過電腦在線上談。談完一個題目再想下一個。最后把錄音整理成文。我們的宗旨是：徹底打破目前通行的論文寫作程式，堅持“大道至簡”，要言不煩。盡量用日常口語來解說學術問題，同時抓住要點，突出新意和創見。力求做到雅俗共賞，普通人都能看得明白。此書出版兩個月后即增印，“豆瓣”評分是9.3分。從專業人士和一般讀者的反應來看達到了這一目的。

中華讀書報：如果有機會見到一位作家或學者，在世的或已故的，您想見到誰？

劉斯奮：很抱歉，我無法回答。事實上古今中外，無論是誰，只要有出色成就，能給我以陶冶、啟發和幫助的，我都想見面求教。當然，古人已矣，想見也不可能，至于來者，有幸生于太平盛世，正是高才輩出之時，肯定隨時隨地都有握手言歡，尊酒論文的機會，不至于像當年陳子昂登上幽州臺那樣，“獨愴然而涕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