塞巴斯蒂安·巴里

塞巴斯蒂安·巴里，代表了當代愛爾蘭文學的新境界。我將其稱為“歷史性抒情”，現實主義中的印象主義。他承襲喬伊斯以來的偉大傳統，如早期詩意深沉，以及后期對時空結構的心理主義重塑。更重要的是，他看似用一種“愛爾蘭的地域目光”，卻實現了世界主義的關切。可以說，其小說的歷史視角，奠基在當代性經驗之上，民族故事又通往人類命運，形成對話互文。愛爾蘭的命運也映現世界史的曲折轉向。由于兼具詩人和劇作家身份，巴里在小說語言上別具一格。我甚至納罕，一種優美的控訴、詩意的反諷如何與悖謬融合在一起。《臨時紳士》《絕密手稿》《在迦南的那一邊》《漫漫長路》《長日無盡》五部曲，重構了關于愛爾蘭的生存圖景、生活世界。它們不僅指向愛爾蘭民族何以如此的“歷史來路”，還意欲探尋愛爾蘭人“何以為家”的精神復歸。

某種程度上，巴里賦予小說彌爾頓式的史詩氣質：在失樂與復樂、遠行與回歸的大主題里，找到了結構性張力。《長日無盡》中，愛爾蘭人因大饑荒逃離故土，被迫重尋“樂園”。這是另一版本的《出埃及記》。為了活下去，他們當勞工，做各種苦力。作家揭示了一種盲目的生存意志，人物不知為何而戰，即被卷入戰爭喪命。幸存是唯一的主題，約翰和托馬斯，躲過饑荒，漂泊流浪，為了生計投身美國的幾次戰爭。而小說看似的圓滿結局，卻是對歷史的反諷，樂園的復歸是有代價的。托馬斯和湯姆參與了罪惡、兇殘與不義的戰爭。他們并不無辜，他們也是共謀。作家對此曾經說過，“一個真正的國家也必須承認自己的一部分是兇殘的、危險的、極不文明的”。

對生命的沉思與把握

《臨時紳士》是巴里第三部關于麥克納爾蒂家族的小說。此作書寫二戰后，人物在時間和空間上的雙重異位，乃是此在對異在的回望與叩問。一邊是杰克滯留非洲，在黃金海岸對家園妻兒的遙望（地理性遠隔）；另一邊是這位又老又禿的前少校，對戰前那段婚前羅曼史的遺夢式書寫（時間性追懷）。如此，時空被融化、穿插且拓撲，它在文本中實現了內向性綿延。這近于伍爾夫《到燈塔去》所構建的某種象征時空，亡妻成為情感自由聯想的托寓。這是浪漫而深具印象主義的詩性。在巴里筆下，民族命運與地域書寫，總是于私人隱秘情感中得以感應。他寫非洲殖民，愛爾蘭獨立以及對英國國王、戰爭時局之看法，全是一星半點，卻時隱時現，潛藏在人物情緒中。

這種史詩性像是被賦予了柔板處理，喬裝成牧歌和挽歌的樣子。事實上，作家對歷史性的理解，永遠基于現時性之上。它是生命的沉思把握，無意識參與。換言之，作家的“歷史直覺”永遠先于“歷史省思”。正如杰克也不曉得他為何要滯留在海外殖民地。甚至，他被視為不受歡迎的危險分子。表面看，他的回憶錄寫作，延宕了歸國。實際上，他只是處于情感荒原、精神斷崖，講述無法回歸的故事。并非所有人，都能像奧德賽一樣，有妻子在家園，留守一張床，等著你歸來。杰克對妻子曼，唯有一生愧疚。

何謂“臨時紳士”？小說中，杰克作為拆彈部隊的軍官，培訓傳授技術經驗，他必須發揮騎士精神，把危險留給自己。這種自嘲稱謂，放在家庭生活中審視，就是充當“臨時丈夫”。杰克反復派駐、出征，在殖民地、前線和家庭之間動蕩流轉，妻子逐漸成為一種符號性期待。作家始終探尋人物的精神困境，我稱為——在強烈的愛欲渴望與痛苦的“愛欲無能”之間掙扎。杰克眼里，曼停留在校園邂逅時的樣子是最耀眼的：驕傲自信，才藝卓群，魅力誘人，似乎她可以永續如此。整部小說都是在宣示愛慕，確證忠心——他愛她。然而，他缺乏相守的能量，無法挽救曼的危機。這正如凝視燈塔，卻無力守塔，眼看著，她熄滅了。

小說中的愛戀，似乎有種決定、先驗和超越論色彩。這表述理想之愛的形態，跨越家世與階層，如命定天選，一見傾心。眩暈的刺目之美，絕塵所罕。“她的影子倒映在那片有名的懸鈴木下，她穿著潔白的襯衫，柔軟的胸脯在襯衫里微微起伏，走在灌木叢中就像是一塊明亮的盾牌”。這類“純美”形象，如從羅馬雕像和名畫走出，是理念之美。男性人物的逐愛之旅，即是賦予這種美以肉感、生活和欲望，拉入世間。當然，它也會拉入不幸。

曼的幾次危機使小說有了結構性轉變。你完全可從心理機制、病理角度看待她的崩潰。這或許能給出情節闡釋、事件分析的邏輯線條。曼的父母相繼離世，原本優越的原生家庭驟然消逝。小說出現了“力量真空”。柯萬先生反對女兒和杰克戀愛的力量，瞬間消除了。同時，家庭對曼的情感支撐也蕩然無存。杰克試圖用一場新婚去對沖，代償這種缺失，以男女之愛順勢填補。這潛在觸發曼的恐婚焦慮。作家描述環境性的依戀情結，對精神的奠基影響與決定力量。曼在新婚當天就意欲重返父母老宅即是說明。

“臨時性”成為悲劇性的源泉。杰克帶妻子駐扎北非殖民地，實質乃不適之地。曼因為懷孕提前返回，從此拉開夫妻分隔序幕。故事轉向在于杰克迷戀賭馬，抵押妻子的父母老宅，花光積蓄。這意味曼的精神故園也徹底幻滅，被迫遷往“臨時居所”，之后是二人漫長冷戰。巴里用很多筆墨去維系生活的表象，就像杰克試圖挽回，看似會和解恢復，但暗流卻被壓抑：曼經歷產后抑郁、友人離世、第三個孩子夭折的累積創傷，酗酒暴躁，甚至想“謀殺”胎兒。作家如同無能為力的神父，杰克作為回憶的敘述者，有了這種功能——能做的只是懺悔與禱告。反諷的是，這種敘述卻有自我美化的濾鏡，言不由衷，它大約只是故事的影子。換言之，妻子只作為愛欲對象被凝視，她從未獲得一種主體性。

這很容易讓人聯想《洛麗塔》的形式結構：一個鰥夫的自白。作為讀者的陪審團，會不經意產生情感傾向與價值判斷。這是敘事有趣的地方。如果說納博科夫向我們提出，是否存在“純真的變態”，巴里則在問，是否有“深情的渣男”。看似悖謬的異質性，并不妨礙共存的真實。從總體性看，其小說都指向人物的精神危機，它是時代危機，戰爭創傷的內化與殊化，是歷史語境與個人命運的統一。書寫歷史時，也如同追述家庭與愛人，充滿著自我催眠，壓抑掩飾與自我感動。

歷史的回述與人物命運

《絕密手稿》與《臨時紳士》有人物的貫穿交集：杰克是《絕密手稿》中蘿珊的姐夫。但這只是淺表性的關聯。更深層的融貫，在于文本的內在結構，故事的母題情結，及敘述的情緒氛圍。甚至，兩部小說形成對位變奏與主題復現。《絕密手稿》的女主人公蘿珊在小說開端，已在精神病院待了半個多世紀。與杰克在二戰后寫關于妻子的回憶(或謂“懺悔錄”）相似，蘿珊要寫自傳回溯20世紀初斯萊戈的生活。兩部小說都套嵌了“二級文本”，實現敘事中的故事，歷史里的回述。其次，巴里善于以環境暗示照應人物命運，如杰克的父母就在精神病院干活，而曼和蘿珊，都潛在地成為“閣樓瘋女人”這個母題下的某種變體。

絕密手稿，意味故事的被壓抑與被遮蔽，它有待于浮出歷史地表。在白銀時代的俄國文學，或日本的私小說中，大量故事被偽裝成病歷、日記或回憶錄等私密文本。《絕密手稿》通過精神病醫生格林的診療過程，去探佚愛爾蘭過往——個人往事亦是歷史事件的沉積，精神病癥則是歷史創傷的遺存。以福柯的視角看，瘋癲從來就是社會歷史的構建物，蘿珊是20世紀初愛爾蘭宗教和政治斗爭的受害者。此作也延續巴里的反戰氣息和控訴情緒，他總是在個體命運的微茫無力里，把握歷史進程中混沌的相似、輪回感與總體性。《在迦南的那一邊》里，家族命運捆綁在三場戰爭里，三代人不過是“差異的重復”，都成為犧牲品。這種悲劇詛咒，莉莉·布里如同俄狄浦斯王，根本無法跳脫命運之環。

在我看來，巴里重新詮釋了“迷惘一代”，這絕不只是海明威等作家群的“專屬稱謂”，它的實質乃是時代的情緒彌漫，是任何戰爭都會造成的“神經官能癥”。《漫漫長路》對戰爭殘酷進行了日常化稀釋，對戰場生死進行了審美觀照與反諷抒情。客觀上，它構建出戰爭書寫里微觀個體化的俗常視角，這延續了《好兵帥克》消解戰爭意義、表達反戰情緒的傳統。戰壕里的士兵，對抗恐懼的方法是性與愛，與死亡相伴出現的，經常是腦海里的姑娘。士兵們參戰時大多無意識，直到陣亡也不曉得為何而死。他們罵罵咧咧，有出于對德國佬的厭惡，像憤怒的小鳥，有的把奔赴比利時作戰，當成不錯的旅行。

威利生而矮小，與父親近兩米的身材，形成夸大的反差。他作為警察署長的兒子，卻不夠做警察的身體條件，為了證明男性氣概，轉而參軍。這種志愿兵的“志愿”，從一開始就埋下隱憂。他并非勇敢無畏，有時膽怯哭泣尿褲子，但他機智還有好運氣，在敵人轟炸、毒氣瓦斯襲擊里幸存。在勝利來臨前，卻因為與德國兵對歌而暴露，被子彈擊中。這種處理顯然有所隱喻，巴里想探尋歷史和解的可能，人類共通情感能否跨越陣營？前線的愛爾蘭人，并不關心愛爾蘭當局者的動機——試圖通過參加一戰，換得戰后民族自治。愛爾蘭國內提前爆發起義，打亂了格局。士兵在與英國人戰時聯盟，卻被國內人掣肘。他們為愛爾蘭而戰，卻遭受來自國內的敵意。小說幽微反思愛爾蘭命運的紛亂根源，既無力解決前線與后方的割裂，也難以在英國與其它歐陸國家中，找到恰當的生存位置。

我們會發覺“愛爾蘭命運五部曲”潛在的連續性，一種關于時空綿延的參差對照。《絕密手稿》里有經歷愛爾蘭獨立戰爭的瘋女人；《漫漫長路》追溯到19世紀末的衰頹枯萎，20世紀時代之變，開啟一戰的歐洲風云；《臨時紳士》則延續到二戰后的創傷性迷惘；《長日無盡》里愛爾蘭男孩因為饑荒，背井離鄉，流離北美。他和朋友卷入白人移民和印第安人、美國南北戰爭以及內戰后的混戰。通過這種本土與域外兩套敘事，巴里揭示了殖民主義的虛構——關于白人中心的本位主義，對異域異己力量的排斥恐懼。這些促成了屠殺和擴張的意識基礎。這些小說也呈現出世界圖景的想象敘述，展現出集大成的創作風貌：如馬克·吐溫筆下的歷險漂流，康拉德那些航海與遠行小說。難得的是，巴里的戰爭與歷史書寫，背后都有心理小說精神分析的內源深度。在作家筆下，愛爾蘭這片地域作為敘事透視的焦點，而焦距卻被無限延展與推移，跨越了世紀與洲際，衍射出世界的共通命運，人類的共同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