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2月16日下午5點，著名詩人、翻譯家、編輯家屠岸先生在京逝世，享年94歲。獲此消息，我靜坐書房，默然良久，憶及與先生書信聯系請益的經過，找出先生題跋的《生正逢時：屠岸自述》，花幾天工夫，又重新細讀了一遍。

當年《生正逢時：屠岸自述》讀后，就讀后所想寫了一封信，連同這本書一起寄給了先生。很快，先生掛號寄回了書，并題跋簽名鈐印，信封也是先生親筆，這是我與先生聯系之始。

先生的復信

這之后淘得兩本舊書，都與人民文學出版社有關。

一本《橋隆飆》，1979年2月一版一印十萬冊，曲波著，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作者在后記中說：一九六六年五月，《橋隆飆》印成之后，尚未發(fā)行，全部被拉到幾個造紙廠去化紙漿……欣逢建國三十周年，《橋隆飆》得以出版了。

一本《六十部小說毒在哪里？》，1968年5月華南師院東方紅總部中文系《黃河》魯迅縱隊翻印，紅代會中國人民大學三紅文學戰(zhàn)團、人民文學出版社《文藝戰(zhàn)線》編輯部合編，其中提及《橋隆飆》。許覺民《風雨故舊錄》一書中有《記韋君宜》，也提及《橋隆飆》一書：“她（韋君宜）從作協(xié)到人民文學出版社時，帶來作協(xié)下屬的一些人，其中一名編輯，文化水平雖不高，卻極有能量，實際上是個隱性領導，韋君宜是很怕他的。有一次出版社印了曲波的一本長篇小說《橋隆飆》，此書印好后，那個隱性領導認為此書要銷毀，原因是主人公不服從黨的領導，有損于黨的形象。”

我想到了聯系過的先生任過該出版社主要領導，就寫信向他請教關于《橋隆飆》的出版、隱性領導及《六十部小說毒在哪里?》等與出版社有關的問題。先生幾日后就掛號回復了。四百格的藍色稿紙，滿滿兩頁。詳細地予以回復，現敬錄如下：

您提及的“文革”中出的書《六十部小說毒在哪里？》（紅代會中國人民大學三紅文學戰(zhàn)團、人民文學出版社《文藝戰(zhàn)線》編輯部合編），此書我從未見過。您應將它妥為保存，因為它是重要的史料，已成為文物。是歷史的見證。

關于曲波所著的小說《橋隆飆》，我但聞其名，未曾讀過，手頭也無此書。

我奉上級指令到人民文學出版社工作，是在一九七三年，已是“文革”后期。《橋隆飆》出版于一九六四年，它的來龍去脈，我一無所知。

許覺民寫的《記韋君宜》，提到人文社有位隱性領導，是韋從作協(xié)帶來的，文化水平不高，卻極有能量，韋反而很怕他。許當時是副社長，所說當是有根據的。只是我到社也晚，不知道有這么一位隱性領導，更不知他是誰。

我到社時是一九七三年一月，當時社里負責人是造反派起家的王致遠。他掌權。同年數月之后，嚴文井、韋君宜解脫，回社，主持工作。王靠邊，后調文化藝術出版社。他郁郁，患靜脈炎，不久病逝。王致遠是詩人，出過長篇敘事詩《胡桃坡》。有人曾把它和李季的《王貴與李香香》并列，李否定。

當年上面派到人文社來“摻沙子”的沙子，有兩類，一是來自部隊，被尊稱為“解放軍毛澤東思想宣傳隊”，簡稱“軍宣隊”；另一類來自其他單位，如總工會，被尊稱為“工人毛澤東思想宣傳隊”，簡稱“工宣隊”，也有來自團中央的，沒有特別稱號。他們都是“可靠分子”，到社里來是監(jiān)控思想，審查書稿，有“敵情”即向上匯報。他們人數很多，派駐到社里各個編輯室，有的還進入社領導班子，參加社黨委，出席社務會議和社黨委會議。我的印象中，韋君宜對他們一個也不怕，所謂隱性領導，只是一個人，也不能是一群人。

我有一篇文章《朝內大街166號》發(fā)表在《文匯報》，一時我找不到剪存，無法寄贈。

謝謝您關心人文社的事。

屠岸 二〇一四、八、二

關于隱性領導，《生正逢時：屠岸自述》一書中有敘：“文革”中有一種說法：知識分子成堆的地方如黏土板結，是水潑不進、針插不進的“王國”，因此要摻進沙子，使之松動。“沙子”往往是外單位如部隊來的革命造反派。

信紙的背面，有些許墨跡，因而在信的第二頁的左上角，先生另外用鋼筆畫了個框，里面寫了兩行字：信紙背面有墨跡，是我的重外孫女倒翻了墨水瓶所致！先生有三個子女，大女兒章建，兒子蔣宇平，小女兒章燕。先生逝世后，從小女婿沈文海的悼念文章《屠岸先生走了，卻留下最有分量的絕筆》中知道，這個重外孫女是大女兒章建的女兒張宜露所生，名鐘采彤。悼文中有一圖片，先生雙手把鐘采彤抱在懷里，小采彤頭戴著生日冠，親吻著先生的臉，先生抿著嘴，一臉喜悅，享受著天倫之樂。想象著先生在給我寫信時，小采彤在先生身旁嬉鬧，或坐在先生腿上，或站在一凳椅上，先生一邊寫信，一邊逗孩子取樂，小采彤一揮手時把墨水瓶倒翻了，先生忙著用東西擦拭信紙……

題字暖人心

這次請教之后，給先生又寫過幾次信，一次先生掛號寄來了兩幅字，箋紙上題“膽欲大而心欲細 智欲圓而行欲方”，宣紙上題“歷史進退 匹夫有責”，簽名鈐印，署書寫日期“二〇一五年七月”。先生細心，怕題詞折疊時鈐印印泥未干污損，就在鈐印處夾了紙巾。

“膽欲大”句，先生的大女兒章建提及，這是先生的母親也就是章建的奶奶屠時對他的教誨，先生說兩句格言包含了徹底的辯證哲學：膽欲大而心欲細，相當于戰(zhàn)略上藐視，戰(zhàn)術上重視；智欲圓而行欲方，相當于原則性與靈活性相結合。

“歷史進退”句，是先生的表親、著名語言學家、“漢語拼音之父”周有光先生（周是先生表哥屠模夫人周慧兼的弟弟）題贈先生的。先生說是從“國家興亡，匹夫有責”變化出來的，周先生說“顧亭林只提到一個國家，我們的眼光應該放大些，要關注到整個人類”。

每每看到這兩幅飽含先生深情、富有深遠意義的題贈，一股暖流就溫暖了我的全身。

先生為人

先生一生，一是低調、淡泊、謙和、寬容。1981年4月，時任人民文學出版社負責人韋君宜64歲，請創(chuàng)作假兩年，她推薦先生做第一副總編輯（當時有李曙光、孟偉哉及先生三位副總編輯，輪流做常務副總編輯的工作），先生力辭，說沒有能力指揮全局，組織堅持安排，先生還是接受擔任，但認為“這樣的安排是不合適的”。1983年春開始評職稱，屠岸先生當時是人民文學出版社總編輯，評正編審沒有問題，考慮其他同事，主動放棄了參評，到1986年才獲評正編審。“我心安理得，一點委屈也沒有，心里也沒有一點波動”。

還有，《生正逢時：屠岸自述》最終定稿時，先生把別人對他的一些非常實事求是的評價刪掉了，他對別人比較尖銳的評語，修改得委婉多了。“一本屠岸自述，不說二分之一，也有三分之一的篇幅‘讓’給了別人。”（《生正逢時：屠岸自述》編撰之一李晉西語）

先生說：我的精神寄托是詩歌，詩歌是我一生的追求，詩歌是我的希望。我寫詩，是為了表達真實的感情。我最討嫌虛假。一生獻給詩歌，我沒有后悔過。我沒有加入任何宗教，但詩是我的宗教，或者說藝術是我的宗教。

先生寫了一輩子詩，但是覺得自己還不夠“詩人”這個稱號。在自己的名片上印著這樣三個“頭銜”：詩愛者，詩作者，詩譯者。事實上，《中國新文學大系1949——1976詩卷》《中國百年詩歌選》《中華人民共和國五十年文學名作文庫·詩歌卷》《1949——1999中國當代文學精選·詩歌卷》等重要卷集中，都有先生詩作收入，其中《1949——1999中國當代文學精選·詩歌卷》一次收入先生《訪杜甫草堂》《牽牛花》《煙雨樓》等詩作八首。選譯的《英國歷代詩歌選》被譽為“英詩譯著的金字塔”。

二是家庭中一以貫之的言傳身教，家人之間和諧、親密、尊重。

先生教育子女，“凡是幫助過我們的人，對我們有恩的人，永遠不要忘記”。兒子宇平兩歲時，先生問他奶媽管靜珍的名字，宇平想不起來，先生大為不滿，少見的嚴肅批評。

保姆王大媽，在先生“文革”受沖擊時，竭力保護先生一家人，特別是孩子們。王大媽回鄉(xiāng)后，屠岸曾多次讓兒女們到她家鄉(xiāng)去看望。

一次宇平為趕火車去上班，順路搭乘了先生的汽車一小段路，因著急趕車沒有打招呼匆匆忙忙下車了。回家后，先生嚴肅地召開家庭會議，質問為什么不向司機師傅道謝，不懂得尊重司機師傅。

家里每個人的生日，全家人都要參加祝賀。宇平五十歲生日時，先生送他的生日賀卡上寫下一段話：“我認為家庭中父親的‘一言堂’是反民主，扼殺人性的專制，很可怕。父慈子孝，平等相待，互重人格，就是‘特殊的朋友’。”

章建五十三歲生日當天，先生送她的生日賀卡上寫著：感謝你對我無微不至的關懷和照顧，使失去了你母親的我仍然過著充實而幸福的生活。

先生認為的父子（女）關系就是父子（女）——朋友。2003年元旦，先生提議的“晨笛家庭詩會”第一次召開（以先生外孫沈晨笛的名字命名）。2005年五一，是第四十次家庭詩會，利用周末或節(jié)假日召開的詩會一直沒有中斷。詩會上分析、朗誦古今中外的詩，后以人物為單元，從胡適到魯迅、徐志摩、聞一多、艾青、田間、臧克家、濟慈……其樂融融。

“真正要譯好一首詩，只有通過譯者與作者心靈的溝通，靈魂的擁抱，兩者的合一。寫詩憑靈感，譯詩憑悟性。我是詩的戀者，無論是古典，浪漫，象征，意象；無論是中國的，外國的，只要是詩的殿堂，我就是向那里進香的朝拜者。翻譯的時候，擁抱原著的作者和作品文本，然后把它翻譯成中文。擁抱原詩，指精神上的共振，融合，把原作者的東西化為自己的”。這是先生關于詩的感悟，也是先生一生寫詩、譯詩的準則，對后來者不無借鑒、啟發(fā)意義。

今年是先生一百周年誕辰，謹以此文緬懷先生、追憶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