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州大學文學院教授、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王堯

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副院長、教授張莉

　《揚子江文學評論》副主編何同彬

青年是文學事業的未來。近年來，一批80后、90后甚至00后青年作家登上文壇，嶄露頭角；今年以來，《收獲》《中國作家》《青年文學》《作品》等文學期刊以專輯、專號等形式讓一批青年寫作者集中亮相，引起關注。圍繞青年寫作相關問題，本報記者約請王堯、張莉、何同彬3位專家學者開啟了一場圓桌談。

記者：中國新文學的誕生源于一百多年前的五四文學革命。能否請您從文學史角度，談談青年與文學的關系？

張莉：談論青年寫作，的確需要文學史意識，從歷史線索中去發掘每一代青年的“新變”。比如1915年創辦《新青年》（初名《青年雜志》）時，當時的編者就向社會發布了發刊詞《敬告青年》。這篇文章提出了很多關于世界和人生的新見解。它的作者是青年，而彼時踐行新文學觀的寫作者，同樣也是青年。換言之，中國新文學的發生與青年寫作緊密相關。在我看來，青年寫作最大的魅力應該是那種銳氣，那種“萬類霜天競自由”的勇氣，這是我們對每一代青年作家都寄予厚望的原因。

王堯：五四新文化運動也是青年運動。“新青年”這個名字太好了！我們現在講一個人喜歡文藝，還會說他是文藝青年，意思是他有理想、有情懷，是新青年。但就文化選擇而言，每個時期都有文化保守主義和文化激進主義，前者有老年也有青年，后者有青年也有老年。討論青年寫作，要注意一個問題：如何劃分寫作中的青年、中年和老年？這比社會學的劃分要復雜許多。

何同彬：百年新文學堪稱一部波瀾起伏、浩瀚博大的“青年文學史”，在轉型巨變的重要節點，青年人的文學實踐和相關社會活動都以積極向上、勇敢堅毅的姿態，為社會發展和時代進步注入強大動力。當然，青年與文學的關聯程度、表現方式，在不同時代有所不同。無論是觀照社會現實，還是圍繞文學的審美、形式所做的各種革命性、先鋒性探求，都表現出青年人、青年群體特別的精神、氣質和美學追求。

記者：今年以來，很多文學期刊、評論類刊物和出版社都創新形式，助力一批青年寫作者集中亮相，引起文壇關注。青年寫作的話題為什么能在當下文學界產生如此熱度？

王堯：對青年寫作的關注其實是中國當代文學的一個傳統。《收獲》在1987年第5期推出了“先鋒作品專號”，我們后來也稱之為“青年作家專輯”，蘇童、余華、孫甘露等那時都是青年作家。在之后的幾十年，《收獲》延續了這個傳統。很多雜志也像《收獲》一樣重視青年作家，也有很多文學批評家關注和引導青年寫作。中國當代文學制度在最初的設計中就十分看重青年作家，中國作家協會每幾年會召開“全國青年作家創作會議”。

張莉：去年我編了一本書《耘：每當有人醒來》，收錄的是北京師范大學“文學創作與批評”專業同學的作品。編輯過程中，我的強烈感受是，青年寫作者的寫作狀態非常飽滿，代表了他們對文學的熱情和渴望。這些青年面孔的集體涌入，恰恰說明我們為什么渴望新的寫作：我們渴望新的青年力量為我們的文學帶來新氣象。“新青年”不僅意味著生理年齡的年輕，更意味著文學觀念和文學審美的變革。

記者：當下的文學現場為青年作家提供了多樣化的發表渠道，海量的文學報刊、文學網站、網絡自媒體等，成為抒發青年聲音的平臺。當下有哪些表現搶眼的青年作家，創作出了具有較高辨識度的作品？

何同彬：這個問題不好回答，主要是對青年作家的整體創作把握比較有限，難免以偏概全、掛一漏萬。從我個人有限的編輯、閱讀經驗來看，我比較認可80后、90后群體中一批女性寫作者的創作，主要是小說家，像周嘉寧、孫頻、張怡微、郭爽、陳思安、張天翼、朱婧、王占黑、三三、大頭馬、蔣在、丁顏等。這里羅列的也不全面，只是我個人關注較多的一些女性小說家。相較于男作家，女作家似乎更少受到一些大的潮流、敘事和框架的影響，更忠實于個體真實的體驗和感受，而在需要直面社會問題的時候，又表現出更多的細膩和敏銳、果敢和堅持。

張莉：我馬上想到的是陳春成。他的新意和銳氣并不一定反映最新的文學觀念，而是說他能從文學史深處尋找寫作資源，給人耳目一新的感覺。近幾年我也看到很多新銳女作家的崛起，比如90后作家三三，她的寫作特別有都市氣質，特別注重描寫人物內心的流動。又比如朱婧，她的作品很多是從家庭主婦的視角或者家庭內部去寫。她不僅書寫青年成長，更以青年的狀態進入到一個更深的領域。此外還有富于全球化視野的蔣在，擅長科幻小說的王侃瑜等。總體上看，今天的90后作家已經慢慢走進讀者視野，包括丁顏、鄭在歡、葉昕昀、焦典、武茳虹、阿依努爾、王海雪、馬億等一大批年輕人。

記者：2000年后，許多高校延請著名作家到校任教，并開設創意寫作課程，設立創意寫作碩士研究生學位點。青年作家的成長納入高校培養機制，有哪些好處？又存在哪些問題？

王堯：新文化形成了新傳統，這個傳統中，很多大學教授既是學者也是作家詩人，我們可以舉出一大串名字，比如魯迅、胡適、聞一多、朱自清、俞平伯、老舍、陳夢家等，太多了。但這個傳統后來斷裂了，大家的角色因專業分工越來越單一，單一到文學教授只寫研究文章。在我的閱讀中，馮友蘭、費孝通這些學者的散文都給我震撼，他們都是文章大家。清華大學出版過一本《清華大學人文學科年譜》，里面記載了國文系的課程和任課教師，由此可知當時的文學教育。作家到大學任教是好事，可以提升文學教育質量。至于創意寫作，這一舶來品正在中國化。以前說大學不培養作家，但這不是說作家不需要教育背景。我并不反對將青年作家納入高校的培養機制中，但這個機制需要創新，教什么，誰來教，都需研判。在談這個問題時，我希望這些作家朋友不僅教創意寫作，還要承擔文學通識課，承擔中文系的文學課程。好作家不僅有好作品，也有獨特的文學觀和獨特的話語方式。這對文學教育而言，是寶貴的資源。

張莉：創意寫作專業的設置可以發掘、培養寫作人才，為他們的成長創造更好的環境，這是毫無疑問的。我觀察到，很多原本沒有寫作經驗，或者只是心懷熱愛的青年，經過3年系統學習，成為同代青年作家中的佼佼者。這個過程中，著名作家擔任導師為他們修改稿件，開改稿會，很多同學在讀期間就發表了第一篇作品，而沒有像當年沈從文、郁達夫等著名作家那樣遭遇退稿，這是好的一方面。但是，課堂上的引導無法代替創作的艱辛。師從著名導師的年輕人，也要清醒認識到——創作的苦必須自己吃，創作的彎路只能自己走。說到底，文學創作是一場馬拉松，是經年累月的孤獨的自我搏斗，需要自我心智的磨煉，這不是別人能幫忙和替代的。

記者：從文體角度看，談到青年寫作、青年作家，似乎總是離不開小說，而詩歌、散文、戲劇的聲量比較低，這是什么原因？

何同彬：小說本來就是相對“強勢”的文體，最早從晚清到民國的過渡階段就表現得很明顯了，個別時代也就只有詩歌可以與之平分秋色，這與小說這一文體承擔著更多的敘事功能、表意功能有關，它與現實生活、時代精神之間產生直接關聯的可能性、空間更大。當代文學史中，許多文學思潮，其主導文體都是小說，因為小說更好地參與了這些宏大敘事的建構和傳播。具體到當下的青年寫作，青年小說家們的“成長故事”“個體經驗”也更容易引起同時代人的共情，從受眾、傳播（IP、影視改編等）到市場的“青睞”等角度看，小說這一文體的優勢也很明顯。

王堯：如果認真考察當代文學，其實并不缺乏好的詩歌、散文和戲劇，但文學批評家關注不夠，在文學研究隊伍中，研究詩歌、散文、戲劇的學者也相對少些。大眾讀者的注意力可能也更關注小說，這從“豆瓣”上可以看出來。我們今天談古代文學，大家對李白、杜甫、蘇東坡的興趣并不亞于曹雪芹。所以，關鍵是要寫出好作品。我期待有詩歌、散文、戲劇寫作才華的青年朋友，能夠寫出好作品，也期待文學批評界多關注小說之外的創作。

記者：文學離不開生活，在您看來，當下的青年作家如何與生活產生緊密聯系，不斷探索時代的精神內核，創作出既屬于他們自己，又屬于時代的獨有美學景觀和藝術形式？

王堯：我們都在生活之中，但對寫作者而言，“在場感”是不一樣的。每個人有自己敏感的區域、細節，也有自己善于發現和描寫的“風景”。青年作家的寫作從一開始就要努力發現自己的“風景”。我一直在大學工作，是教師，是導師。但我體會到，有時候我們對青年人指導得太多了，一個人歸根結底是要在自我的內心搏斗中成長起來。我覺得，不僅對青年作家，對所有寫作者來說，他都需要有自己的個人生活。我現在讀作品，在故事中讀到生活，但較少讀到作為生活中的寫作者的“個人”，這個“個人”應該是豐富的、矛盾的、精神性的，他聯系著廣泛的思想文化背景。從生活到作品，需要思想化、審美化、形式化，這樣才能發現生活、創造生活。

張莉：我常常覺得，今天的青年人其實正在經歷以前我們從未經歷過的。他們的生活環境發生了很大變化，他們對自我的認知或對時代的認識也有獨特之處，同時，又有新的困難要面對，比如如何運用新媒體的方式與世界和他人相處等。但無論如何，每個時代的青年都有屬于那一代人必須承受的命運和選擇。我也相信他們會寫出表現自己時代經驗的作品。如果哪一天我們的青年寫作者開始擁有了自己獨特的文學之心和文學之眼，他們就會寫出不一樣的生活。

（本文配圖由郭紅松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