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作為人類一種文化傳播活動，是社會發展到某種程度的一種自覺文化追求，與社會經濟文化水平與社會開放程度等息息相關。福建自受中原文明熏染開化以來，出版業從無到有，從最初西晉的零星書肆蹣跚起步，到唐代抄書繕經的盛事，再到宋明建陽刻書的繁榮鼎盛，乃至福州、泉州、連城四堡等地書業在后期的一時之盛，既是歷代福建社會經濟發展到一定水平的產物，同時也是本省之地理形勢、移民遷徙、科舉教育、閩學思想等多種因素發生合力作用、推波助瀾的結果。

福建僻處東南一隅，開發較晚，早在周時尚屬蠻夷“荒服”之地，其文化歷史一直未納入中原王朝的主流視野與正史體系當中。其后被漢朝征服，立國92年的閩越國旋興旋滅，其土著閩越族人大部被漢武帝遷徙至江淮間，閩地早期社會與教育發展受到抑制。東漢末年，中原動亂，部分士民遷徙入閩，戶口有所增加。東吳孫氏五次用兵閩中，漢建安十二年（207年），“分東候官縣之地為建安縣”（《八閩通志》上冊）。“建安”本為漢家年號，以此立為縣名，可見此地開始受到重視。吳永安三年（260年）改設建安郡，在建甌覆船山下建全閩第一座郡城，轄領建安、建平（陽）、侯官等十縣，建安因稱閩中首郡。此后三百多年，閩地基本和平無事。而此時的中原，三國鼎峙攻伐，八王之亂，永嘉之亂，十六國之亂，侯景之亂，一直板蕩不安，人民四散流離。尤其是西晉永嘉之亂后，世家大族衣冠南渡，八族進入八閩。這是中原入閩的一次人口大遷移，直接改變了閩地的人口結構與文化生態。這期間（西晉），閩中已有大家開辦私學。而至南朝劉宋時期，晉安郡始辦官學。有了私學官學，閩中社會才有了自己的教育與文化事業，也才有以經營圖書等文化產品為業的書肆書鋪，而以生產圖書為志業的出版事業也開始起步。而這一時間，足足比中原地區晚了六百年。經過南朝一二百年的經營，閩地出版事業已基本跟上中原的步伐。

隋時，閩中三郡合一，仍為建安郡，郡治設在閩縣，說明政治中心已東移。唐取代隋后，于開元二十一年（733年）置福建經略使，此時始有“福建”之名。有唐一代三百年，中原飽受“安史之亂”與藩鎮割據之苦，但福建一直相安無事，未受太多侵擾，只于唐末經歷黃巢起義軍過境，損失不大。此一時期社會經濟發展，人口增繁，文教大興。社會上圖書需求旺盛，基本以紙寫手抄本為主，抄書之風極盛；雕版印本直至唐末五代才引入，較中原為晚。后人推測，“建安自唐為書肆所萃”（《天目琳瑯書目》續編卷二儀禮圖注語），各縣多有開設書店經營圖書。如確有其事，這些圖書可能也是從中原帶入或傳抄而來。

唐末藩鎮割據，天下分裂，五代十國，先后主宰一方。其中王審知兄弟帶領大批中原固始人入閩，并建立閩國。從率軍入閩，至閩國為南唐所滅，王氏前后主政福建約60年，先后以長樂府（今福州）、建州（今建甌）為都。王審知治閩期間，大興文治，開發福建，發展經濟，大力倡導教育，建四門學與四門義學。同時尊崇佛教，讓人廣搜典籍，以泥金銀萬余兩，繕寫四部金銀字《藏經》共二萬余卷，成為福建出版史上的一件傳奇盛事。

唐末五代時，福建閩縣與建安麻沙已出現雕版印書，此由在王審知手下擔任掌書記的徐夤“拙賦偏聞鐫印賣，惡詩親見畫圖呈”（《釣磯集》卷六《自詠十韻》）詩句可得到印證。兩宋時，福建刻書出版業空前興盛，刻書機構眾多，形成官刻、私刻、坊刻三大系統。北宋王朝崇尚文治，社會一度承平，戶口激增，文教興盛，福州成為與汴京、杭州、成都齊名的全國四大書業中心之一，尤其是刻經最負盛名。此時朱熹理學興起，對書業有推波助瀾之功，影響深遠。靖康之難后，朝廷南遷，福建出版中心轉移，建陽成為南宋全國三大出版中心之一。“建寧麻沙、崇化兩坊產書，號稱圖書之府”（祝穆《方輿勝覽》），參與雕版印書的匠戶，當以數千計，其中余、劉、蔡、黃、虞諸氏成為刻書大族。

由宋入元，蒙古族以武功開拓天下，鐵蹄所及，一直偏安的福建也未能幸免，尤其是東部沿海一帶，人民大批流亡，戶口與耕地大量減少，加上其實行的民族歧視政策，使本地經濟遭受重創。后期元廷管治稍為寬松，推崇朱子理學，并定朱熹《四書集注》為科舉程式，興學立教，使刻書業得到復興，建陽仍為東南刻書中心，但官私刻書均不如宋代繁盛。

明代朱氏立國，偃武修文，休養生息，通過設立儒學、博求舊籍等大興文教，商業經濟與市民通俗文化迅速發展，同時免除書稅，使刻書業達到鼎盛。麻沙書坊因毀于元末戰火，建陽書業重心轉至崇化里書坊街，福建刻書數量仍為全國第一，門類齊全，尤其是八股時文與通俗文學出版特別發達。

清人入關南下，在武力上對反抗者實行血腥鎮壓，南方生靈涂炭，福建作為反清主戰場之一，備受其害。閩北理學之邦，反抗尤烈，又經耿精忠叛亂，建安、建陽兩城先后淪為廢墟。在文治方面，清廷又大興文字獄與禁書之策，加上以編《四庫全書》之名收剿查抄禁毀圖書，使文化出版事業出現倒退，建陽刻書業基本沒落凋零，其地位被連城四堡取代。四堡刻書興起于明中晚期，力挽福建書業于亂世，一度成為與北京、漢口、許灣（江西）并列的全國四大出版中心之一。在堅守傳統刻書業最后的黃昏之后，四堡書業亦于光緒年間落幕，傳統雕版刻書逐步讓位于近代大都市之石印、鉛印等新興出版。

圖書出版業首先興起于福州、建安，又在宋代以后于建陽等地興盛數百年，與福建所處地理位置有很大關系。這里偏居東南，負山面海，自然形勝，對抗外來入侵有著天然的屏障，社會環境相對安靜，可以相對獨立保持本土文化特色。而刻書業、茶業、陶瓷業等在閩北興盛數百年，還因為這里位處入閩陸路孔道，分水關、杉關、仙霞嶺等通關要隘均由此出，是中原移民和往來客商停留的第一站，形成了很好的商貿集市。除陸路外，這里還憑臨閩江最大支流建溪，水路交通便利，借助舟船萬里，即可入河出海，通過福州、泉州港把圖書等商品運至各地，甚而北上遠至朝鮮日本、南下南洋歐洲的海外。同時這里還有著得天獨厚的自然資源，梨棗竹木豐富，刻書所需之紙版筆墨等均可自行生產供應，不需外求，加上從事刻書業的百工人力富足等，所有這些一道形成穩定的刻書產業鏈，歷時幾百年而不絕。

在很長歷史時期內，福建一直處于中原王朝的弱控制之下，每當中原處于戰亂動蕩或王朝更替之時，閩地受到的沖擊影響都相對較小，甚而充當起中原百姓的避難所，接受其大批撤退逃亡的移民流民。歷史上中原大規模遷徙至福建的移民有幾批，包括東漢末年吳國移南部都尉府官兵五千人于建安，西晉末年“永嘉之亂”后的中州八姓入閩，南朝蕭梁“侯景之亂”后中州人民人口數倍于前的入閩（后稱福佬人），唐初河南光州陳政陳元光父子奉命率兵入閩征蠻開發閩南，唐末河南固始王審知兄弟帶領中原三十六姓數萬軍民入閩，以及宋元之際蒙古人鐵騎南下之時驅逐南方各地遺民入閩（后多集中于閩西，稱客家人）。此數次移民，直接引起福建人口的迅速增長，帶來中原先進的生產技術與士族文化，極大改變了當時社會經濟狀況與文化教育水平，也為福建刻書業引入豐富的文化人脈資源與圖書品種及先進的印刷技術和手工技藝等，是推動書業發展的直接動力之一。

此外，福建自納入中原王朝管理之后，受其文化習氣熏染，重視文教，興辦官學私學蔚成風氣。而隋唐以后開始實行的科舉制度，更是極大提升了閩地文化教育水平，也使更多的士人走上政治前臺。據統計，福建參加科舉及中進士人數，自宋以后位居全國前列，宋人有稱“福建秀才，天下第一”（宋太平老人《袖中錦》），中進士的人數，占全國五分之一。元代文化教育各方面雖有消退，但閩籍進士仍占四分之一，高于南方各省。明代福建仍是科舉大省，文風興盛。而宋代朱熹在建陽提倡理學，開辦書院，四處講學，著書立說，及門弟子至數千人，延續數傳，朱子理學的興起，成為天下顯學，對當時及后世社會教育思想文化影響均至為深遠。其對書業的直接影響主要有四：一是在以建陽為中心的各地開辦眾多書院，大興講學讀書與藏書著書之風，直接帶動當地圖書的市場需求；二是朱熹本人親自參與刻書，所刻之書有三十多種，多為理學、經學與小學類著作；三是朱子閩學后人有不少從事刻書業，并以此成為家傳，著名者有劉氏、蔡氏、葉氏、黃氏、魏氏、熊氏等；四是朱熹《四書集注》等著述被元、明、清各代統治者命為科舉考試之教材，被所有讀書士子奉為圭臬，從此理學、經學類圖書更是風行天下。

一千多年來，正是以上各種因素綜合作用，福建書業從零起步漸至興盛，雖歷經數代沿革興替，卻能隨世轉移與時變遷，并在后期成為中國南方重要的刻書出版中心和圖書商品交易集散地。也正是因為有著如許深厚的書業歷史文化積淀和相對穩定良好的書業文化生態，福建也形成了融合中原傳統文化、本土地域文化及山海商業文化等多種文化特色于一體的出版歷史文化傳統。如從刻書歷史傳承而言，建陽坊刻曾經最多最發達，知名刻書家、書堂最多，存世書堂刻書歷史最長，如余氏、劉氏、熊氏、陳氏刻書一直從宋代延續至清初。宋元明建本流傳至今，也是目前國內各圖書館中保存最多的古本（其中被列入國家級善本的建本有近1500種）。從圖書出版內容而言，一是福建一直秉承中原王朝繕刻佛經的歷史傳統，如唐代王審知請人繕寫兩萬卷金銀《藏經》；宋代福州素稱佛國，東禪寺、開元寺、萬壽觀分別雕刻《崇寧萬壽大藏經》《毗盧大藏經》《政和萬壽道藏》三大佛經道藏近二萬卷；明代至民國，福州鼓山涌泉寺一地即刻經360多種，至今仍有不少經板存世。二是朱子學首倡于閩北，理學、經學類圖書在建陽得到大量刊刻，進一步促進閩學的傳播與興盛，二者相輔相成，相互成就。三是宋代以來科舉場屋應試類刻書發達，尤以類書、時文數量眾多，并流通全國各地，對士子影響至大。四是福建地方民俗民間文化豐富多樣，受此影響，小說、戲曲等通俗文化類圖書出版也是數代興盛，品類繁多。五是因中原移民眾多，為追宗溯源、修史存世，編纂刊刻族譜、方志類圖書之風盛行，尤其是明清兩代數量尤多。而從圖書流通而言，福建圖書貿易發育較早，形成了良好且悠久的出版商業傳統。早在宋代,“建陽版本書籍……，行四方者，無遠不至”（朱熹《建寧府建陽縣學藏書記》），甚而出現“書籍高麗日本通”“萬里車書通上國”（宋末熊禾《上梁文》）的商業盛況，其對海外漢學研究與中外文化交流之影響及至于今。

昔日，建陽人劉芳在面對崇化書坊勝跡“書林筆峰”時，曾吟詠出“書林文物自茲傳”的詩句，一派書業盛世的豪情，如在眼前。數百年后的今天，社會發展日新月異，出版業也是與時俱進，已然步入現代化、數字化新時代。當我們重新梳理福建出版業的前代歷史，追溯其盛衰興替的時代變遷，其中那些已經融入傳統出版歷史文化經脈中的重要文化基因，包括經學、朱子學、地方俗文學及方志史學等，及其所承載的厚重出版精神，仍應值得當代出版人重視與傳承，并發揚光大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