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時代，其文學的內容和風格都會不同。中國古典文學理論名著《文心雕龍》云：“時運交替，質文代變。”其中“時運交替”一句，說的是時代的發展和變遷；下一句“質文代變”，其中的“質”與“文”二字，人們的理解可能會有不同，這里不作煩瑣的討論。不過，兩句的總體意思卻道出了一個古今中外所有文學概莫能外的、顛撲不破的真理，這就是，文學的內容、風格、特點會隨時代的發展而變化、不同。以中國為例，歷史自古迄今，綿延悠久，變化眾多，各朝各代的文學風貌也姿采各異。中國如此，世界各國何嘗不如此？ 因此，研究文學，除了研究作家之間的個體特點與差異外，也要研究時代的特點、差異及其對作家的影響和制約。

研究文學，自然要研讀一個個作家的全集——古人稱之為“別集”；研究一個時代的文學，自然要研讀這個時代的全部作品——古人稱之為“總集”。記得我在北京大學中文系就讀的時候，為了研究李白，曾經認真、反復閱讀過李白的詩歌全集。為了研究李白詩歌和前代詩人的關系、與同時代其他詩人的差異，以及李白詩歌的特色、對后來中國詩歌發展的影響等等問題，自然要讀很多很多書。其中，有一部要經常讀、一再讀的書，這就是《全唐詩》。《全唐詩》是唐朝一代的詩歌總集，成書于清康熙四十四年（一七〇五），共九百卷，收錄詩人兩千二百余位、詩作四萬八千九百余首。有唐一代的詩篇，從初唐四杰的王勃、楊炯、盧照鄰、駱賓王和有“詩骨”之稱的陳子昂，到盛唐的李白、杜甫，以及山水詩人王維，邊塞詩人高適、岑參，到中唐的白居易、劉禹錫、柳宗元、韓愈、李賀，以至晚唐的李商隱、杜牧、皮日休、杜荀鶴等諸位大家、名家的詩，盡萃于斯書，可謂集一個時代詩歌之大成。有了這部書，后人研究唐詩，就有了最基本、最完備的資料。得全編在手之樂，而基本無殘缺遺漏之虞，其愜意也何如！

值得高興的是，我當年的同班同學陳鐵民研究員和北京語言大學的彭慶生教授多年來一直致力于《新修增訂注釋全唐詩》一書的編著。該書二〇二三年三月由黃山書社出版，共五冊，一千八百余萬字。還值得高興的是，我的另一個同學孫欽善教授多年來一直致力于《全宋詩》的編纂，該書歷時十四載，于一九九八年歲末由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完畢，計七十二冊，收詩人近九千位，四千余萬字。至此，中國古典詩歌中的兩大高峰——唐詩和宋詩都已經有了全編，中國古典文學，特別是中國古典詩歌的愛好者、研究者由此獲得了較大的方便。

記不得是哪一年了，國家圖書館出版社準備編纂《近代詩文集匯編》（后更名為《近代舊體詩文集萃編》），邀我參與其事并撰寫前言。我意識到這是要為近代詩文編總集了，這將開辟和建立一個新的、豐富的資料礦場，大有利于此后千秋萬代歷史和文化的研究，是大好事，應該做，值得做，我責無旁貸。說老實話，我畢業后分配的單位極不理想，完全缺少研究條件，但我癡迷于學術之心難改。于是，我千方百計，竭蹶努力，由研究中國文學，轉而研究中國哲學，又轉而研究中國近代史，最后應邀參加編寫國家項目——《中華民國史》，改了行當。但是，我對文學戀戀難舍、余情未斷，面對國家圖書館出版社的盛情邀請，我便表示愿意參與這一盛大工程，略盡微力。其后，看過國家圖書館出版社送來的初選書目，提過一些意見，也不記得說過些什么了。幾年過去，日前，國家圖書館出版社的王亞宏女士送來《近代舊體詩文集萃編》的目錄，催問我的前言寫作進度。我意識到這套書已經編成，到了出版問世的時候了。

“近代”，按照近年來歷史學界的普遍看法，起自一八四〇年清朝中葉的鴉片戰爭，止于一九四九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這一階段，新舊因素并存，它既不同于清代前期的封建社會和封建制度，也不同于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的新社會和新制度。其相同處是以小農經濟為基礎的封建社會的經濟結構主體未變，其不同處在于：一是帝國主義打進來了；二是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傳進來了；三是辛亥革命爆發，中國進入沒有皇帝的年代；四是中國產生了新的階級力量和新的政團與政黨；五是西方民主主義和社會主義，尤其是馬克思主義傳進來了；六是中國人民開始進行和舊式農民起義迥然不同的反帝、反封建斗爭，如此等等。因此，以鴉片戰爭為分界線，將這一時期的中國社會與清代前期社會加以區別，稱為近代，是科學的、合宜的。至于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的年代，則稱為現代。

中國傳統的文學語言長期使用古老的文言文，多年未變。鴉片戰爭以后，西方著作、語言、詞匯傳入，明治維新以后的日本著作、語言、詞匯也同時陸續傳入，中國文學的風格、特點、語言自然發生變化，出現了適應報刊宣傳需要的比較通俗的“新民體”散文和以舊風格熔鑄新理想為一體的“新派詩”。不過，它們的基本風貌未變，仍可視為“舊體文學”，只有“五四”之后出現的白話詩和嚴格的白話文，才被視為“新文學”。本《萃編》所稱“舊體詩文集”主要指以傳統文言寫作的詩文，但這一時期出現的“新民體”散文和“新派詩”也兼收并錄，用以展示這一時期的文化和文學的全貌，同時展示變化和革新的軌跡。

近代社會文化和出版事業遠較古代社會和清代前期社會發達，文人眾多，詩文集也眾多。本《萃編》所收詩文集，主要創作于晚清至民國時期，刊行時間主要集中于一九一二至一九四九年之間，共計六百零六種，成書二百冊。在此之前，已有上海古籍出版社的《清代詩文集匯編》、國家圖書館出版社的《清代詩文集珍本叢刊》、廣陵書社的《民國詩集選刊》、巴蜀書社的《近代詩文集匯編》等多種叢書對近代詩文集進行了部分整理。為避免重復，我們的原則是：凡近年來中國大陸地區已出版的叢書中已收錄者，本《萃編》將不再收錄；凡近年來整理刊行的單行本別集，本《萃編》也不再收錄。

需要提醒讀者諸位的是，近代出版業發達，詩集、文集的刊刻都遠較古代方便、簡單，因此數量至多至夥，至今難有確切統計，本《萃編》所收，僅限于國家圖書館和首都圖書館之部分館藏，倘盡納全國各地圖書館及私人所藏，我們真難想象，那會是多么巨大的數字。此外，近代報紙、期刊業也都極為發達，為古代社會不曾有過的新生的發表園地，它們一般也都有“詩界潮音集”一類文藝性的欄目。誰也難以說清，在近代中國，在海內外，出版過多少種中文報紙和刊物，發表過多少中文作品！ 記得當年在大學時，我和孫欽善、陳鐵民二位以及孫靜、陳丹晨、劉彥成、李坦然諸君共同編注《近代詩選》時，曾經逐年、逐月、逐日、逐頁地翻閱過幾十以至上百種報刊，那時的辛勤、勞苦，至今猶存記憶中。

熱烈祝賀大型叢書《近代舊體詩文集萃編》的出版，期待有關機構統一規劃，分工合作，賡續編輯、出版無愧于我們時代的類似的總集、叢書和其他圖書。

（作者為中國社會科學院榮譽學部委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