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很早就有移居海外的歷史，只是十九世紀以后，規(guī)模最大。移民遍及世界的足跡，使華人成為一個“散居”于世界各地的龐大族群。然而所謂“散居”，并不意味著他們都是“單個地”遠離母土，生活在世界的某個地方；相反地，走出母土，使他們進入一個無法拒絕的多元族裔和文化的網(wǎng)絡之中。他們的膚色，他們的語言，他們的文化——從心理到行為，像是一道道無形的紐帶，將他們“歸納”在一起；更何況還有一個有形的“唐人街”，成為他們族裔和文化的象征和記憶。海外華人的“散居”，僅只是一種外在的形態(tài)，由命定而來的族裔歸屬和文化記認（注意，我這里用的是閩南方言的“記認”），使他們被聚合在一起。這是一種“離散的聚合”，“離散”是相對于他們的母土，而“聚合”則源自于他們無法拒絕的“文化DNA”。異邦的文化語境和生存狀態(tài)，為他們的文學書寫提供了迥異于故鄉(xiāng)的生存經(jīng)驗和美學形態(tài)。這份不同的文化語境和人生經(jīng)驗，也使他們在回望故國原鄉(xiāng)時，擁有不同的文化視閾和思考。所有這一切，正是世界華文文學形成自己的特征和價值所在。

我們?yōu)槭裁撮喿x和研究華文文學？不僅僅是因為異域風情，也不僅僅只是為了驚艷和嘆息，更重要的是感悟海外華人的那一份生存經(jīng)驗，透視那一份鏤刻著世代華人歷史命運和生存實踐的美學表現(xiàn)，在異鄉(xiāng)環(huán)境和異邦文化語境中的呈現(xiàn)。既然華人的海外生存是一種“散居”的世界性生存，滲透在他們生命之中的所有歷史和當下的書寫，就不僅僅只是一種文學的審美書寫，而是一種在命運的坎坷跌宕和遷移變易中，追尋和建構自己族群記憶和文化守成的寓有政治意涵的文化行為。這是我們首先必須關注的。

其次，華人在海外的生存、思考和文學書寫，有何不同于國內之處？提供和豐富了怎樣新的生存經(jīng)驗和美學經(jīng)驗？

再次，同樣在海外，不同的國家和地區(qū)，不同的移民身份、生存方式和人生境遇，不同的文化環(huán)境和生存背景，又潛隱著文學書寫的不同特質和審美風格。所謂華文書寫，和其他族裔語言的文學書寫，有差異嗎？差異在哪里？

那些不同的人生體認和美學表現(xiàn)，使華文文學研究在內質上客觀地存在著一種比較的精神，不僅是海外不同地區(qū)的比較，還是海外與國內的比較。既從共性的原鄉(xiāng)母體去辯識、分析不同地域延續(xù)發(fā)展的異質性，也從不同的異質性回歸和認同來自原鄉(xiāng)共性的變異和豐富。

同時，華文文學還存在著與世界其他“離散族裔”文學的比較。

華人的世界性生存，使其與黑人族裔和猶太族裔共同成為全球三個最大的散居族裔。戰(zhàn)后半個多世紀相續(xù)興起的黑人學、猶太人學和華人學，都以他們強烈的族性文化，為自己在這個多元和多極的世界定位。在討論美國非裔黑人文學和猶太裔文學的諸多著作中，“黑人性”和“猶太性”，成為人們辯識他們文化行為和文學書寫的重要特征，把對他們的行為和書寫，提升到文化詩學的境界。

同樣，“華人性”作為華人表現(xiàn)文化的一種族屬性表征，一方面深深植根于中華民族漫長歷史的文化積淀之中，是溶入在民族共同生活、共同語言、信仰、習俗與行為習慣之中的共同文化心理、文化性格、文化精神；另一方面，“華人性”又是華人離散的獨特命運和生存現(xiàn)實所釀造。華人的離散與聚合，導致中華文化的世界性“散存結構”。分布于異邦文化夾逢之中的華人文化，必須通過對自己族性文化的建構和播散，表現(xiàn)出強烈鮮明的“華人性”。

華人在從原鄉(xiāng)到異邦的身份變異和文化遷移中形成的文化心理、性格和精神，以及表現(xiàn)文化和行為方式，成為區(qū)隔不同族裔之間族屬性特征的標志。反映在文學書寫上，是對華人生命歷程和精神歷程一系列特殊命題的表達。我曾經(jīng)在《關于華文文學理論建設的幾個問題》中，設想提出這些命題，例如：

關于華僑、華人、華裔、華族等概念的形成和差異及其對文學創(chuàng)作與研究的影響；

關于從中國“移民”到移居地“公民”的身份轉變；

關于身份認同、國家認同和文化認同的一致性和差異性；

關于華人的跨國離散生存和潛在移民身上的中華文化全球性的網(wǎng)狀散存結構；

關于落葉歸根、落地生根和靈根自植的華人生存方式的多元選擇和變化；

關于“唐人街”寫作和走出“唐人街”的知識分子寫作，以及“走不出的唐人街”的精神現(xiàn)象；

關于華人為何文學和文學如何華人?

關于華人的世界性生存體驗和母國人生回眸；

關于華人移民雙重經(jīng)驗的跨域書寫；

關于華人文化政治行為的華文文學與華人族群建構；

關于華文文學的“華人性”和華人主體性的文化表征；

關于華文文學的文本價值、歷史價值、社會價值和審美價值的差異和不等值現(xiàn)象；

??等等。

此前，在我與劉小新合寫《華人文化詩學：華文文學研究的范式轉移》時，從另一角度也思考過一些相關命題，諸如：

華人對文化原鄉(xiāng)和異邦生存的想象；

華文文學現(xiàn)代化建構中的中華性、本土性和世界性的關系；

華人原鄉(xiāng)文化傳統(tǒng)與文化資源的繼承、借用和轉化；

華人文學母題中的漂泊／尋根與中華文學游子／鄉(xiāng)愁母題的聯(lián)系和變異；

華文文學意象系統(tǒng)與華人族群生存的文化地理詩學和地景書寫的關系；

……

這些特殊命題所呈現(xiàn)的“華人性”特征，是內在于華人歷史遷移的生存實踐之中，為華文文學研究拓展了廣闊的創(chuàng)作和批評空間。對這些問題的詮釋，不是單純的審美分析所能夠完成的，必須打通文本內外，將文本分析放在具體歷史語境的權力話語結構之中，才能扺達這些特殊問題詮釋的深層。它以中華文化為底色，卻又融攝著世界多元文化而呈現(xiàn)為華人的一種獨特的文化形態(tài)；即華人離開母土后在不同生存境遇和歷史文化空間中所形成的特殊性。“華人性”是一個普遍與特殊統(tǒng)一的概念，既是結構性的，也是建構性的。一方面“華人性”包含了普遍的“中華性”，也蘊含看“本土性”、“個人性”等具體的特殊內涵。另一方面，“華人性”又是不斷建構的歷史范疇。對“華人性”的認識與闡釋，必須返回到華人海外生存的具體性之中，返回到華文文學所置身其中的文化政治場域之中。這正是“華人文化詩學”的詮釋路徑。

研究世界華文文學從本質上說，就是探尋、比較華人從本土到海外不同的生存空間、文化語境、人生經(jīng)驗和美學表現(xiàn)，從而豐富和提升華人文學書寫的深厚內涵和美學魅力，建構一個以中華文化為內核同時融攝世界多元文化的華文文學共同的大世界。

對我而言，這是華文文學最大的魅力！

（本文某些觀點引申自作者與劉小新合作的《華人文化詩學：華文文學研究范式的轉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