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土是一部厚實的書，生命在土地中，土地在生命里”

潘文峰：您的《朱紅色的沉思》《云山朗月》《桂海蒼茫》《紅土黑衣——一個壯族人的家鄉行走》《瑤風鳴翠》等散文集，大多都是寫民族題材的。作為一名少數民族作家，您是怎樣走上散文創作道路的？您的整個文學創作經歷了哪些階段？

馮 藝：要寫好散文是有難度的，因為作者必須具備有深切的生命體驗和靈性智思的能力。我的家鄉山水如畫，歷史悠久，人文鼎盛，是一座需要挖掘的文學寶藏。我覺得應該用文字去描述家鄉的山水、人民和豐富的人間，讓更多的讀者了解我生長的土地。在《紅土黑衣》的序言中曾這樣說：“表達的最好載體就是你的心靈。用心靈去聆聽紅土風的訴說，用心靈去感受壯族人傳遞的歷史。紅土是一部厚實的書，生命在土地中，土地在生命里，不同的人從不同的角度去讀，總會得到不同的感受。”

我是1973年開始學習寫作的。那時我剛到工廠當工人，沒有更多的文化生活，我們總在車間里冒著高溫干活，就不時寫幾句詩歌慰藉自己，一開始就發表在省報的副刊上。寫詩可能是所有文學青年的必經之路，那時候寫的還稱不上詩歌，只是青春的歌唱而已。回頭想想，自己的一些詩作不免帶著那個年代的痕跡，但情感是真誠的，也算是個紀念，借以致敬那個時代的自己。

恢復高考后，我從工廠考上中央民族學院，時代給了我全新的平臺，老師們的鼓勵成了我繼續寫作的動力。特別是得到了冰心老師的教導，每次到魏公村的老人家中請教，她都為我泡上一杯清茶，拳拳之心，諄諄囑咐。她鼓勵我在作品中表達真實的情感，要愛這個世界，要講真話。那時候，時逢師生相融，教學相長，老師和學生心里都揣著一團火，共患難的人生遭逢鑄成了深厚的師生情誼。陶立璠、吳重陽、苗林等老師在少數民族文學創作和研究方面都有成績，他們嚴謹的治學態度和言傳身教對我影響深遠。時任寫作課老師、后任《民族文學》副主編的白崇人老師，更是對我的寫作進行耳提面命的指導。文學課的老師們周末常到學生宿舍，與我們閑聊文學、談作品。這種文學的照亮，激勵著我在課余時間潛心寫作。在校期間，適逢《民族文學》雜志創刊，在瑪拉沁夫、金哲、查干等老師的悉心指導下，我練筆的習作陸續得以發表，為后來的寫作打下了基礎。由此，我從一個工人成為了一個大學生。能在大學期間得到系統的文學教育，對文學的形式和本質有更深的認知，從而真正走上文學創作的道路，我是很幸運的。

大學畢業后，我到了廣西民族出版社從事文學編輯工作。因為曾受惠于編輯，不想在自己手上漏掉一篇好稿或一本好書。編輯承載著文學的使命，這也是我心底里的另一條文學之路。后來我到作家協會工作，在服務會員之余，有更多的時間靜心寫作。幾十年過去，我對民族和家鄉的人文歷史、山水風情、世間事物，乃至人的狀態有了諸多了解和思考，發現自己還能被感動，并付諸文字，而筆觸似乎也在慢慢從容。50年的文學路上，我一步步地走著。成長的路縱然緩慢，我依然還在讀書、行走、思考，進而想用散文來表現現實生活，深入另一個心靈的“自我”。

吳 捷：您的創作植根于紅土地以及這片土地滋養的民族和文化，字里行間流淌著對土地、民族和本土文化的熱愛。為家鄉“立言”“立傳”，似乎是您的一項使命，除了來自骨子里的那份熱愛，是否也跟您的成長歷程有關？

馮 藝：一個生命與一塊土地的相逢，這是命定的緣分。我們民族的鄉土文化是深厚的，那些經過代代相傳下來的語言、飲食、習俗深入骨髓，成長的每一步與家鄉密不可分。從這個意義出發，我認為應該立足于本土，寫自己熟悉的生活，包括寫家鄉的風情、人情、歷史、人文，讓更多讀者了解自己的家鄉，展現本土文化，在作品里留下對家鄉樸素的真情。

讓別樣的民族景象，融進世界文學的“大同”

潘文峰：從作品中能感受到，您善于從世界視域和人類的文化意識中看待少數民族文化。以民族的視域觀察大千世界之后，您認為廣西民族文化的哪些特性可以給我們提供思想上的重要啟示呢？

馮 藝：作為一個少數民族寫作者，無論是鄉土敘事、歷史回望、現實書寫，還是親情吟唱、生命體驗、人生況味等，都應該立足民族文脈。各民族地區的文化景象有寧靜之美，有珍愛自然、眾生平等、重視親情、尊崇傳統等特性，這與世界文學中關愛自然生命、關注人間情義的文學立場是一致的。比如，從《紅土黑衣》中寫龍州天琴的散文里，就能感受到生活在中國邊域的壯族的詩性智慧。他們用葫蘆壺切割制作成了天琴，而后每逢慶典節日，壯族姑娘便一字排開，一律黑衣，端坐椅上，手把天琴，腳掛銅鈴。天琴聲中，我們看到了一幅壯家自然風景，感受到這個民族的氣質和生命節奏。

我認為，少數民族作家的視野應該更宏闊一些，眼光更深邃一些，不僅呈現多民族風情，更要發掘民族文化和文明的博大精深。要用心貼近這片土地，聆聽大地的心跳，從親身經歷中生發出真誠體驗，在復雜世間品味到美的人性，讓深沉而溫暖的文字有深入骨髓的愛，去謳歌博大、深厚、堅韌、寬厚的別樣的民族景象，融進世界文學的“大同”，才能構成斑斕多彩的文學圖景。

以緩慢的語言譜寫詩意，以深深的眷戀訴說歷史

吳 捷：從《朱紅色的沉思》到《桂海蒼茫》再到《紅土黑衣》《瑤風鳴翠》，您一直保持追求至真至純的散文意境的藝術自覺。大小連城、靖西舊州、寧明花山壁畫，還有邊境的交趾驛、大山里的瑤鄉等民風民俗和歷史文化，在您娓娓道來的敘述中，意象與情感、故事與哲思、自然之美和生命律動的交融都較為恰當。可否具體談談您在創作上的追求和心得？

馮 藝：好的散文一定有好的語言，這種語言應該有一種節奏感，有緩慢與迅疾的節奏之分。我傾向于緩慢的語言。我希望散文能像電影過膠片一樣，以緩慢的語言節奏有力地呈現生命的時間和空間。在定格和拉長中形成藝術氛圍，使人感覺到撲面而來的力量。以上你所說的幾部作品，是我對故鄉的深情回望，也是一種與本土、民族的對話。當情感和語言自然而然地融入故鄉萬物，那種歡欣是無法言說的。

潘文峰：您的作品充盈著動人的詩意，有讓人警醒、發人深思的歷史追尋，正如您所說，您的創作“是一個壯族人眼里和心里的紅土之歌”。是不是可以將“詩意美”視為您散文作品的突出特點之一？

馮 藝：我的寫作是從寫詩開始的，詩歌與散文之間是互通的，你所說的“詩意”也許與這個有關。散文有更開闊的語境，可以彌漫著聲音、氣息、色彩，情感濃烈而克制，想象豐富而隱秘，“詩意”就會應和著寫作的情緒而出現。有時候我也認為，這樣的詩意也是一種情懷。沉靜面對內心，是我散文寫作的追求。我們每個人身處當下，應該去關注民族的本源，感知更多原汁原味的東西。因此，這種詩意使我不能把散文寫得華麗而縹緲，而要盡可能地寫出我眼中的現實，揭示人世深處隱秘的真相，并提出自己的思考。無論個人還是社會都需要在思考或反思中前行，文藝作品要給前行的人們帶來溫暖和力量。散文寫作的探索永遠無止境，我希望自己不斷成長和進步。

吳 捷：“歷史”的敘說是您作品里的重要維度，您寫了眾多廣西的歷史人物，作品里也充溢著非常濃厚的地方性色彩，既表達了對廣西民族文化的認同，也有著對家國歷史的感悟與敘說。在這樣的書寫中，您秉持著怎樣的歷史觀與文學觀？

馮 藝：我對于植根于家鄉土地的歷史有著深深的眷念。壯族的歷史文化是中華民族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悠長深厚而絢爛多姿。人們在批評某些歷史散文的時候，主要有兩個理由：一是堆砌史料，行文過于枯燥，缺少感情的滲透和心靈的介入；二是凌空蹈虛，只有大題材、長篇幅、空感嘆，而缺少歷史細部的描寫，這樣的文化散文自然不可能有詩性，也不可能有感人的力量。我試圖呈現的是情感歷史，目光主要聚焦于多元文化的交流與碰撞，比如中原文化與廣西本土少數民族文化的融合、中國文化與其他國家文化的相互影響等。這些文化交流不是抽象的，而是充滿了具體的人的氣息，散發著具體的人的魅力，洋溢著具體的人的個性。比如柳宗元之于柳州文化建設、黃庭堅對于宜州文化的感召、蘇東坡在北海合浦的感悟等，來自四面八方的風在八桂大地飛揚，此起彼伏，此消彼長，多元文化的交流與碰撞正是通過這樣一個個真實的歷史人物，得以生動形象地表現。

我認為，要把廣西的人文歷史敘說好，必須要有文學的眼光，用低調的、包容的、平和的態度循著廣西的人文路向，挖掘廣西地理深處的歷史精神蘊涵，突破地域的、時間的界域去思人類之所思，以常人的目光去注視萬事萬物，以文字去接近歷史的真相。人文歷史并不是一個空泛的概念，它既是精神的、心靈的，也是物質的、現實的。它總是以各種有形或無形的形式，凝結于特定地域的深處，并呈現出文化的獨特性形態。比如我在寫愛國將領馮子材、劉永福、蘇元春等許多人物時，著力挖掘許多沒有訴諸正史的傳奇和故事，抓住沉潛于民間山野的文明碎片。這些歷史的段落和文明的碎片可能掩藏于一幢幢古老建筑的皺褶里，或者在千年古道的青石板中，常常被人遺忘，但蘊涵著豐富的人文信息，往往能打動人心、引起精神共鳴。我所敘述的相關歷史人物就是在這片土地上，在社會發展進程中作出貢獻并產生影響的代表人物。寫這些人物和事件，不想只寫成那些在歷史書上冷冰冰的文字，抽象而乏味，而要寫一個個有血有肉的人。

以出版集結廣西作家的豐碩創作成果

潘文峰：您是一位詩人、散文家，也曾是一位出版人，更是新時期廣西文學發展歷程的親歷者、見證者和推動者。您在出版社工作期間，曾策劃和出版了《廣西青年詩叢——含羞草》《中國99散文詩叢》《中國散文詩大系》《中國少數民族作家作品大系》等文學叢書。能不能請您介紹一下當時的情況？

馮 藝：眾所周知，上世紀80年代春潮涌動，文學創作十分活躍，詩歌也在旺盛生長。廣西文學界也和全國一樣。韋其麟、莎紅、包玉堂等一批詩人正值中年，頻頻推出新作。青年詩人也不甘示弱，都在談詩寫詩。比如，張麗萍在20世紀80年代初即在《詩刊》上發表詩歌，楊克、黃堃、黃瓊柳，還有后來寫小說的林白，都在詩歌寫作方面十分活躍，并產生過一定的影響。那時，我就想到要為這批勢頭正勁的廣西青年詩人出版一套“廣西青年詩叢”。

1979年，詩人雷抒雁寫了一首詩叫《小草在歌唱》，當時我就想為詩叢取名為“含羞草”。這些詩人當時大多是20多歲，像立在文學道上的小草，羞羞答答而又充滿生機，契合含羞草的植物特點：輕輕一碰，含羞草的葉子就會合上，像個害羞的孩子。它的花也很獨特，一個粉紅色的球，上面有許多小顆粒，那是它的種子。花凋謝后，種子會成熟，只要風輕輕一吹就會隨風飄散，無論落在哪里，都是它的家，來年它就會發芽、生長、開花、結果。年輕的詩人今后也會像它一樣，在中國文壇開花結果。事實也是如此。詩叢收錄了楊克的《太陽鳥》、黃瓊柳的《望月》、黃堃的《遠方》、張麗萍的《南方，女人們》、林白薇的《三月真年輕》、李遜的《黑土地印象》等12本詩集，展示了20世紀80年代廣西青年詩人的創作風貌。

1994年我還主編出版了《中國少數民族作家作品大系》。世紀之交對中國文學作出貢獻的少數民族作家需要展示自己的創作實績，我選取了一批帶著本民族生活歷史的獨特色彩跨進文壇、以自己作品的鮮明民族特色及個人風格在當代少數民族文學中占有獨特地位的作家代表，如韋其麟、李喬、金哲、張長、南永前、特·賽音巴雅爾、藍懷昌等。我日益感知到自己的生命與少數民族文化深深結緣，對中國少數民族文學事業始終懷有深刻的敬仰和迷戀，也期望自己對各少數民族文學有更為深入的認識，這也是我策劃和主編這套叢書的初衷。

潘文峰：后來您到廣西作協工作，又策劃了《廣西當代少數民族作家》《廣西當代作家》叢書等，為廣西文學創作留下了整體性、檔案性的文化財富。能不能談談當時您是怎么想，又是怎樣做的？

馮 藝：回顧歷史，廣西從上世紀40年代起，就有一批少數民族作家開始崛起，創作出一批在國內外有影響力的文學作品，一些典型形象進入了燦若群星的當代文學長廊。為很好地推介優秀作品，保護這份經少數民族作家們辛勤勞動獲得的寶貴財富，我想到出版一套《廣西當代少數民族作家》叢書。叢書收集了廣西本土20名資歷較深、創作成果豐碩、作品影響較大的少數民族作家的部分作品，每人一冊選編成集。包括壯族作家陸地、韋其麟，京族作家李英敏，仫佬族作家包玉堂等，涵蓋了壯、瑤、侗、京、仫佬等民族在世和部分已故的作家，叢書包括小說、散文、雜感、詩歌、報告文學、電視劇本等多種體裁的作品。叢書采用在世作家自選、已故作家由專家編選的原則，收入了作家有影響的成名作、代表作和部分新作。這套叢書問世后，得到了廣大作家的好評，進而，我想，是不是可以出一套《廣西當代作家叢書》，把當下廣西文壇有影響的各民族作家作品全都收入其中呢？叢書在自治區黨委宣傳部的支持下得以順利出版，我在任期內共出版了三輯，共出版了60位老中青三代優秀作家的選集，也算是為廣西文學的發展做了一些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