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影我還沒看，但我看了預告片，影像呈現很驚人，氛圍很有沖擊力，我喜歡。”

11月25日，改編自老晃同名小說的電影《涉過憤怒的海》正式上映了。這是曹保平導演“灼心系列”的第三部，講述了少女小娜身中17刀被害，父親老金跨國追兇的故事。

在接受澎湃新聞專訪時，老晃還沒來得及去電影院看這部片子，但通過網上的各種短視頻與評論，他知道電影改編選擇了另一個方向，結局也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導致小娜死亡的從一個具體的兇手變成了一個更復雜、更富討論空間的指向。“也許這就是小說改編的神奇之處，同樣的種子，最后竟能開出不一樣花來。”

《涉過憤怒的海》海報

在寫小說之前，老晃先當了幾年編劇。他是《黃金大劫案》《瘋狂的外星人》《八佰》的文學策劃，也是《匹夫》《新步步驚心》的聯合編劇。2014、2015年，老晃開始寫小說，除了《涉過憤怒的海》，還著有長篇小說《蝕骨塔》，中篇小說《鵜鶘小姐》《池中之物》《浮冰》等。2020年，收錄《涉過憤怒的海》《浮冰》《鵜鶘小姐》三個中篇的小說集《涉過憤怒的海》由江蘇鳳凰文藝出版社出版，如今已經七刷。

2020年，小說集《涉過憤怒的海》由江蘇鳳凰文藝出版社出版

此前有傳言稱《涉過憤怒的海》和“江歌案”有關，但事實上小說《涉過憤怒的海》寫于“江歌案”之前。它最初的想法源于一起發生在美國的真實案件：一個中國女留學生被同學謀殺，兇手潛逃回國，美國警察找不到他。當老晃第一次聽到這件事，他滿腦袋想的是受害人的父親乘坐十幾個小時飛機去大洋彼岸認領女兒尸體的那種痛苦。而兇手銷聲匿跡這個事實也引起他極大的憤怒，這種情緒驅動了小說中的父親，讓他踏上復仇之路。

“《涉過憤怒的海》表面講的是個復仇故事，可它只是一個復仇故事嗎？我覺得很重要的一點就是它涉及到了一些社會議題，很尖銳，對這個議題我并沒有采取回避態度，屬于時代的憤怒應該被展示出來，而不是一再被壓抑、被糊弄過去，甚至是被扭曲成完全相反的東西。”

11月26日，老晃就《涉過憤怒的海》原著小說、小說與影視改編的關系、自己寫劇本也寫小說的經歷等接受了澎湃新聞記者獨家專訪。

【對話】

小說的歸小說，電影的歸電影

澎湃新聞：作為原著作者，你對《涉過憤怒的海》的電影改編有著怎樣的評價？它超乎你的預期了嗎？

老晃：電影最大的改動是核心沖突變了，從兩個爹的對決變成一個父親和一個母親的對決，兩個爹的對決其實不是單純爹的對決，而是階級，那是小說的主旨，但我也理解，在當前的語境下以這個方向做電影，恐怕很難成活……電影改編選擇了另一個方向，結局也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導致小娜死亡的從一個具體的兇手變成了一個更復雜、更富討論空間的指向，這是相當冒險的改編，可能會給一部分觀眾帶來巨大心理震撼，但也可能會造成另一部分觀眾的困惑和失落……所以你看，也許這就是小說改編的神奇之處，同樣的種子，最后竟能開出不一樣花來。

澎湃新聞：你印象里國內哪些文學作品有了成功的影視化改編？

老晃：坦率地講，很少。早些年是有的，《芙蓉鎮》《活著》《霸王別姬》《鬼子來了》……那是當代文學和電影的蜜月期，有很多電光石火的時刻，現在情況發生了變化，文學發生了變化，電影也是，傳播的介質變了，人的想法也變了啊。我有時候也會問自己，如果寫電影有足夠的自由度，我會不會去寫小說？至少在最初，這是不得已而為之的事情。而且我看不到改善的跡象。

澎湃新聞：你如何看待文學原著與改編影視作品的關系？

老晃：小說作為小說它已經成立，把它改成電影，它更多是為這部電影提供服務，而不是反過來。作者不該限制電影的創作，我也改編過其他作家的小說，日本很有名的作家，當時對方的限制就很多。作為一個既寫劇本又寫小說的創作者，我更有這個自覺，絕不會在任何層面上干預電影的創作，哪怕他們找到我，我也婉拒，不會提任何建議。簡單講，就是應該讓小說的歸小說，電影的歸電影。

憤怒是正當的，而且有力量

澎湃新聞：《涉過憤怒的海》最初的想法來自一起中國女留學生在美國被同學謀殺的真實案件，你為此寫了七稿，最終定下被殺女孩的父親（老金）涉過大海的結局。在寫小說時，你代入了老金嗎？

老晃：代入主人公，我覺得是必然的。雖然我自己沒有孩子，但人生的痛苦總有一些相似性。孩子遇害，正義得不到伸張，憤怒難道不應該是第一反應嗎？《涉過憤怒的海》表面講的是個復仇故事，可它只是一個復仇故事嗎？我覺得很重要的一點就是它涉及到了一些社會議題，很尖銳，對這個議題我并沒有采取回避態度，屬于時代的憤怒應該被展示出來，而不是一再被壓抑、被糊弄過去，甚至是被扭曲成完全相反的東西。

澎湃新聞：寫了小說之后，你對“憤怒”這個詞有了哪些新的理解？

老晃：憤怒，我作為一個寫作者，只會在一種情況下使用這個詞：它是正當的，而且有力量。缺一不可。我認為自己幾乎所有作品里都有一種憤怒。

澎湃新聞：對于這個小說，我印象很深的除了老金的復仇，還有老金的自問。他問自己是什么時候沒了女兒：不是她斷氣的時候，不是送她去日本的時候，而是更早——一個父親再也沒能給她安全感的時候。這一“父親的反思”非常戳人。可否談談你對于當代親子關系的觀察與想法？

老晃：親子關系就像親密關系，平時我常常看到這種問題，比如怎么和青春期的孩子相處，怎么吸引心儀的女生這些，我自己也經常深受人際關系的困擾。親子關系又是一個需要更多知識的分枝，我甚至不知從何說起，但既然它是人際關系的一種，處理起來還是有基本的共性，就兩條：第一條是我希望別人怎么對我，我就怎么對別人；第二條是，在第一條上你千萬不要騙自己。說到底就兩個詞：尊重、理解。

澎湃新聞：小說《涉過憤怒的海》首次出版于2020年，如今已經七刷。當你重溫這部作品，你認為它還有哪些可以改進的地方？

老晃：現在重看，當初那種一鼓作氣寫下來的感覺還是很好的，這個故事需要這種沖動，速度感和力量感，可明顯的缺陷也是它造成的，它太簡單，太草率，粗線條。有讀者批評它作為小說太像劇本，確實，它有這個問題，但真正的問題不是它像劇本，而是像自我表達比較少的類型片劇本。如果是現在寫，我應該會考慮把它寫成長篇。

澎湃新聞：包括《涉過憤怒的海》在內，你似乎對海上故事特別著迷，這是因為你的生活經歷嗎？還是別的什么緣故？

老晃：很多人問過我這個問題，《涉過憤怒的海》這本小說集里有三個中篇，除了同名的這篇，另外兩篇，《浮冰》主線故事講的是捕鯨，通篇有海，《鵜鶘小姐》故事也發生在海邊，這么看來，我確實對大海很癡迷……有意思的是，我剛完成的長篇《餓兔子跳》也和大海密切相關。

但我的生活里其實沒有海。我在新疆長大，兩歲就到了烏魯木齊，一直到成年，烏魯木齊被稱為“世界上離海最遠的城市”，可能正是因為這樣，我對海的想象被大大激活了？但這幾個故事都和海有關系確實是個巧合，就是彼時我感興趣的那個人物、那個故事剛好發生在海邊，如果說我真的對海有迷戀，那也一定是潛意識里的，我自己覺察不到。

一邊寫劇本，一邊寫小說

澎湃新聞：你是先開始寫小說，還是先開始寫劇本？能和我們分享下你的寫作經歷嗎？

老晃：我是當了幾年編劇之后才開始寫小說的。最早我做雜志，電影雜志，每天就是如饑似渴地看片、寫影評，可以說，當時看電影就是我全部的生活。寫劇本是因為姜文。當時我在《新電影》寫了不少影評，姜文導演看了，覺得可以聊一下，托人喊我，我就去了。當時我電影看的確實比較多，但對電影創作其實并不太懂，去了主要就是聽、觀察。這個過程很享受，有幾個月吧，在太廟，他工作室，聽一群電影人、作家聊電影，聊文學，他們都很真誠，聊得也很生動。慢慢我來了興趣，就試著寫了個劇本，竟然有人買，還拍了，是個電視電影。之后我就走上編劇這條路了，要感謝當時那些人，我至今難忘那個時候感受到的自由、平等、熱情洋溢的創作氛圍。

一直到2014、2015年我才開始寫小說，當時我已經寫了幾年劇本，也有拍成電影的，但更多項目兜兜轉轉還是黃了，我就想，我要試試寫小說，起碼想寫什么就能寫什么，然后就飛快寫了兩個中篇，其中一個就是《涉過憤怒的海》。這個小說被肯定，尤其是選定了我信任的導演，讓我有了信心，覺得一邊寫劇本一邊寫小說就是我的最佳選擇。

澎湃新聞：在你看來，小說與劇本創作有哪些不同？它們對你而言分別意味著什么？

老晃：小說和劇本是兩個世界，可以說，從骨頭到肉到皮都不一樣。打個粗糙的比方，都是表達，寫劇本好像我在跟一群朋友聊天，我希望熱熱鬧鬧的，大家都盡興；寫小說就像我自己一個人躺在家里沙發上想心事，然后給我一個好朋友打電話。按照現在最流行的那套人格分類法，寫劇本就像對外交流，消耗我的能量，寫小說是獨處、儲存能量的，這兩種東西我都需要。

另外，劇本它有一個系統，是非常嚴格的。尤其我愿意寫的那種電影，俗稱類型片，就更在意和觀眾的交流。這種交流還不是附和，要真誠，要有心機和膽識，要體貼、精心營造氛圍，又要和觀眾建立背靠背的關系，還要誘惑他們，讓他們覺得好看，有樂趣，同時還要保留完整的尊嚴。這種劇本你不想按一定的規則來，作品就會受損，關鍵是最后觀眾的感受會受損。無論有時候你多抗拒，不理解，你都得把這個系統內化成自己的一部分，才能操作。實際上就像你跟這個世界上其余的人交流和相處，無論是你不理解的人還是你愛的人，你都必須妥協自己的一些個性，同樣的表達你需要精心設計最好的形式，還得確保他們最大程度收到你的善意和所要表達的內容，你付出這個努力，外部世界和陌生人，也就是觀眾，也會回報你很多。這個創作過程中當然有困惑，非常辛苦，但也有莫大的樂趣。

《涉過憤怒的海》之后有一些影視項目找到我，多數是犯罪故事的劇本，真實案件改編，不少題材我都很感興趣，還一頭深入進去，查資料、做功課、受震撼，但到了最后審查我繞不過去……所以，雖然寫劇本、寫小說我都喜歡，可接劇本我肯定是更謹慎的，因為要面對的未知更多，不可控更多，這些往往會讓創作瞬間就陷入被動，有時甚至對身心都是很大的消耗。小說的話，因為是儲存能量，對我更多是一個享受，它好像洗澡的時候哼歌，開會的時候在紙上亂涂亂畫，對身心的療愈效果特別好，寫小說的時候，我可以盡情享受純粹的寫作、創作的快樂。光是沒有甲方這一點，大家就很容易理解了吧，哈哈。我個人覺得，編劇都可以嘗試寫寫小說，不帶功利心，就只面對你自己，這對身心健康是一個很好的調整。但這真的很奢侈啊！

澎湃新聞：你覺得寫小說和寫劇本會相互影響嗎？劇本創作經驗會給你的小說創作帶來哪些幫助？

老晃：寫小說的時候，我會追求文字帶來的視聽想象，追求節奏和氛圍，琢磨怎么吸引和感染讀者。我很喜歡韓東老師用的一個詞，“誘導”，他說作家應該是好的向導。因為閱讀小說和看電影、刷短視頻是完全不同的事，一個人可以被推送短視頻，也會因為一些電影之外的原因走進影院，但不會順便、被動或比較隨意地就進入一本小說，尤其是長篇小說，在這個時代，不要說長篇小說，完整讀一個中篇對讀者都算冒險了。

寫劇本積累的工作方法我也會用在寫小說上，比如，我寫小說是要有大綱的，很詳細的大綱，詳細到了變態的程度。我知道很多作家寫小說是不做大綱的，從第一行順著寫下去，隨性地寫，也能寫得很好，我不行，電影思維深深影響著我寫小說的方式，我需要謀局布篇，就像造船一樣，我需要圖紙，需要一個堅不可摧的結構。

澎湃新聞：反過來說，劇本創作是否也可能給小說創作帶來一些不利的影響？如果可能，你需要如何克服這些影響？

老晃：如果沒有將近十年的編劇訓練，我不可能一下子就寫出《涉過憤怒的海》這個小說。要說不利影響，可能也有，就是我的小說更多是情節驅動而不是人物驅動的，這導致我的小說更偏類型小說，而我一直希望我的小說能有更多的可能。我目前最感興趣的方向依然是犯罪小說，犯罪小說用一種類型化的寫法，對讀者其實會比較友好。不過，我寫每個小說都會有意識地嘗試不同方法，包括語言風格，都不太一樣，《涉過憤怒的海》這本書里三個中篇，篇篇風格不同。寫小說不只是寫故事，這種探索和嘗試，經常也能帶來意想不到的快樂和驚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