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范文瀾，大家最先想到的是歷史學家，是中國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首任所長和中國史學會副會長，政協的同志可能還知道他是政協第三屆全國委員會常務委員、全國政協原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首任主任，開創了人民政協文史資料的征集和保存工作。

大多數讀者朋友對范文瀾在革命年代的經歷知道得不多……

走向革命

1893年11月15日，范文瀾出生于浙江紹興一個書香門第，5歲時入私塾讀書，接受了傳統的儒家思想教育。范文瀾勤奮好學，閱讀了大量的古籍，打下了堅實的國學基礎。

科舉制度廢除后，范文瀾先后在縣高等小學、上海浦東中學、安定中學學習，學到了許多新知識，極大地開闊了視野。范文瀾的叔父范壽銘受時代的影響思維較新穎，對范文瀾比較關懷，勸說他“一定來北京念書”。

在范壽銘的資助下，范文瀾于1913年考入北京大學預科，師從黃侃、陳漢章、劉師培等國學大家。范文瀾經常讀書到深夜，研讀古文經學，并立志篤守師法，學習乾嘉學派的考據方法。1917年7月范文瀾畢業于北大國文門，在叔父的介紹下，給同為紹興人的北大校長蔡元培做私人秘書，并受到蔡元培的較大影響。

1918年至1921年，范文瀾先后在沈陽高等師范學校、河南汲縣省立中學工作。此時世界和中國都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俄國十月革命爆發、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巴黎和會召開、中國爆發五四運動、中國共產黨成立等。范文瀾憤世嫉俗、潔身自愛，希望能找到救國的道路和方向，在十月革命后一度“對俄國革命懷有好感”，但由于對共產黨及其革命主張所知不多，此時仍埋首讀書，專心致志于經學學術研究，“自信這將有助于改變祖國千瘡百孔的面貌”。

1922年，范文瀾受南開學校校長張伯苓之邀，到南開中學任教員，從1924年起任大學部教授。南開在校長張伯苓的主持下保持著良好的校風，反帝愛國、關心國事，關注國計民生，注重實踐。在南開的5年是范文瀾在學術上嶄露頭角的時期，也是他在政治上加入中國共產黨、走上革命道路的時期。

1925年五卅運動爆發后，范文瀾積極參加“南開大學五卅后援會”，上街示威游行，抗議帝國主義罪行。范文瀾還參加了天津市民大游行，一路沖在隊伍前面大聲呼喊，嗓子都喊啞了。范文瀾的一些同事問他：“你老夫子也會起勁嗎？”隨后國民黨派人到學校發展黨員，希望范文瀾加入，但是遭到他的直接拒絕，拒絕理由很簡單：范文瀾看不起那些“喊口號也要留后步”的同事，而他們正是老牌國民黨員。

不久，范文瀾在一位共產黨員朋友的影響下閱讀到了馬克思主義著作，并深受啟發，認識到“革命不是快意高談，而是偉大的實際行動”，而自己此前所追求的乾嘉前輩的“大志”實在是太渺小了，便“毫不猶豫地放棄老營寨”，緊跟時代前進的步伐，服膺共產主義和革命事業了。

1926年秋，范文瀾秘密加入中國共產黨，在南開師生中積極展開革命活動。時任中共天津地委書記是李季達，組織部部長是彭真。李季達在南開大學開展黨的工作的接頭人是范文瀾，在南開中學的接頭人是林楓。

1927年4月大革命失敗后，國民黨右派大肆屠殺共產黨員，北方形勢也十分緊張。范文瀾常常在課堂上講授馬列主義著作和共產主義，譴責當局的黑暗統治。天津當局將范文瀾列入黑名單，天津警備司令部在準備抓捕范文瀾的前一日通知張伯苓，在張伯苓的掩護下，范文瀾得以脫險，奔赴北京。

1927年夏，天津黨組織遭到嚴重破壞，李季達被捕遇難，范文瀾與黨組織失去了聯系。

兩次入獄

范文瀾到達北京后到北京大學任教，同時還在北京師范大學、中國大學、北平大學女子文理學院、輔仁大學等高校任教。此時范文瀾雖與黨組織失去聯系，但仍積極支持學生的愛國運動。1930年中原大戰爆發，閻錫山、馮玉祥等直接與蔣介石對峙。閻錫山控制下的北平憲兵全城搜查浙江籍的教授，范文瀾亦在其中。一日，北平憲兵沖入范文瀾家中將其逮捕關押。

不久中原大戰以蔣介石的勝利告終，閻錫山等退出北平，在蔡元培及北大教授的聯名擔保和營救下，兩周后范文瀾獲釋。

1930年12月，北京大學學生會創辦了《北京大學周刊》，積極宣傳新思想，傳播馬克思主義學說，抨擊國民黨當局的妥協賣國政策，宣傳抗日救亡，范文瀾被聘為首席顧問。范文瀾還參加了黨的地下組織領導的左翼作家聯盟、社會科學家聯盟等進步組織。“北平教授聯合會”是黨組織領導的以抗日救亡為宗旨的組織，吸收了許德珩、侯外廬、施存統等進步教授參加，范文瀾是該會的主要負責人，他們“都是站在中國共產黨和人民的一邊”，推動北平的抗日救亡浪潮。很多青年學生在他們的影響下走上了革命道路。

1932年，范文瀾擔任北平大學女子文理學院國文系主任和院長后，保護了一批進步學生，開除了幾個國民黨特務學生。范文瀾聘請了一些中共黨員和進步人士任教，在學校開設了馬列主義課程，并多次組織校外著名學者和進步人士到學校講課，宣傳進步思想。5月北平文化總聯盟成立后，魯迅在黨組織的介紹下由上海到北平講學，受黨組織之命，范文瀾和北平文化總聯盟的黨團書記陳沂、北平左聯的陸萬美三人負責接待魯迅。隨后，范文瀾邀請魯迅到學校作《革命文學與遵命文學》的演講。

范文瀾時常從自己的工資中抽出一部分交給黨組織，為北平黨組織雪中送炭，幫助收留黨內同志，有的同志在范文瀾家中一住就是兩年。由于擔任院長，范文瀾家中安裝有電話，進步人士來往得就更多了，范文瀾的住所成了黨的秘密聯絡點。

范文瀾第二次被捕是在中國革命低潮之時，當時，國民黨當局正在對蘇區和紅軍進行輪番圍剿，對文化界的進步人士也展開了監視和逮捕行動。1934年8月，北平憲兵第三團以“共黨嫌疑”逮捕范文瀾，11月時將其押送至南京關押。范文瀾被捕后，北平各大學20余名教授聯名擔保，蔡元培多次致函汪精衛請其設法釋放范文瀾，北平大學校長徐誦明也向南京國民政府說情，北大校長蔣夢麟找到陳果夫為范文瀾求情，說其“一向為人正直，愛護學生，生活艱苦樸素。”陳果夫說：“就這一點已足以說明范文瀾是共產黨員，否則，怎能這樣做？”范文瀾得知后風趣地說：“看來，以后我的生活要腐化一點才好，免得人家說我像共產黨。”范文瀾的生活確實十分樸素，身上穿的一件灰布衫年久變色，仍不換新的，在北平執教多年，“未看過一次電影，竟不知電影院是什么模樣”。范文瀾在被關押5個月后于1935年1月被釋放。

范文瀾出獄后返回北平，仍時常受到特務的監視。此時日本侵略者已侵占中國東北三省，并一步步蠶食華北。在國家和民族危機面前，中國共產黨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主張，呼吁民眾抗日，得到了大多數國人的擁護。但是，也有一些人忍氣吞聲做亡國奴。“正義所在，舍命去做，愈是知其不可為而為之，愈是顯出人格的偉大。”為了激發民族精神，范文瀾出獄后很快就撰寫了《大丈夫》一書，以喚醒民眾，檢討國民黨當局攘外必先安內的錯誤政策和對日本侵略者的不抵抗政策，譴責日本侵略者。

范文瀾在《大丈夫》一書中列舉了25位中國歷史上可以稱得上是大丈夫的人物，如衛青、霍去病、李廣、岳飛、文天祥、戚繼光、袁崇煥等具有崇高民族氣節、為國家獻身、在歷史上堪作模范的偉大人物，他們抵抗外敵入侵的愛國事跡，激勵著國人愛國抗日，為國家和民族的生存而斗爭。范文瀾將這本書命名為《大丈夫》，就是希望國人“也都學做大丈夫”。在歌頌和贊揚大丈夫時，范文瀾也批評了出賣民族利益的奸佞小人：“小人只認識勢力，不知有是非，酷嗜富貴，不知有國家，看各代亡國歷史，如出一轍，絕無例外。”1936年7月《大丈夫》一書出版后，廣受歡迎。

“游擊專家”

隨著日本加緊對華北侵略的步伐，范文瀾受到國民黨政府和日本特務機關的重點監視，日本特務機關甚至派人到范文瀾住所觀察動靜。范文瀾決心離開北京，前往河南。1936年，時任河南大學文學院院長蕭一山是著名的清史專家，文學院文史系主任是稽文甫，二人都是北大校友。經過稽文甫的大力舉薦，范文瀾在蕭一山的邀請下赴河南大學任教。

全面抗戰爆發后，全國各行各業的愛國抗日熱情高漲，但是也有一些人對抗戰勝利信心不足，要么醉生夢死，要么臨陣退縮。范文瀾明確提出：“誰是堅決抗戰的誰就是英雄豪杰，得到廣大人民的擁護和歌頌；反之，如果臨陣退縮，半途屈服了，那就成了民族罪人，永遠被民眾拋棄，永遠被后世唾罵”。此時河南也開展了如火如荼的救亡運動，文化界、教育界、新聞界等團體和組織都建立了救亡組織。“范文瀾是老黨員，抗戰前被國民黨逮捕，失去了組織關系，但他執行我黨的方針、政策是堅定的”。中共河南省委文委書記王闌西受命聯絡和統戰稽文甫和范文瀾等人，創辦《風雨》《經世》等刊物，宣傳中國共產黨的抗日政策和主張。由于經費不足，出版困難，范文瀾慷慨解囊，并在這些刊物上刊發了許多政論文章，宣傳持久抗戰和游擊戰爭，鼓勵全國人民的抗日斗志。

范文瀾鼓勵教育界同仁積極行動，開展自救和救亡的活動，積極開展募捐、替傷兵服務、對民眾服務、對民眾宣傳等愛國工作。范文瀾認為：“教育界人士所以被尊為優秀可貴的緣故，因為他們在國家危險時候，能替國家出較大的力量作救亡工作。”此時正是“國家遇著危險，正待優秀分子全體動員，出力挽救”的時候，一些時常以“社會中堅分子”自命的人，卻“改變態度，成了向后轉的優秀者”。范文瀾對這種“愛己心勝過愛國心”“責人太嚴，責己太寬”的人極為鄙視，專門撰《反對教育界的神行太保》一文，批評這些“臨陣脫逃”的人為“教育界的神行太保”，認為這些人不配責罵前線潰逃的將士、不配接受前線忠勇將士以生命為代價的保衛。

范文瀾主張堅決抗戰不投降，必須喚醒民眾，發動民眾的力量，他認為：“如果宣傳工作做得好，每個中國人都有了民族意識，老太婆擺茶攤的都會幫著做救國事業，雖然軍事上偶有失敗，民眾定能扶助軍隊使他很快地恢復抗戰力量。”為滿足敵后游擊戰爭的需要，范文瀾專心研究游擊戰的戰略和戰術等一系列問題，還編了一本《游擊戰術》的小書，呼吁不愿當亡國奴的人們“不必再怨天尤人了，快快起來自救吧”。這本應時的書很快便銷售一空。范文瀾因此獲得“游擊專家”的稱號。

中共河南省委號召青年學生積極參加抗日救亡運動，成立鄉村服務團，到農村動員和組織民眾抗日。省委通過范文瀾和稽文甫等教授，以河南大學文學院的名義主持創辦“河南大學抵抗工作訓練班”，組織開封地區進步青年學習抗日救亡理論和游擊戰術，培訓救亡運動的骨干力量。由于校舍不足，范文瀾就把妻子和孩子送到一位朋友家借住，將自己的住處騰出來作為訓練班的校舍。在訓練班上，范文瀾主要講授民族氣節教育的課程，以中國歷史上的英雄事跡激勵青年學子。隨后又組建“河南大學抗敵訓練服務團”，南下豫中、豫南深入城鄉開展抗日宣傳和行動，范文瀾擔任訓練服務團的副主任。

“開始清爽快樂的生活了！”

由于抗敵訓練班和農村工作服務團是在黨的領導下積極活動，因此遭到國民黨的反對和破壞。當范文瀾和服務團學生到達舞陽時，駐扎在此的國民黨部隊以宴請的方式“送別”他們，范文瀾得知后，以悲憤的心情說道：“我們這有幾千年文明史的中華民族正在遭受著一場空前的劫難，我們的民族正在流著血！我們有在中國土地上作救亡工作的自由。”范文瀾呼吁，中國同胞應該團結起來打倒日本帝國主義，不要做亡國奴，隨后忍不住失聲痛哭。范文瀾的愛國之情深深地感動著青年學生，也打動了一部分國民黨官兵，紛紛流淚痛哭，甚至有官兵“對空放了幾槍，以示義憤”。

1938年3月，國民黨教育部下令，強迫范文瀾和稽文甫等教授離開服務團，范文瀾只好回到已遷至信陽雞公山的河南大學。距此不遠的確山縣竹溝村是中共中央中原局、河南省委和竹溝地委的所在地，也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原抗日根據地的指揮中心，有“小延安”之稱。劉少奇、李先念、彭雪楓等中共干部在這里培訓了大批抗日軍政干部。

為了抗戰，范文瀾毅然脫下長衫，投筆從戎，很快就成了軍事“學徒”。1938年6月，范文瀾前往中共河南省委所在地確山縣竹溝鎮，參加了新四軍游擊隊，直接在抗日武裝隊伍中工作和生活，從一個文質彬彬的大學教授變成“文武雙全的民族英雄”。

在殘酷的戰爭環境下，前線時常面臨各種危險。1939年春，豫南淪陷，日寇頻繁向信陽一帶侵犯，中共河南省委考慮到范文瀾的人身安全，多次勸說他回到后方。劉少奇十分注重加強廣大黨員干部的思想教育，團結進步的知識分子。9月，范文瀾回到竹溝鎮后，劉少奇請范文瀾等進步知識分子到竹溝鎮從事教學和研究工作。此間，范文瀾重新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自1939年起，國民黨消極抗日積極反共，不斷在各地制造反共摩擦。10月，國民黨中央命令河南地方當局進攻新四軍，竹溝鎮在國民黨反動力量的威脅下愈加危險。范文瀾是黨的寶貴財富，為保護他的安全，中共中央中原局考慮把他轉移到延安。中原局書記劉少奇找范文瀾談話，并手寫了一封介紹他去延安的介紹信，請其到延安時交給毛澤東。

范文瀾于11月初動身前往延安。果不其然，范文瀾剛離開竹溝，國民黨就組織1800余人的武裝力量圍攻竹溝鎮新四軍留守處，制造了震驚全國的竹溝慘案。

范文瀾于1940年1月到達革命圣地延安。

用范文瀾謙虛的話說：“朋友某君認為我還有學習上進的可能，介紹我到延安來。我‘過五關斬六將’，沖破若干險阻，居然走到‘寤寐求之’的邊區了！”到革命圣地延安后，范文瀾總結自己此前四五十年的生活，“一言以蔽之曰煩惱”，但是到延安后則“開始清爽快樂的生活了！”

到延安后，范文瀾成長為一名堅定的革命戰士和令人尊敬的馬克思主義史學家。范文瀾以馬克思主義理論系統論述中國歷史，其《中國通史簡編》受到毛澤東的高度評價，稱其為“我們黨在延安又做了一件大事”“我們中國共產黨對于自己國家幾千年的歷史有了發言權，也拿出了科學的著作了”。范文瀾撰寫的《中國近代史》是中國近代史學科的奠基之作，影響深遠。

新中國成立后，范文瀾作為中國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長，仍然奮力寫作，辛勤工作一生，他嚴謹務實的治學態度為近代史所建立了優良的學風，是后人學習的榜樣。

（作者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