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廣平（左一）、沈鈞儒（左二）、郭沫若（右一）、羅淑章（右三）、李德全（右四）等民主人士離開沈陽前在火車站合影。

1949年9月21日至30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在北平勝利召開。在新政協會議醞釀和籌備過程中，郭沫若做了大量工作“為新政協催生”。

“為建新中華”而積極奔走呼號

1947年11月，黨組織安排郭沫若來到香港，領導中國學術工作者協會和中華全國文藝界協會香港分會工作。此時，香港聚集著大批民主人士和文化人士，郭沫若非常清楚自己身上的政治責任，對于黨的號召和指示，總是堅決貫徹執行。他不辭勞苦地出席各種政治活動、撰寫文章、發表談話，“為建新中華”而積極奔走呼號，作輿論準備。

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發布了“五一口號”，郭沫若于5月5日與李濟深、何香凝、蔡廷鍇、譚平山等12人聯名致電中共中央，表示堅決擁護這一偉大號召，認為當前籌備新政協會議“密合人民時勢之要求，尤符同人等之本旨”；同時又致電國內外各報館、各團體，呼吁“全國人士自宜迅速集中意志，研討辦法，以期根絕反動，實現民主”。

5月8日，郭沫若應《華商報》編輯部之邀，出席“目前新形勢與新政協”座談會。會上，郭沫若首先發言，他詳細闡述了“五一口號”的重大意義和新政協的性質及召開的原則，第一次提出了中共中央在新政協的領導權問題。

他說：“中共中央五一的號召對于促進民主團結，促進勝利，具有歷史意義。”“正切合目前人民的需要。”“對于什么人來召開的問題，我坦白表示我們應請中共召開，實際上中共在中國革命戰爭中，居于領導地位。”各民主黨派和民主人士“必須坦白承認中共的領導權，坦坦白白承認毛澤東先生為中國人民領袖，承認新民主主義為今后中國建國的最高指導原則”。“今天民主黨派民主人士的工作就是坦白地促進全面的勝利。舉凡對于人民革命有必需的事，為中共所不能說，不便說，不好說的就由我們說出來。人家害怕中共，我們就向他說明中共可親而不怕。人家說中共要堅強領導，未免太驕傲，我們就說中共事實上在替我們打沖鋒。”表示“自己就不怕做尾巴，也不怕人給我一頂紅帽子。做尾巴，戴紅帽子我倒覺得非常光榮”。

他還呼吁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或無黨派人士，在討論中共“五一口號”時，不要把第五條口號孤立起來，而是要整體去考察，此外，還必須把毛澤東先生的文告、雙十節宣言、土地法大綱、工商業政策等一齊研討。只有經過這樣一段時期的醞釀研討，才能得到一個共同的意見，到那時，新政協會召開的時機也就成熟了。

“冬天來了，難道春天還會遠嗎？”

5月20日，郭沫若發表了長達一萬余字的《為新政協催生》，在文中，他對新舊政協的性質、組成成分和任務進行了詳細的對比，說明了它們本質上的不同，他指出“新政協的本質是以新民主主義為它的指導原則”“是面向著要以人民為主的真正民主”。新政協是“向帝國主義、封建主義、買辦資本主義宣戰的”“是革命性的產物”。新政協的任務是“重新建設新政府”、擬定和平建國《共同綱領》《憲法》草案、《人民代表大會組織條例》等。并號召大家努力支援前線，擴大宣傳，“以大無畏的精神響應中共的主張，研究毛澤東的思想，完成新民主主義革命！”

郭沫若還通過多種形式，熱情呼喚新中國的誕生。在1948年端午節，郭沫若聯絡在港詩人領銜聯名發表了《我們的話》，歡呼“全國范圍的革命勝利就要到來，在亞洲大陸上，一個新的中國就要誕生”；表示“在這大風暴的日子，大解放的黎明，作為一個詩人，他不僅要帶著他的歌唱來參加人民革命的行列，而且更要帶著他的為人民服務的點滴實際工作，來共同創造人民大解放的史詩”。他憧憬著明年端午到南京或北平去紀念詩人節。1948年11月初，郭沫若應邀到香港南方學院演講，他講述解放戰爭勝利發展的形勢，情緒激昂，熱血沸騰，到后來，完全是在朗誦詩篇：

“新中國在東方噴薄欲出了。建設新中國的神圣職責，落在年輕人的肩上。同學們！希望你們愛祖國，愛學習，學知識，練本領，為偉大的祖國貢獻力量。”

“冬天來了，難道春天還會遠嗎？讓我們舉起雙臂，歡呼新中國的春天的來臨吧！”

根據中共安排，郭沫若作為第二批北上民主人士，化名“丁汝常”，于1948年11月23日夜離港北上，他“決心摒除一切的矜驕，虔誠地學習、服務，貢獻出自己最后的一珠血，以迎接人民的新春”。與他同行的還有馬敘倫、翦伯贊等30余人。這次北上是一次秘密行動。為了北上人士的安全，郭沫若放了一個煙幕彈，他從8月25日起，在《華商報》副刊連載《抗日戰爭回憶錄》，每天一篇，本來是隨寫隨發，得到北上的確切時間后，他趕寫了七八篇文稿，預先交給報社，給人以自己沒離開香港的假象。《抗日戰爭回憶錄》于12月5日連載完畢，此時他們已進入東北解放區。

將此身“慷慨付人民”

1949年2月25日，郭沫若與李濟深、沈鈞儒、馬敘倫等35人從沈陽乘火車赴北平后，作為無黨派民主人士代表，特別是作為教、科、文諸界別的無黨派人士的領軍人物，開始正式介入到新中國的策劃和籌建中，他樂此不疲地參加各種會議、訪談、聚會，將此身“慷慨付人民”。

6月中旬，新政治協商會議籌備會召開。郭沫若代表無黨派人士講話，盛贊新政協，強調“在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中國共產黨和毛主席的領導下，在毛主席所提倡的新民主主義的照耀之下，我們將要永遠走著上坡路，而永遠不會下降了”。他是籌備會無黨派小組的召集人，在多次小組會上，“折沖于各位代表之間，靈活地而又堅定地貫徹黨的方針和主張”，為日后政協會議的正式召開做了許多有益的工作。會議閉幕時，他被選為新政協籌備會常務委員會副主任。常務委員會下設6個小組：其中第5小組負責起草新政治協商會議的大會宣言，組長是郭沫若、副組長是陳劭先；第6小組負責擬定國旗國徽國歌方案，郭沫若是第6小組16名成員之一。

當年7月，籌備會登報公開征求國旗、國徽圖案及國歌詞曲。啟事中提出應注意中國特征的要求，就是采納了郭沫若的意見。現存的許多應征稿件上，都有郭沫若寫的具體意見。他還身體力行，設計了一面國旗，寫了《新華頌》作為國歌應征稿；在《義勇軍進行曲》初步確定為國歌后，又被大家推舉改詞。在征集、篩選、設計和確定新中國標志的過程中，郭沫若全力以赴，費盡了心力。對后來國徽圖案的設計，郭沫若就圖案上方谷穗相接的缺口如何處理提出應表現“金甌無缺”的設計思想。設計者十分重視這一意見，將缺口設計為寶瓶口，下襯以完整的金環。現存的國徽圖案稿上有一行小字：“郭老已看，說‘金環可喻金甌無缺’。”

在新政協會議籌備會召開之際，郭沫若接受《人民日報》記者采訪，表示“我們一定要誠懇地接受中共堅強的領導，在毛主席的旗幟下，勇敢地向前進”。

1949年9月21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召開。會議第4天，郭沫若作為領銜提案人，和李濟深、沈鈞儒、黃炎培、馬敘倫等44人聯名向大會秘書處提交了提案《請以大會名義急電聯合國否認國民黨反動政府代表案》，這件提案代表4億多中國人向世界宣布：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是真正代表中國人民意愿的會議，由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產生的中央人民政府是中國唯一合法的政府，國民黨反動政府無權代表中國人民。這件提案在國內外產生了重大的政治影響。

在第5天的全體會議上，郭沫若作為無黨派民主人士首席代表作了發言，表示堅決擁護《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組織法》《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組織法》《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并說：“我們是無黨派民主人士，但我們絕不是美帝國主義所企圖引誘的‘民主的個人主義者’……我們是民主的集體主義者，我們也絕不是自以為站在中間路線上的所謂‘自由主義者’，但我們確實是相當自由的，而且自由到了這樣的程度：我們要自由自在地跟著毛主席向一邊倒。我們在國內要自由自在地倒在中國共產黨的一邊，擁護中國共產黨和毛主席的一切號召，擁護中國人民解放軍，擁護以工人階級為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

9月29日，郭沫若前往頤年堂毛澤東住所，與毛澤東、周恩來、李立三、李濟深、沈鈞儒、黃炎培、陳叔通8人一起，討論修改毛澤東主席自擬的就職公告稿。

10月1日，郭沫若與毛澤東、朱德等黨和國家領導人一起登上天安門，參加了自己為之奮斗了一生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開國大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