誕生于南朝劉宋時代的《世說新語》以短小精悍著稱，書中記錄的不少魏晉人士的趣聞軼事，都成為流傳后世的經典故事。劉義慶的構思與創作，也提供了一種寫作的視角：分門別類記錄一些名人的言論，既有史料上的價值，讀者也愿意看。它們不需要是鴻篇大論，有趣的精致短篇，照樣很有意思。

生活在明朝萬歷年間的文人曹臣就持有這樣的創作理念。他是安徽歙縣人，從小浸潤在徽州文化里，對歷朝歷代的文人趣事很感興趣。他便想到可以采用《世說新語》的結構，寫一部明代的《世說新語》。經過多年的積累和創作，《舌華錄》一書便誕生了。

顧名思義，《舌華錄》就是記錄文人在口舌（言論）上的精彩內容，文人雅士多辯才，或機敏多智，或舌燦蓮花。“舌華”便是“舌根于心，言發為華”的意思。

曹臣對此書的定位很清晰：“上起漢、魏，下逮明人，頗為猥雜。原序亦自言，近時之事，多所潤飾，則非盡實錄可知矣。”此書不僅要寫古人之事，也會記錄近人言論，對他來說，也就是明朝的故事。這在當時的歷史語境里，也算很有膽識的做法了。曹臣在《舌華錄》里記錄了1000多個精致的短篇故事，有不少內容都值得細細品味。

《舌華錄》關于魏晉的一些內容，與《世說新語》里的故事差不多。比如《慧語》里的這篇：

晉明帝數歲，坐元帝膝上，因問長安何如日遠？答曰：“日遠，不聞人從日邊來，居然可知。”元帝異之。明日集群臣宴會，告以此意，更重問之，答曰：“日近。”元帝失色曰：“爾何故異昨日之言耶？”答曰：“舉目見日，不見長安。”

這個“不見長安”的故事，在《世說新語》的《夙惠》篇里也有，在內廷和朝廷上，幼小的司馬紹（也就是后來的晉明帝）兩次回答父親晉元帝司馬睿關于“太陽和長安哪個更遠”的話題的答案，截然相反。他最初說太陽更遠，這是符合常識的，而在朝堂之上，當著眾位大臣的面，他卻說長安更遠。其中意味是深長的：長安乃中原故地，衣冠南渡之后，東晉雖能在江南茍安，卻不能不思進取，不能忘記北伐，克復中原，恢復長安、洛陽故土。《舌華錄》再次記錄這個故事，大概是因為曹臣也為這位聰穎機敏的皇子而感到可惜吧。司馬紹后來雖然成功繼位，也有大志，卻英年早逝，也讓晉朝失去了北伐成功的最佳時機。這種個體的聰慧在歷史大勢與命運面前的無奈，給后世留下了不小的遺憾，也讓曹臣念念不忘。

《舌華錄》在《凄語》里還記錄了一個孔融的故事：

孔北海被收，時男方九歲，女七歲，以幼弱得全，寄在他舍。或有言于曹操，收之，女謂兄曰：“若死而有知，得見父母，豈非至愿？”遂延頸就刑。

孔融以讓梨而著稱，其子女不屈的節操也在歷史上留下了令人震撼的一幕。曹操抓捕孔融后，其兩個不到十歲的孩子，因為年齡小，本來能逃過一劫，暫時住在其他人的家里。但曹操身邊人勸他，必須斬草除根，方能絕除后患。曹操向來多疑，便抓捕了孔融的子女。兩個孩子毫不畏懼，引頸就戮。此事引發不少讀書人對曹操的批評，也側面反映了曹操政治手段的狠辣。

《舌華錄》里還有一些幽默的小故事，是為《諧語》。比如，明朝隆慶年間有個名叫劉諧的進士，他看不慣道學家們的偽善之言，經常找機會諷刺挖苦他們。“道學者曰：‘天不生仲尼，萬古如長夜。’劉諧曰：‘怪得羲皇以上圣人，盡日燃燭而行。’”——按照道學家們的說法，如果沒有孔老夫子，世間都是一片黑暗。劉諧幽默地回應：這么說來，在孔子之前的伏羲等圣人，每天只能拿著蠟燭出行了。后世可能記不得這位進士做了什么，但他這番調侃之語，卻成了頗為經典而滑稽的一幕。

《舌華錄》還記錄了一些正直之人不畏強權的故事，比如這篇：

嚴嵩誕日，諸翰林稱壽，爭作恭求近。時菊花滿堂，陸平泉獨退處于后。同列問曰：“何更退為？”陸答曰：“此處怕見陶淵明。”

此乃譏諷之語。陸平泉即陸樹聲，是明朝中后期罕見的長壽的大臣，從正德年間一直活到嘉靖年間，活了97歲。他能長壽的一大秘訣，就是保持自我，不隨波逐流，更對攀附諂媚之事毫無興趣。有一次，奸相嚴嵩大搞生日宴會，很多翰林都去祝壽，紛紛拍嚴嵩的馬屁，希望能在他這棵大樹底下乘涼。當時堂上有很多菊花，只有陸樹聲躲在后面，不愿意跟那些諂媚之徒混在一起。別人都問他為何后退，陸樹聲便拿著陶淵明“采菊東籬下”和“不愿為五斗米折腰”的典故，來證明自己的廉潔清正。此事距離曹臣生活的年代已經非常近了，他自然不會錯過這個精彩的故事，便記錄在《舌華錄》里。

可見，曹臣不是為了獵奇、尋趣才寫了這本書，而是在文字中有自己的價值寄托。雖然他不會直抒胸臆，卻通過敘述歷史故事，巧妙地表達出內心深處的喜愛與憎惡。其實，曹臣《舌華錄》的作品質量與《世說新語》不相上下，知名度卻差得很遠，不能不說是一種歷史的遺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