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出版的《臧克家舊體詩稿》中有一篇《自道甘苦學舊詩》的序。斯序劈頭三句開宗明義：第一句：“我愛新詩，更愛古典詩歌。”第二句：“我寫新詩，也寫舊體詩。”第三句則更是干脆聲明：“我是一個兩面派。”

1990年，臧克家先生曾贈我一個書法條幅，內容是他一首自作詩，詩云：“自沐朝暉意蔥蘢，休憑白發便呼翁。狂來欲碎玻璃鏡，還我青春火樣紅。”詩有激情，字亦極耐看。這首舊體，題為《抒懷》，作于1974年12月13日。那一年，臧克家69歲。12天后（1974年12月25日），臧克家寫下了回憶“五七”干校生活“憶向陽”組詩的第一首詩《夜聞雨聲，憶江南》：“料得江南春到早，云山滴翠水溶溶。清宵夢覺瀟瀟向，猛憶沖雨夜出工。”

作為一個著名的自由體新詩人，在晚年“忽然”寫起了舊體詩，起初頗讓人訝異。但誠如詩人在《自道甘苦學舊詩》一文中所言，也當然有著其內在邏輯。但他的舊體詩歌創作主要時間是在1973年以后，其觀照的主題，一為酬贈舊雨新知；另一，就是反映“五七干校”生活與勞動。前者多收入《臧克家舊體詩稿》，后者則結集為《憶向陽》，1978年出版后在文學界曾引起過爭論，記得當時的聲量頗大。

《憶向陽》題材詩歌寫作后、出版前，臧克家就曾寄贈同一干校的“同學”或朋友看，并自印了油印本，在一定范圍中流播。得到的反饋（該詩集出版的1978年以前）自然也多是不錯的。正因如此，當人民出版社擬出版此詩集時，作為詩人，他當然是樂見其成的。

詩集出版后，風評一時不錯，但令詩人始料不及的是，老友姚雪垠在詩集出版當年的11月25日，寫下了《關于〈憶向陽〉詩集的意見——給臧克家同志的一封信》。這是一封公開信，發表在《上海文學》1979年第一期上。

該文基本上是全面否定了《憶向陽》主題的系列創作。姚文認為，《憶向陽》“用歌頌愉快勞動和學習的詞句去粉飾和掩蓋……”“你不僅沒有唱出人民的心聲，也沒有唱出你自己的心聲。詩中的感情不是真實的，至少說不完全是真實的。有真實的一面，但也是被你化過妝的感情。有更真實的一面你不肯寫出，那倒是最寶貴的……你只寫出表面現象，表面的人和表面的事，不敢向深處著筆，不敢接觸現實生活的本質”。

姚雪垠與臧克家是相交相知多年的朋友，他們的友誼，建立在抗戰救亡時期。姚雪垠應該是喜歡以公開信形式的文學批評方式的。1944年他就曾在《當代文藝》雜志上以公開信的形式，評論過臧克家的詩集《泥土的歌》。在那封寫于1944年3月10日的信中，姚雪垠說：“我們是老朋友，相知最深，平日我最愛談你的詩，你也最愛聽一聽我的意見。在很多時候你把我當做知音，我也常覺得能夠同你談心，談得投機，十分愉快。”在1978年的公開信中，姚雪垠仍然認為自己是以“數十年的老朋友”的角度來評論《憶向陽》的：“我的這封信雖然會使你生氣，失眠，但完全是出于對朋友負責的精神。我認為只有這樣，我才配做你的真朋友和古人所說的‘諍友’和‘益友’。”

隨后，也有人對姚雪垠的批評提出了反批評，認為“姚先生的批評給我的感覺卻不大像個‘老朋友’，而像個口稱‘老朋友’實際則是坐在審判席上的法官”（王昌定《壓迫不是批評》，載《北方文學》1979年第10期）。

臧克家本人對姚雪垠書面批評的直接反應，至少在當年的報刊上似未有記錄。但從2006年徐慶全發表的一篇《轉型時期的標本：關于臧克家〈憶向陽〉詩作的爭論——從臧克家一封未刊信談起》一文中得窺一斑。

此信為臧克家1979年2月14日寫給周揚之信，既是“未刊信”，但文中全部照錄，應視同已公開發表。所謂“未刊”，或指兩人生前未公開發表。此信所涉三人（即周揚、臧克家、姚雪垠），周去世最早，在1989年。姚次之，在1999年。臧去世在2004年。

臧克家在此信中說：“他（姚）又在今年一月號‘上海文學’上大批我的詩集‘憶向陽’（我曾奉寄您一本）……令人氣憤……”或許意識到信中內容會產生的影響，信的最后，臧克家對收信人有附言：“我的這封信，只供您參考，希望不外傳，免得惹出更大的糾紛。”

臧克家憤怒的另一個原因是，姚雪垠在“文革”中讀到“憶向陽”組詩時曾致信前者，大約是正面肯定的多。因此，臧克家在向上級領導如周揚處申訴的同時，還將姚致臧的十封信打印其后，并同時在友朋中散發。可見詩人當時是氣極的。這十封信，在徐文中征引了部分，因不得見此組信件全貌，此處不贅。

但在《社會科學戰線》雜志1980年第二期中，姚雪垠發表了《無止境齋書簡抄一組》，其中，就有1974年12月25日和1975年1月25日致臧克家談詩的兩封信。其中一信，姚說：“我已經讀了你好多首反映五七干校生活的小詩，希望你繼續寫下去。我已經說出過我的整個印象，既肯定了這些小詩，但又覺得深度不足。我也明白你不會同意我的‘深度不足’的評語。”

臧克家與姚雪垠，兩位當代文學史的重要人物，他們的友誼締結于“烽火連三月”的抗日戰爭，友誼綿延了三十多年，難道真會因一封信而終結嗎？1988年7月，《臧克家舊體詩稿》出版，收入了《寄姚雪垠同志》（六首），詩中，既有“愧我詩少風云氣，羨君筆下有驚雷”的謙虛，也有“細聞北上定如期，翹首南天日腳遲”的深情。姚雪垠晚年曾想寫一部回憶錄，甚至有一個暫定名《艱難的歷程》，但終因為趕寫《李自成》四五卷而分身乏術。2010年，由其家人匯編其生前寫作于20世紀最后二十年的三篇重要文章（《我的前半生》《學習追求五十年》《八十愧言》）的《姚雪垠回憶錄》面世，其中，對曾經在某個時間段中朝夕相處的“老朋友”臧克家，終未置一詞。

今人對于“五七干校”這一特殊時期的特殊組織是陌生的，對于向陽湖亦是如此。雖然那個年代不可阻擋地離開今天越來越遠，好在有當事者留下了斑斑墨跡，如《向陽日記》（張光年）、《干校六記》（楊絳）、《云夢斷憶》（陳白塵）、《咸寧干校一千天》（楊靜遠）、《干校札記》（徐方），等等。還有《向陽湖紀事——咸寧“五七”干校回憶錄》（李城外編，武漢出版社2010年出版）等書籍，這部書由當事人親寫，作者數十人，收輯文章115篇，上下兩厚冊，字數達85萬字。雖然對當年的記憶會有遺漏與死角，但見一知二，理性或感情充沛的私人史的之和，往往會成為時代理性的共同記憶，概莫能外。

臧克家的干校生活是否都是如田園詩一般呢，當然不會是。在張光年《向陽日記》序言中，作者曾寫到：“我當然不能忘記詩友臧克家同志，這本日記里多處留下他的身影。”其中，1970年1月30日記載：“……今天全連開大會批判臧克家。上午臧檢查，我隨批斗對象十余人到沙場勞動。下午參加大會，聽革命同志批判發言。”又，1972年9月 14日：“下午臧克家來報喜訊，說（他的）歷史問題是維持了一九五六結論；還準備讓他回京養病。他說很受感動，哭了一場，寫了十幾封信通知親友。”

假如從遙遠的未來看今天的當代史，關于“五七干校”，關于向陽湖，或只是一本歷史詞典中一群名詞。歷史，總是要拉開距離，才能看得真切的。《向陽湖紀事——咸寧“五七”干校回憶錄》一書中，當事人崔道怡有一段話說得客觀：“再過五十年，回顧新中國百年來知識分子的心路歷程，編寫新中國一百年的文化發展史，人們的心，人們的目光和筆觸，都依舊會深情關注這向陽湖。”

同理，臧克家的《憶向陽》是一個時代的一個文學樣本。如就文學價值上急于定論，或為時過早，但從為新中國文化史作注的意義上而言，《憶向陽》的價值，則是獨特的、無疑義的……

回到1990年的春天，我還記得當年收到臧老條幅打開的那一剎，看到這首可算是他舊體詩的代表作，卻讓我苦笑不已，蓋因為，當時的他實足八五，年在耄耋、鮐背之間，而我，尚未而立。而這首《抒懷》，寫的可是老年人的心境啊。

如今，我竟然也到了花甲之齡，再讀、再觀老詩人親筆寫就的此詩、此字，彼情彼境更能體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