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非常不想說自己的小說。那有什么可說的。小說被稱為光明正大的隱私，既然光明正大，也就談不上隱私，如果隱私被光明正大，就會成為一個事件。而事實上，小說早就不會成為事件，即便是杰出的小說。無論從哪種角度，作為寫作者，都不必談論自己的小說，該有的樣子，小說里都有了。

不如說些別的。

比如說一下事實與真實。

清代有個吳喬，寫了本書叫《圍爐詩話》，說文與詩的區別，文是將米做成飯，詩是將米釀成酒。只要是飯，不管干飯稀飯，都沒改變米的形狀，而酒卻徹底改變了，因此，文（包括小說）是不變形的，是寫實的。這個說法有啟發性，卻也簡陋。好小說如果寫實，也是真實的“實”，不是事實的“實”。

真實和事實是兩個相互關聯卻又相去甚遠的概念。《聊齋志異》里的諸多篇章，卡夫卡的《變形記》等等，都是最好的例證。小說是否被待見，完全取決于民眾對真實的渴望是否強烈。如果不強烈，如果只想知道事實，就寧愿去讀非虛構，他們覺得，非虛構可以告訴他們事實。

然而，非虛構作品想形成事件，也很不容易。

人們需要眼見為實。

所以要圖像。

而圖像可能造假。

所以又要視頻。

我單位旁邊，是成都太古里，幾個月前，太古里有個“牽手門”，先有圖片，已經很熱，后又出了視頻，就更加火爆。圍觀者蜂涌而上，紛紛留言，抒發感想，交換意見，然后去扒拉，男人是誰，女人是誰，他們分別是哪年出生，各自又干著什么工作……在極短的時間里，形成了全國性事件。

由此看出，“事實”之所以好，是人人都可參與，即使在參與的過程中，把事實變成了非事實，也無所謂，因為每個人都有屬于自己的事實。這意思是，事實是可以越說越遠的，甚至是可以歪曲的。一句話，我們可以“創造”事實。

真實卻不會這樣寬容。

真實很冷，很堅硬。

想在真實面前撒野，比較難。

既然難，就不去碰它好了，讓它在一旁冷落去好了。

按照福斯特的理論：國王死了，沒多久王后也死了，這兩個事實疊加，只能叫故事；國王死了，王后日夜悲痛，沒多久也死了，就形成情節。到底是故事還是情節更受歡迎？毫無疑問，是前者，因為兩個事實之間，有著廣闊的灰色地帶，我們可以在那灰色地帶唱歌跳舞，屙尿吐痰。

不幸的是，小說正是需要情節。

小說的想象，不是碎片，也不是碎片的疊加，而是環環相扣的整體。哪怕是一個很短很短的短篇小說，我們也能看見整體。

在一個陰冷的日子里，俄國一個貴婦人臥軌自殺了……這是事實，如果當年也有網絡，在俄國人民當中也會形成事件，圍觀者也會蜂涌而上，看她長得怎樣，穿得怎樣，戴什么手表，提什么包包，車輪是軋的腿，還是軋的頭或腰……然后又去扒拉，她是誰家老婆，她丈夫是干啥的，她的自殺，是被逼的，還是真心想死，以及她為什么想死。如此等等。對其中的每一個問題，都是你說你的，我說我的，并在說的過程中，相互贊許、攻擊、謾罵。

只有托爾斯泰，安安靜靜地寫了個《安娜·卡列尼娜》，把事實變成真實。

這個真實浩如煙海，又巍然屹立。

托爾斯泰的辦法，是找出其中的層層因果。

哪怕微妙難測的人性，也為它找出因果。

有些作家聲稱，自己藐視因果。

而藐視的原因，很可能是無力找出更深的因果。

真實正是從因果中誕生。

另一點，我們注意到，事實也好，事件也好，都只短暫停留，很快就會過去，過去之后，基本不落一絲痕跡。自從有鐵軌以來，臥軌自殺者何止千萬，如果沒有托爾斯泰，我們就不知道其中有個名叫安娜的女人。就說“牽手門”，才相隔多久？而今已無人提起。人們早就忙著說別的事實去了。

事實是不能累積的，不能累積就不能形成文化。

真實才能形成文化。它哺育當代，并注入基因，傳諸后世。

我們的問題是，天天都在“看”，連走路都抱著手機，看各種視頻、各種新聞和公號，卻沒有文化。我知道這樣說要得罪人，但我是認真的，認真說的話，就不怕得罪人，得罪了也無所謂。更何況，我自己或許也是其中一員。

事實不能形成文化的最根本原因，是它不跟自我發生聯系，我們瘋狂地搜羅各種事實——別人的事實，看個熱鬧，圖個樂子，打發無聊而冗長的生命。真實卻不。任何真實都與你有關，你無法成為旁觀者。

而且我還要說，在人的五官當中，眼睛是最“膚淺”的，一睜，就看了，你用不著分辨，就敢于大發議論。然后轉個方向，又看見別的，又可議論一番，你的白天黑夜，就這樣過去了，高高興興地混到月末領工資，混到年末領年終獎。

但也把自己混老了。

這時候才發現，老，才是自己僅存的事實。

因此就我本人而言，別的書會讀，但小說一定要讀。

當然，我是指好小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