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曾經主持中國第一部文藝心理學叢書的編譯出版及《文藝心理學大詞典》的編寫，與錢谷融先生共同主編的文學心理學教材被國內廣泛推廣使用，您是從什么時候關注文藝心理學的？

魯樞元：文藝心理學研究，早在上世紀二三十年代魯迅與朱光潛就有過建樹，在歐洲還要更早。1980年代初中國興起的文藝心理學研究浪潮只能說是這一學科的重建，金開誠先生是首義者，我則是一個追隨者。

很偶然的是，“文革”后期我從學校資料室查封的圖書中“竊取”一本R.S.吳偉士的《西方現代心理學派別》。這本書就成了我的心理學的啟蒙讀物，后來寫文章就比別人多了一片西方心理學的視野。《文學藝術家的情緒記憶》《論創作心境》《作家的藝術知覺與心理定勢》在《上海文學》雜志發表后，得到創作界、評論界的認可。金開誠先生人很好。我與他從未謀面，他曾多次來信夸獎我、鼓勵我。顧驤先生在回憶文章中寫到，周揚還曾特意找來我的文章看，說寫得不錯嘛！

編輯《叢書》、編寫《教程》、編纂《辭典》、接連召集學科建設研討會，目的性很強，就是要確立“文藝心理學”的學科地位。那時正年富力強，加上時代潮流洶涌澎湃，雖然難度很大，竟也都做出來了。現在看來，一門學科的構建是否一定要如此蓄意為之、大干快上，甚至學科建設是否真的就如此重要，我看并不一定。所謂學科領域，往往也是學術壁壘。作為一位人文學者，重要的還應是在未知世界里漫游，自在地漫游，在漫游中有所發現。

1990年，您出版的《超越語言》推動了學界對文學言語學研究的關注。作家王蒙“非常欣賞這部寫得相當漂亮的書”（《讀書》1992），還曾被一些大學列為攻讀博士學位必讀書。為什么您在學術研究領域總有創建性發現？

魯樞元：過獎了！ 您說的“創建性發現”，在我往往是“節外生枝”“歪打正著”。上世紀80年代，我最初的興趣在于“打開文學創作的黑箱子”，這就注定回避不了“語言問題”，回避不了文學言語的生成過程。而在這之前，我只是在大學課堂上讀過胡裕樹的《現代漢語》教科書，當過這門課的課代表，期末考試成績96分，但學的什么全都忘記了。我的所謂治學，全得力于讀書、讀雜書。在許多時候，我讀書是“只求所需，不求甚解”。我始終相信，我讀的并不是那本客觀存在的書，而是我與這本書之間的關系。這種關系在我拿到這本書時就已經存在，它是我的心理定勢與這本書作者的潛在意識之間的“共同場域”，讀書便是在這個“場域”中游弋、涉獵、吸納、消化、融會，即所謂“心有靈犀一點通”。年輕時生命力旺盛、直覺靈動，我曾經對人夸口：一本書我只要用鼻子聞一聞，就知道其中有沒有我需要的東西！ 這當然是開玩笑的話。

《超越語言》出版后，語言學界的權威人士看了認為這個名不見經傳的家伙連語言學的基本常識都不具備，所謂超越全是胡說八道；文學界一些大家卻予以高度評價，說它是“中國當代文藝學研究跨越對西方文論的橫向借鑒而開始自我構建的標志性專著”（白燁）；說“足可以‘西漸’入侵歐美”（韓少功）。現在看來，這一貶一褒該是源于“語言學界”與“文學創作界”的長期隔膜，這座“二郎山”恐怕直到現在也沒有完全打通。我達不到這個高度，為自己設定的一條法則是：學術姿態應是生命本色的展露。

新世紀前后，您的研究重心轉移到對當代社會人類精神生態的研究中來。您把“生態”觀念植入文藝學、美學的機體，2000年出版的《生態文藝學》為中國當代生態批評起到了奠基作用。這種前瞻性的學術眼光來自什么？

魯樞元：我實在沒有什么“前瞻”的能力。我說過，我的所謂治學，就像是一棵樹，從哪里長出一根枝杈，幾乎全是懵懂的，自己說不清楚。在文藝學學科領域，除了大學二年級聽過何望賢老師講授的《文學概論》，再沒有接受過專業的學術訓練。這對于做成一個專業學者來說，虧空太多，欠缺太多。就像從一架山到另一座山，別人可以一躍而過，我卻要一步步爬到溝底，再一步步攀上山巔。

沒有經過專業訓練，也許有點好處，就是也沒有專業領域規則的約束，可以完全憑著自己切身的感受、憑著內在意向的召喚、依照自己的興趣去思考、寫作。《創作心理研究》《超越語言》《生態文藝學》都是這樣催生出來的。《超越語言》《生態文藝學》經我悉心充實、修訂，即將由浙江文藝出版社出版。

我知道自己不是學界的“正規軍”，只能算是“游擊隊”。上海、北京、天津多所名牌大學曾向我伸出橄欖枝，我很感激，但我知道自己成色不足，便主動婉拒了。在上世紀80年代的文學浪潮中，我的那些不倫不類的文章似乎還很受歡迎。如今，刊物對學術文章的要求越來越嚴格、越規范、越細密，我已經幾乎不適應這個時代。但我的命好，退休后一所出類拔萃的民辦大學黃河科技學院及我的母校河南大學收留了我，為我創造了夢想不到的優越治學條件，卻對我沒有任何要求，包括發表文章、申報項目、競爭獎項，放手讓我只做自己愿意做的事。這種對學人的愛與知，時時讓我恍如隔世！

《陶淵明的幽靈》以及不久前面世的《天地之中說聊齋》，看來都是在實踐您的生態批評理念，讓人耳目一新。這些作品的出版，有何契機？

魯樞元：按說，這兩本書都屬于古典文學研究領域，皆非我的專長，需要我臨時補課。陶淵明主動放棄世俗的功利，以清貧換取自由，盡顯其人格獨立。一句“久在樊籠里，復得返自然”，便讓我對他產生無限的敬仰。蒲松齡，在我看來就是一位可親可近的鄉村民辦小學教師，但他視天地萬物為一體，鐘情荒野、扎根鄉土、一心守護人類質樸、本真、善良、厚道的天性。這些都吻合了我的精神生態理念。兩本書，一是國家社科基金的項目，一是中州古籍出版社的約稿。但要說“契機”，還應該說來自我對陶淵明的敬仰、對蒲松齡的親近。

《天地之中說聊齋》的出版比刀郎《山歌寥哉》的面世要稍早一些，無意間蹭上了刀郎的熱度，如今初版已經“出倉”。刀郎是懂蒲松齡、懂聊齋的。他的處境遭遇、他的審美偏愛與三百多年前的蒲松齡有許多相似之處，可謂惺惺相惜。

再談談您的讀書吧？ 您有什么枕邊書嗎？

魯樞元：盡管有“盡信書不如無書”的銘言，但我始終對書籍有著莫名的敬畏，在我看來，每本書都是一條鮮活的生命、一方獨自的世界、一段歲月的光影，總能讓我感到自己的貧瘠與渺小。我從小喜歡讀筆記文，常讀常新，年既老而不衰。如：《閑情偶寄》《浮生六記》《陶庵夢憶》《草木子》《雞肋編》《世說新語》《酉陽雜俎》《老學庵筆記》等。也還有書話與傳記之類的書，算是我的枕邊書、廁上書、旅途書吧。我也曾向別人推薦，我的《天地之中說聊齋》也是可以放在廁所里讀的。

您常常重溫讀過的書嗎？ 反復重讀的書有哪些?

魯樞元：有。我這里只說兩本：一本是中國古代首席哲學家老子的《道德經》，我不知讀了多少遍，但能夠領會的，只是滄海一粟。一本是在當代中國并不顯赫的英國哲學家懷特海的薄薄的書：《科學與現代世界》，我30年來從事生態文藝學教學與研究，這是我的案頭書。說老實話，除了這本書，懷特海的其他書，諸如《數學原理》《過程與實在》我就讀不懂。

如果有機會見到一位作家，在世的或已故的，您想見到誰？

魯樞元：我還是想見錢谷融先生。他與我父親同歲，活了100歲，五年前去世了。錢理群老師在文章里說我是谷融老人的知心人，我得意了許多天。

如果可以帶三本書到無人島，您會選哪三本？

魯樞元：我也已經老了，出游得有人照料，無人荒島是去不成啦。但還可以假設一下：梵高的《渴望生活》，困苦中堅守生存信念；高步瀛的《唐宋詩舉要》，用逸興充實寂寥；司馬遷的《史記》，以故事消解空虛。

假設您策劃一場宴會，可以邀請在世或已故作家出席，您會邀請誰？魯樞元：首先該是陶淵明和蒲松齡，我為他們寫了書，也算是熟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