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風徐徐，漫步在上海的大街小巷，看著周邊一幢幢被歲月撫過的建筑，尋覓著書香，也尋找一種舊日的時光。

外文書店的前身，是曾赫赫有名的出版機構——世界書局

在福州路中段山西南路、福建中路之間，即福州路390號，有一幢七層建筑﹙原為四層，后加層)，現在是外文書店，在半個多世紀以前，曾是上海出版界赫赫有名的出版機構——世界書局。世界書局創立于1917年，1921年改為股份公司，創辦人為沈知方。

沈知方曾供職于商務印書館、中華書局，有著豐富的圖書市場經驗。1917年初沈知方辭去中華書局副經理之職，以三千元的資本在上海閘北義品里，及福州路青蓮閣茶館對面弄內其昌旅館，以“世界”之名進行圖書出版和銷售，1921年正式將世界書局改為股份制企業。世界書局設在福州路山東路西首懷遠里內，并在福州路390號—392號租得店面營業，沈知方把所租店面漆成紅色，號稱紅屋，在當年也是別具特色。

創業之初，世界書局由于勢單力薄，多出版一些迎合小市民低級趣味的書籍，和禮拜六派的哀情小說、武俠黑幕小說和迷信算命等書。它也出版了一些定期刊物，有《紅雜志》（周刊）、《快活》（旬刊）、《紅玫瑰》（周刊）、《家庭雜志》（月刊）、《偵探世界》（半月刊）等等，這些刊物都深受小市民階層喜愛。后來，世界書局在用心經營中逐漸壯大，也參與了各類教科書出版，和商務印書館、中華書局等展開激烈競爭，取得了不錯的銷售業績。世界書局還出版由徐蔚南主編的《ABC叢書》一百余種，多為名家撰稿，曾風行一時。世界書局用廉價贈品等促銷手段，大事宣傳，一時營業鼎盛。1921年至1923年間，全局共有職工一百余人，并設編輯所、印刷廠于閘北香山路及虬江路，又在廣州、北京、漢口、奉天等處設分局。改組公司時資本為銀幣二萬五千元，選出了董事沈知方等五人，又設監察兩人。總經理沈知方全面負責公司業務，下設營業部、信托部、會計部、分局事務部、門市部、批發部、函購部及編輯所、印刷廠，各部門有專人負責，可謂規模初具。

1937年8月日軍占領上海后，強占上海世界書局設在虹口大連灣路的總廠為軍營，并威脅世界書局與他們合作。遭沈知方反對后，日偽于1938年11月在世界書局發行所制造了定時炸彈爆炸事件，導致書局職員一死一傷。1939年，沈知方病重之時立下遺囑：“近遭國難，不為利誘，不為威脅”，命其后人不得與日偽妥協。同年9月11日，沈知方病逝于上海。沈知方去世后，由陸高誼任職上海世界書局總經理。1945年7月抗戰勝利后，陸高誼辭職離滬，由陸仲良代理。董事會復選董事為張靜江、杜月笙、錢新之、陸高誼、崔竹溪、李書華、陸仲良、陳和銑、胡天石、魏炳榮，監察人吳稚暉、李麟玉、齊云青。1946年1月起，李石曾為總經理，官僚資本進入世界書局。

新中國成立后的1950年，世界書局被人民政府接管，同年4月12日在世界書局舊址成立國際書店上海分店，1958年更名為上海外文書店，營業至今。

百騰大廈所在地，曾有座中西合璧的塔樓建筑，見證大東書局往事

沿福州路再往東，在山西南路附近的福州路310號、福州路311號，是大東書局舊址，以前還有座塔樓(小白樓），原是《時報》館大樓。據黃浦檔案館《時報館——中西合璧的奇特建筑》記載：

“《時報》創辦人狄葆賢于1921年建造新的時報館。新館面向東南，混凝土結構，占地1081平方米，建筑面積4981平方米。共七層，通高25.64米。底層有歐式拱券門和愛奧尼克柱式裝飾，東、南兩立面均為西洋風格，上部還有巴洛克式山花裝飾。在三層頂部辟有屋頂花園，種有花木，安放桌椅，供人游覽息憩。東南轉角處建有中國傳統風格的八角形塔樓，飛檐翹角加葫蘆頂，但門洞為歐式拱券裝飾。塔身周圍挑出陽臺，供游人登高賞景。這幢中西合璧的建筑是當時上海一道奇特的風景。《時報》館新樓落成時，民國政要和各界名流紛紛題詞祝賀，孫中山題‘宣傳文化’，黎元洪題‘揚光飛文’，蔡元培題‘日日新又日新’，馬相伯、章太炎、唐紹儀、伍廷芳、嚴范孫以及外國學者杜威、羅素、卜舫濟等也撰文、作詩或題詞致賀。”

1929年《時報》遷至浙江路的小花園處，塔樓建筑交由大東書局經營。

大東書局1916年在上海創辦，由呂子泉、王幼堂、沈駿聲和王均卿四人合資經營，1924年改為股份公司，沈駿聲仍任經理。發行所初設上海福州路晝錦里，1921年遷到福州路110號，1931年又遷到福州路310號、福州路311號。大東書局主要出版中小學教科書、法律、國學、中醫、文藝、社會科學叢書和兒童讀物等，還出版了一批具有學術、史料和文獻價值的圖書，如郭沫若的《甲骨文字研究》《殷周青銅器銘文研究》，江恒源的《中國文字學大意》，厲爾康的《國防與物資》，于右任的《右任詩存》等；此外也出版《四庫全書總目》《中國醫學大成總目提要》等國學書籍和《世界名家短篇小說全集》等文藝書籍；并出版《紫羅蘭》（周瘦鵑主編）、《游戲世界》（周瘦鵑、趙苕狂編）、《星期》（包天笑主編）等雜志。到了新中國成立以后的1950年，大東書局被人民政府接管，1956年，大東書局職工并入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新華書店、大東印刷廠。塔樓(小白樓)曾作為外文和美術書刊的銷售處，下面房屋一度被上海美術書店租用。因建筑年久失修，塔樓上層部分已被拆除，下面房屋還在繼續使用，一直到1998年拆除，在原址上建起了百騰大廈。

時尚酒店所在的轉角大樓貌不驚人，曾為上海書林最大的門市

再往東經過山東南路，在福州路與河南中路路口的西南轉角處，有一幢大樓，地址是河南中路221號(原四馬路棋盤街211號)。此建筑南幢為坐西朝東，五層鋼筋混凝土結構的西式樓房，原是上海商務印書館發行所所在地，商務印書館也是民國時期最大的出版發行機構商務印書館發行所。新中國成立后在商務舊址成立了中國圖書發行公司上海分公司，后又隸屬新華書店上海總店管理。到1982年起成為上海科技圖書公司，商務舊址也成為上海科技書店，書店共有四個樓面，以銷售各類專業的科技圖書，在當年的專業類書店中也是名揚一時。2006年左右，由于河南中路拓寬改建工程，科技圖書公司大樓將要部分拆除，上海科技書店不得不搬遷。如今的河南中路221號變成了時尚酒店，沿街店堂也變成了各家商鋪，如便利店、小吃店等，早已沒有舊日之痕跡，唯有水泥柱上的紀念碑在訴說著曾經的歷史。

清光緒二十三年（1897年）二月十日，夏瑞芳、高鳳池、鮑咸恩、鮑咸康等四人共同集資創辦了商務印書館，初設址上海江西路德昌里三號。商務印書館于1898年進行了出版教科書的最初嘗試，后又出版了《華英初階》等讀物。在首批出版物獲得成功后，上海商務印書館即增加設備，擴大再生產，館址也遷至北京路。1900年又吞并了一家修文印刷局，開始翻譯和出版日本的教科書。1903年上海商務印書館在河南中路設立發行所，由創始人之一的高鳳池任所長，全面負責商務圖書在本埠和外埠的發售。之后歷任所長有沈知方、呂子泉、李拔可等。商務印書館發行所和編譯所、印刷所一樣，是相對獨立的業務部門，早期主要以發售商務印書館的課本為主，兼營商務的其他書籍。1912年，商務印書館在河南中路211號建造總發行所新樓，成為了上海書林最大的門市。

商務印書館所出版書刊中，除教科書、字典等以外，還包括古籍出版、翻譯出版的西方學術著作和文學著作。在古籍出版方面，主要有《四部叢刊》《續古逸叢書》《百衲本二十四史》《四庫全書珍本初集》和《叢書集成》等。《四部叢刊》是一部綜合性的古籍叢書，在以后的十四年間，又出版了續編、三編，各五百冊。《叢書集成》出版于1935年，收輯歷代叢書百部，子目中刪除重復者，實得四千一百種，約二萬卷，四千冊，可以稱為中國古代學術專著的總匯。歷史上商務印書館歷經劫難，又不斷重生，不僅創造了中國文化出版事業的輝煌，而且至今仍屹立在中國民族出版之林，成為當今中國民族出版的品牌標桿。新中國成立后的1954年，商務印書館遷往北京。

商務印書館虹口分店的紅色基因，正由1925書局接力傳承

商務印書館在虹口還有家分店，那就是1925年3月建成的商務印書館虹口分店，坐落于虹口區四川北路856號。

商務印書館虹口分店舊址始建于1924年，建筑設計方為通和洋行，1925年3月開業。1925年至1927年，在商務印書館虹口分店任店員的陳云同志，接受了馬克思主義的教育，通過閱讀《共產黨宣言》《馬列主義的ABC》這些書籍，深化了他對共產主義信仰的堅定性，所以在這個時候他加入了中國共產黨，之后他開始領導工人罷工，并就此走上了革命道路。新中國成立后商務印書館虹口分店原址一直以書店的業態存在，分別歷經青年文化服務社、中國青年社華東營業處、青年出版社華東營業處、華東青年出版社營業部、新華書店上海分店、新華書店四川北路店等。由于四川北路商業街的改造，新華書店四川北路店曾關停了一段時間。

2021年6月26日，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前夕，全新打造的1925書局開業。1925書局是上海新華書店打造的第一家面向社會公眾的紅色主題書店，店內開辟一個名為“新華里”的沉浸式紅色文化閱讀空間，整個空間以“銘黨史、礪初心”為主題，囊括了“黨史學習”“四史教育”“時代楷模”“展望十四五”等板塊，豐富黨史學習資料，帶讀者回望黨的百年歷史與輝煌。而在外部大廳區域，則打造出一個第三類閱讀空間，提供傳統文化、人文社科、哲學、政治、文化藝術等圖書。1925書局還辟有商務印書館館史資料的展示，是傳承紅色閱讀文化的一個好去處。

承載重要歷史的內山書局，蝶變為1927·魯迅與內山紀念書局

沿四川北路一直往北，在山陰路處便是內山書店舊址。舊址所在的是新式里弄，共有三層，建成于1924年。內山書店1917年開設于虹口北四川路余慶坊弄口旁的魏盛里（現四川北路1881弄），1929年遷至北四川路斯高塔路（現山陰路）11號。內山書店的店主人為內山完造、內山美喜子，是一家專售日文書籍的書店。1916年，內山完造攜夫人內山美喜子同赴上海，于1917年以美喜子的名義創設了內山書店。書店最初通過牧師從日本購進一些覺醒社出版的《逆境之恩寵》等基督教福音書出售，后在讀者的建議下，增加了巖波書店的哲學叢書等一般性讀物，營業額也迅速上升，主要的讀者大多是旅居中國的僑民等。

1924年內山完造買下了魏盛里臨街的一所房子作為獨立的書店經營場所。1929年，內山書店遷至施高塔路11號營業，書店的規模也逐漸增大。內山書店經營中以誠信為本，書籍全部敞開陳列，讀者可隨手翻閱；店堂里擺著可供讀者休息和看書的長椅和桌子；在書店外的人行道上設有茶缸，免費為過往行人供應茶水。任何人在書店都可以賒賬，店方從來不催賬。

1927年10月魯迅從廣州抵達上海。魯迅到上海的第三天，就去位于四川北路魏盛里的內山書店買書，從此成了書店的常客，也結識了內山完造，并與之成為了摯友。據《魯迅日記》披露，從1928年到1935年的八年間，魯迅累計去過內山書店500多次，買書一千多冊。魯迅在內山書店買書，基本上有兩種方式：一是自己在書店挑選新書，二是通過內山書店直接從日本郵購，由店員將書送到自己家里。內山書店還成了魯迅與日本友人相會的場處，有50多位日本左翼作家抵滬時內山都在書店里邀請魯迅與之會面。內山還支持魯迅辦了三次版畫展覽。內山書店不僅有銷售大量的馬列著作等書籍，而且出售當局查禁的進步書籍，代售《鐵流》等進步文學讀物，并且從1932年起成為了魯迅著作代理發行店。

魯迅在其生命的最后十年，與內山書店有密切的聯系，不僅往外發出的文章由書店代轉，寄過來的書信和稿費也由書店代理。在非常時期，內山完造還為魯迅提供避難場所。魯迅多次通過內山書店避難，在內山書店會見了蕭軍、蕭紅等文學青年，通過內山書店轉交了紅軍將領方志敏托交中共中央的報告和遺書等等。

1945年10月，國民黨當局以敵國僑民強令內山完造歸國，內山書店作為敵產被沒收，至此書店停業。

現在的內山書店舊址在新中國成立后幾經輾轉，曾先后為中國人民銀行、工商銀行使用，現新開業了“1927·魯迅與內山紀念書局”，是對虹口書香文化的極好傳承。書店共有三個樓面，店內有諸多的魯迅因素，內山書店是魯迅于1927年定居上海后光顧最多的書店，在動蕩的歲月中，魯迅先生在此買書、收轉信件、會客和避難等，魯迅在內山書店的種種活動促成了他與內山完造極為深厚的友誼。書店一樓主要包括內山書店原址、“引玉集”和“南腔北調集”三個空間，一樓大廳的“引玉集”借用魯迅編選的中國第一部蘇聯版畫集《引玉集》之名，取其“拋磚引玉”的寓意，以博物館式的陳列，深度呈現中日文化交流的圖書，并輔以海派文化、主題圖書以及書店自主研發的文創產品；“南腔北調集”是“石藤”咖啡館與“山內山外”花店的所在之地。二樓被劃分為“而已集”和“集外集”兩大空間，也是書店主要的經營區域，為讀者提供社會科學、哲學、美術、藝術、文學、影視等門類的精選書籍。

我在“1927·魯迅與內山紀念書局”二樓選了一本《魯迅的青年時代》(中國文史出版社2020年2月版)，這也是我多年養成的習慣，每到新的書店都要買本書留個紀念(本想買一本魯迅《朝花夕拾》，沒有找到)。書局的三樓是“華蓋集”和“三閑集”，可舉辦各類文化講座，筆者去時還未開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