嚴紹璗先生是新時期以來，中國古典文獻學和比較文學學科建設的重量級學者。發現問題、解決問題、積累經驗、不斷探索，嚴先生以其研究的深度與廣度，在國內外學界享有盛譽。在數十年的潛心鉆研中，他建立起一套科學而嚴謹的比較文學研究觀念和方法論體系，對后人產生了極大的影響。

“不要說大話，空頭理論沒有用，一定要回到歷史和文獻。”這是嚴先生對學生后輩最常提出的要求，也值得如今學術界的年輕人們自省。

——編者

私下里，我們給嚴紹璗教授起了個外號叫“小廣播”。這其實沒有貶義。在網絡還不發達的時代，信息稀缺，而嚴老師朋友多，管道多，“小道消息”也多，我們都喜歡從他那里聽到某些秘聞。嚴老師記性特別好，關于北大和中文系的許多掌故、軼事，他都記得清清楚楚，能隨時繪聲繪色翻出來，侃大山。十多年前，我和嚴老師都住藍旗營，同一棟樓，彼此打頭碰臉的，見他總是熱情地和人打招呼，說不定又有什么秘聞。我幾乎從來沒有見過嚴老師生氣繃臉，若給他畫一幅漫畫像，就是西裝領帶，頭發蓬松，咧著嘴，樂呵呵的。他喜樂和善的樣子與詼諧幽默的話語，能瞬間把快樂傳給人。

用不著預約我便敲開“跬步齋”的門，那是嚴紹璗先生的家。客廳凌亂，到處堆滿書、雜志和卡片。我在沙發上隨便坐下，他端來兩杯清茶，毫無客套，故事便開講。我建議他把北大趣聞或故人舊事寫下來，也是“野史”一種，肯定暢銷。他連說好好好，可是始終沒動筆。我為北大出版社策劃主持過一套“名家通識講座”大型叢書（即“十五講”系列），請了許多學界的“大咖”來參與，也想請嚴紹璗寫一本《日本文化十五講》。他是“日本通”，這個選題對他再合適不過，他也很高興答應下來了，可是等了十多年，稿子還沒有開寫。再后來，便不了了之。

其實，嚴紹璗老師那時正埋頭撰寫他的《日藏漢籍善本書錄》呢，這是個龐大而艱巨的工程，哪里還會有余興去寫我建議的那些書？

看來，快快樂樂只是嚴紹璗老師生活的一面，還有另一面，卻是非常辛苦的：他的大部分時間都投入到學問中去了，而且做的是很枯燥的學術。趣聞和喜樂，只是他那艱澀學術的調劑品罷了。

嚴紹璗教授的專長是目錄學，主要探尋、搜羅、整理那些流傳到日本的中國古書。一千多年以來，我國大量古籍傳入日本，亦有一部分是戰爭時期被掠奪過去的，其中有相當數量是國內已經失傳的“善本”，包括一些極其珍貴的國寶級宋元刻本。嚴紹璗花了二十多年時間，三十多次到日本，去追蹤調查這些“日藏漢籍”。這是需要扎實的古典文獻專業能力支撐的工作。嚴紹璗是北大也是全國首屆古典文獻專業的畢業生，曾問學魏建功、鄧廣銘等著名學者的門下，自然受過嚴格的學術訓練。調查“日藏漢籍”，先要大致了解哪些可能是“善本”，包括唐以后日本人的抄本、佚存本，現在收藏在哪里，然后順藤摸瓜，想辦法看到這些古書的“真容”。他幾乎跑遍了日本藏有漢籍的圖書館、大學、寺院和某些私人藏書機構，一本一本去追尋查訪。好在當時中日關系比較友好，嚴紹璗又廣交朋友，他的治學精神得到日本漢學家的理解與贊佩，因而能接觸到一般讀者難于一見的“善本”。

嚴老師的工作是寂寞、繁瑣，而且曠日持久的。他從日本各個公私藏書機構的書庫中借到古書，只能在限定時間里當場看完歸還。要一本本翻閱，記下其書名、卷數、署名、內容、序跋、題簽、款式、版本，等等。那時電腦還不普及，全靠手工勞作，逐一用卡片記錄，有的還要復印拍照。因為是“善本”，很珍貴，每借閱一種，都只能在工作人員監視下翻看，中間不能吃飯、喝水、休息。多么的艱難辛勞！有人說做學問要耐得住寂寞，“板凳要坐十年冷”，嚴紹璗何止十年？他鍥而不舍，一坐就是20多年！一共收集整理了一萬多種相關的文本資料，約占日本漢籍“善本”百分之七八十。

在20多年訪書調查的基礎上，嚴紹璗還要再整理、加工和研究。每一種書都撰有正題（版本情況和藏書處）、按語（版式、題跋、刻工、印璽等）和附錄（古籍流傳的相關文獻）。后來，連他自己都感慨走過來確實不容易：“一個人有了明確的理念和目標之后，往往會有連自己都釋然的精力去面對困難。”因此也就可以理解，嚴紹璗先生為何把自己住家起名為“跬步齋”了。“不積跬步何以行千里”。嚴老師做學問就是有這樣的耐心、恒心和毅力。

2007年7月，《日藏漢籍善本書錄》終于出版，兩大冊，共2336頁，名副其實的皇皇巨著。與此同時，嚴老師還出版了《漢籍在日本流布的研究》和《日本藏宋人文善本鉤成》等著作。他對中國文化做出的貢獻是實實在在在的。

嚴紹璗不但擅于“講古”，他本身也有許多故事。這里說一個。他在日本漢學界名聲大，以至明仁天皇和皇后都曾約見過他。那是1994年11月某一天。天皇問：“先生喜歡讀什么書？”答：“因為研究的關系，常看《古事記》《萬葉集》等。”天皇問：“這些書對我們日本人來說也是很難的，先生以為如何？”答：“正是這樣。但是，因為這些書中事實上隱含著一些中國文化的因素，從這方面說，中國人有理解方便的一面。”天皇略顯愧赧說：“是的，正是這樣。”

這也可見嚴紹璗教授的善談與情趣。

我和嚴紹璗老師認識很早，記得在1983年，還和他一起代表季羨林、樂黛云兩位教授到沈陽，祝賀遼寧比較文學學會的成立。我的專業是現代文學，對比較文學有些興趣，其實不在行。而嚴老師精通日本文化，已經在中日文學比較方面寫過幾種論作，他是以文獻學為基礎做比較文學的，很實在，不是空頭比較文學家。記得當年去沈陽要坐十幾個小時的火車，途中聊天，我問嚴紹璗為何一邊做文獻一邊做比較文學。他說文獻是基礎，也很想“做出去”，人文學科是可以“融通”與“越界”的。可見他治學的路子不但精細扎實，視野也很開闊。后來，他干脆從古典文獻教研室轉到北大比較文學研究所，在樂黛云教授退休后，就接任比較所的所長。那也順理成章。

1999年我擔任北大中文系主任，嚴紹璗老師是系學術委員會主任，我們之間的交往和合作就更加頻繁。有時碰到比較棘手的事情，比如教研室彼此“爭奪”職稱晉升名額，等等，嚴紹璗老師都用他“三寸不爛之舌”，努力去協調說項，化解矛盾，老師們也都認可。嚴老師在文獻學、比較文學方面杰出的學術成就，以及對北大中文系學科建設的貢獻，有口皆碑。

嚴紹璗老師晚年患阿爾茨海默癥，被疾病折磨，于2022年8月6日過世了。一年多過去，痛定思痛，到如今我才動筆寫點有關他的回憶。昨天，我把嚴紹璗先生當年送我的《日藏漢籍善本書錄》找出來看，沉甸甸的，還特地抱去稱重，竟有12斤。真是巨著！打開書，扉頁上赫然幾個大字：“謹呈儒敏教授雅正 學友嚴紹璗敬贈2007年5月初夏”。嚴紹璗先生自稱“學友”，未免太過謙遜，他是我的老師呀。合上書，仿佛又在北大靜園五院，在藍旗營，見到了這位文獻學家樂呵呵的妙趣橫生的樣子。

（作者為山東大學文科一級教授、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