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榮池，1983年生于江蘇高郵。中國作協會員。揚州市作家協會主席。著有長篇小說《單厙》（原載《小說月報》）《李光榮當村官》《李光榮下鄉記》，散文集《一個人的平原》《村莊的真相》《草木故園》《村莊對我守口如瓶》等十多部，獲百花文學獎散文獎、紫金山文學獎散文獎、豐子愷散文獎、三毛散文獎、江蘇省五個一工程獎。

周榮池是一位長期扎根鄉土寫作的江蘇本土作家，無論是散文還是小說，他的文字總是聚焦于故鄉江蘇高郵所在的里下河平原那片土地。他出生和成長在農村，15歲之前幾乎沒有離開過村莊，僅有的幾次進城經歷至今歷歷在目，且都不那么美好，他在感覺到與城市生活格格不入的同時，也深深眷戀著自己生活的那個叫作“南角墩”的自然村莊。正是這個名不見經傳的村落給了他豐富而獨特的童年經驗，成為日后他寫作的富礦。去年，他的長篇散文《一個人的平原》入圍第八屆魯迅文學獎提名名單，今年9月，又以散文《上河之畔》獲百花文學獎散文獎，長期踞守一隅默默耕耘，在鄉土散文創作領域漸漸開掘出自己的一方天地。說起自己的鄉土寫作，周榮池說，這更像是一本錯題集，“技術上不斷地糾錯，同時，在對鄉土問題的認識上，也在不斷地糾偏”。

悲傷可能比喜悅更具有力量

讀品：你是怎么走上文學之路的？

周榮池：我們在村莊長大的孩子除了避免吃不飽、穿不暖之外，談不上有什么其他具體的夢想。比之于許多天資聰慧的寫作者，他們是“上天想賞一口飯吃”，而我更多的是“自己想吃這碗飯”。我經常回想，按照我的農民出身，家里人連日歷上的字都認不全，我本不大可能日后舞文弄墨，可能還是有某種“逼上梁山”意味的。早先是因為小學時，我抄了一篇作文沒有被先生發現還全班表揚，后來就為了維持這種“人設”逼著自己寫。而日后考學的時候，實在也是因為數學成績不理想，我就把所有的高考志愿都填上師范院校的中文系。師范學校補助吃飯的錢，上了中文系之后也就順理成章地寫作，寫多了就有了后來作為生計的文學之路。

讀品：周家作為外來戶，在村里屬于弱勢的“少數派”。父親轉業后本來有機會留在城里工作，由于鄉鄰作梗導致人生境遇一落千丈。父親曾以放鴨子為生，相比下苦力種田，從事的算是比較輕松的農副業，鄉人對此頗為眼紅，甚至有人將一群正要“上滿欄”的鴨子毒殺。你的文章屢屢提及這些事，感覺這不僅是父親的傷痕，也成了你的傷痕。這些經歷讓你在看待村莊時是否有了別樣的眼光？

周榮池：我多次講述了“鴨子被毒殺事件”，事實上這在南角墩這樣的村莊并非孤例。人的情緒或者所謂的智慧都會成為毒藥，這在某一段時間內甚至成為司空見慣的事情。這件事情發生在我家可能規模大一些，具體的是改變了我們可能向好的生活，但更重要的是改變了我對村莊和土地的認識。我在現實里看見了令人“直跳腳”的歹毒，比天時對土地的冷漠和摧毀更令人不寒而栗。這樣的事件以及由此形成的家庭背景，讓我對村莊固有的劣根性更加地清醒和痛恨。我們今天的寫作大多數是在城市化背景和條件下進行的，人們對于鄉村和城市有“厚此薄彼”的情緒，但事實上村莊的真相并非人們用遙遠和寧靜就可以掩飾的，從古至今村莊可能正是鄉土中國的某種中心，它也從來沒有在我們的文化構成中顯示出真正的寧靜。當然，這種不安也是具有生長力和建設力的，因為悲傷可能比喜悅更具有力量——至少從村莊里長大的我，有這樣悲情而深刻的認識。

讀品：村莊曾是你想要逃離的對象，但字里行間讀到你對村莊傾注了深厚的感情。我想，深情正是緣于你后來成功的逃離。

周榮池：我們今天對鄉土的書寫總是有一種隔岸觀火的意味。我后來表現出的對村莊的深情，正是因為我成為一個離開者或者說“進城者”。其實我們仔細研讀很多鄉土文本，之所以可以把村莊寫得如此深情，可能正是因為它已經是我們回不了也不想回的地方。這可能也是很多鄉土寫作者需要面對的問題，一味地倒退式地找尋和歌頌是不值得的，因為村莊和城市同樣應該具有生長的欲望和權力。我們的逃離是幸運的，這種幸運更應該交給我們的文學，從更為客觀、理性和真摯的角度去看待被離開的土地——那些隱逸的、安全的甚至逃避的場景只是文人虛構的田園，和土地可能沒有太多關系。

讀品：最新一期《鐘山》刊登了你的長篇散文《父恩》，你也曾說“我最恨的就是他為什么是我的老子”，你對父親的感情很復雜，能說說父親對你的影響嗎？

周榮池：《父恩》講述了一個農民父親的生活辦法，十個章節就是十種辦法：孝義、倔強、溫情、勤力、豪情、暴躁、怪古、促狹、樂觀、慷慨，這些辦法有些是脾性，但是在生機勃勃的大地上，很多事情正是按照情緒去組織的，所以好的或者糟糕的脾性也能成為有效的辦法。我后來雖然靠著讀書離開了南角墩，但事實上在城市生活中我依舊銘記以及使用這些辦法。父輩對我們的影響，從外在來講是被動而不安的，而從內里上看已然成為深入骨血中的一中遺傳。用時語說，“我們最終活成了自己最不喜歡的樣子”。當然，父親對兒子的遺傳就像某種隱喻，其實鄉村對于城市也有明確的精神孕育和影響。我們今天坐在寫字樓，住在花園一樣的小區，走過車水馬龍的大街，但很多解決問題的有效辦法卻可能仍然是鄉土的——比如一杯酒談妥某件事情，只不過鄉村用碗喝酒，城市換了透明的杯子而已。

在大地上

衰敗也是一種生長

讀品：“里下河平原”是你作品中的地理標識，你覺得它在廣袤的鄉土中國是一種怎樣的獨特存在？

周榮池：和很多平原不一樣的是，里運河東去的這片平原不僅內部幾乎無山，其邊緣接壤的區域也是坦蕩而平緩的。這種坦蕩孕育了一種坦率而沖和的心理特征，這里的人平靜、淡泊甚至舒緩到慵懶，這都是水土的某種暗示。同時，它又并非沒有秘密和技巧，較之于山巒疊嶂的阻拒與隱瞞，平原的深刻脫離了形式的依附，更為深沉與隱忍，可以說它是在地理和心理上都獨樹一幟的大平原。而這處平原所暗示的心性和品格，也影響著這片土地上人們的書寫，我想它也有可能成為文學世界里的一處獨特存在。

讀品：當代作家常常把故鄉轉化為獨特的文學風景。你的“南角墩”與汪曾祺的“大淖”、畢飛宇的“王家莊”，同屬于里下河平原上的村莊，如果說，汪曾祺呈現的是鄉土社會的本色和溫情，畢飛宇則更多表達了一種反思和探索，你希望你的鄉土書寫呈現哪些不一樣的風貌？

周榮池：前輩們的文學地理是我們用來朝拜的，我想南角墩以及與其相關的文字難以望其項背。然而，我也不能矯情地說我選定南角墩沒有自己的某種“野心”。從《村莊的真相》開始，我就明確地開始思考鄉土面臨的問題。南角墩并不是地理上遙遠的村莊，它距離主城區只有十四公里。它與城市當然也有著無數的瓜葛。《一個人的平原》《村莊對我守口如瓶》以及新近的專欄散文《大地的角落》系列，我都在著力地思考著“人地關系”“城鄉關系”“過去與未來”的關系，我不是想建設一個南角墩的農村博物館，而是想試圖借這個村莊去梳理我個人理解的城鄉關系，目前我想它能體現的是互相安慰與不斷對抗中的生長。如果能有一點新意，可能就是作為一個“進城者”眼中不一樣的村莊。

讀品：很多非虛構作品都曾表現過城鎮化進程中村莊的衰敗。你對此有哪些新的思考？

周榮池：在大地上，衰敗也是一種生長。我覺得我們在組織社會建設的時候，面對鄉村問題的時候缺少一種美學或者文學的情懷，沒有承認落后或者緩慢正可能是鄉村的特質。所以我們對于衰敗無比警惕。我們曾經提出“讓農村像城市一樣美好”，然而事后當發現農村城鎮化進程太過驚人的時候，又回歸到“讓農村更像農村”的理性上來。所以面對事實上的衰敗我們既要有經濟、社會等領域的思考，更要有美學上的包容與考量，這樣可能讓城市化背景下的城鄉關系表達顯得更為真誠和靠實——否則我們今天的講述無法被后人所信任。

讀品：有人評價你的散文集《一個人的平原》，“從情緒上講像平原版的《一個人的村莊》，從內質上看如散文版的《平原》”，這些作家作品對你的創作有影響嗎？

周榮池：我不敢大言不慚地說這些作家影響了我，因為如今看來我沒有辦法為對他們的敬慕有任何自信的文學回應。我是認真讀過他們所著文字的。他們對于土地（市井）的態度以及書寫的辦法影響了許多寫作者——對于我，我想更多的是他們對待鄉土的赤誠和深情感染了我，一個作家其實就是“流好自己的眼淚”。至于眼淚為何而流，是相同的也必然是不同的，好在我們還有許多并不相同的讀者。

把過去寫好

也可能成為一種很有力的未來

讀品：長篇小說《單厙》開頭非常吸引人，但主體部分宕開去寫了南角墩近百年的風云變幻，為什么沒有把筆墨聚焦在當代？

周榮池：《單厙》中寫南角墩的百年風云，是我的文學認識和能力所致，這當然首先是一種缺陷。但從另外一個意義上講，我又是因為對現狀的疑惑以及未來的未知，而刻意在追求某種對抗。我對城鄉關系以及過去與未來的關系思考還沒有能找到答案，但我也清楚地知道這個答案很難給出，或者說讀者能給出更多的答案。當下是過去的未來，也必然會成為未來的過去，而我面對鄉土有一種頑固的認識：過去會是一種很好的樣本和辦法。所以我更迷戀已然的過去，而等待變化和未知的當下和未來——如果把過去寫得很好，也可能成為一種很有力的未來。這就是許多古老的著作能夠解決今天以及未來許多問題的魅力之所在。

讀品：你曾說，一個寫作者能做的只有找到并深情踞守自己的角落。在你的幾部散文作品中，不少場景和事實被反復講述。這是否有重復之嫌？你的鄉土散文寫作是否也遇到過一些困境？

周榮池：我的寫作確實存在不斷的重復，這是源于我寫作自身的準備問題。我經常說自己的寫作是一部“錯題集”，我不僅是在強化某種標識，也是在不斷地糾錯。從技術上講，我的寫作與閱讀存在很多的荒疏和草率，回頭一看，很多看似被寫完的場景和事實，并沒有真正寫好，很可能因為我們的迫切與莽撞，寫得非常的糟糕。所以我在技術上不斷地糾錯，面對同樣的對象在不斷地試錯與糾錯。這應該成為我們寫作者的一種共同的內省意識。同時，在對鄉土問題的認識上，我也在不斷糾偏，特別是我們真正成為一個城市生活者之后，我對于村莊的現實以及它與無可避免的城鎮化之間的認識也是在不斷變化的。這些也正是我鄉土散文寫作中的困境，我一面在不斷地追求逃離和新變，一面在不斷地反思與強化。因為一個人所占有的資源和時空是有限的，重復必然成為一個巨大的問題。我想如果不斷地糾錯能夠成為某種意義上的強化，那對于我個人的寫作而言可能并非壞事。

讀品：作為長期扎根于鄉土寫作的青年作家，你覺得“基層寫作”的生態如何？

周榮池：基層其實也是一個相對的概念。每一個層面其實都勢必存在著自身的分層。今天我們雖然在城市用最先進的辦法寫作與溝通，但事實上我們仍然會被歸類于某種固定的層次。對于我的寫作而言，我覺得更是某種“底層寫作”，至少說我們應該保留某種底層心態和底層意識。但這種意識并非絕對的高明，它也存在著很多現實的問題。我在書寫鄉村的時候，經常用到一個口語詞“窮狠”，窮并不是完全值得同情的事情，窮人也會做狠毒的事情。窮且狠的心態，在我們基層寫作中是有一定存在的。他們將一些自以為是的認識當作不改變自己的“擋箭牌”。很多人寫完了就是寫好了，寫多了就是寫好了，寫久了就是寫好了，并且對不斷改變現實有天然的“敵意”，這是斷不可取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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