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志軍創作的長篇小說《雪山大地》獲得第十一屆茅盾文學獎。 制圖：張繼

對話嘉賓：

楊志軍（茅盾文學獎獲獎作家）

王雪瑛（文匯報記者）

楊志軍創作的長篇小說《雪山大地》獲得第十一屆茅盾文學獎。作家以現實主義的有力筆觸書寫幾代草原建設者接續奮斗的歷程，以雄渾厚重的筆墨描繪了雪域草原從20世紀50年代末期到新時代，由傳統走向現代之滄桑巨變的恢宏畫卷，是青藏高原中國式現代化的生動寫照。

通過文匯報記者與嘉賓的對話，讓讀者了解楊志軍從事新聞寫作的經歷對小說創作的影響，如何從生態小說的寫作，轉向敘寫父輩們的生命史與青藏高原發展史，探索時代巨變中建設者的心路歷程。

地理的高原與奉獻者的精神高地

王雪瑛：《雪山大地》深情回望父輩與幾代草原建設者的艱辛探索，以具體詳實的生活細節，書寫出20世紀50年代以來的牧民生活史、藏區草原發展史，以及漢藏共建家園的心靈史。在青海度過了40年的草原生活，雪山大地成為您的生命故鄉。面對自己真實的人生體驗，調動豐厚的生活積累，創作《雪山大地》是一次特別的創作體驗吧？父輩和自己真實的生活讓您在寫作中游刃有余，那么構成挑戰的是什么？

楊志軍：我出生在青海，那里是世界屋脊，藏民族聚居的地方，雪山靜靜矗立，江河緩緩流淌，滋養著萬物，也滋養著我，一個卑微的生命、一個追尋夢想的寫作者。我出生并慢慢長大的故鄉，曾經是父輩們年輕時毅然選擇的遠方，風沙粗礪、氣候寒冷、環境缺氧，打磨去他們心中的軟弱，讓他們有了山的挺拔、河的綿長。這里是地理的高原，也是一代代奉獻者的精神高地。在我的小說中，現實是理想的基石，理想是現實的延伸，就像雪山的拔起、大地的展現，永遠保持著向上向遠的姿態。

對我來說，每一部作品的創作都是一種特別的體驗，創作是不能重復的，生活、情感、認知、提煉、描寫、故事結構、人物塑造、表現形式和主題思想都不能重復。這本小說寫了一年多，寫作很順利，因為寫的是記憶中非常熟悉的生活，是一種真實的表達，生活的真實和感情的真實，都是作品的有力支撐。可以說游刃有余，沒有挑戰，有點回憶逝水年華的味道，感嘆著時間的流逝，懷念著過往的場景和人們，在淡淡的傷感中任由文字流淌。這樣的寫作其實是一種享受，因為我得到了滋養。寫作的過程就是投入雪山大地的懷抱，讓山的挺拔、水的清澈、地的遼闊重新滋養我一次的過程。

王雪瑛：經歷30多年的寫作實踐，您的創作沒有離開那片遼闊、神奇的高原，較早就開始生態小說的探索，《雪山大地》有了明顯轉向，更加關注父輩在雪域高原的奮斗歷程，他們的青春與奉獻，他們的生命史與青藏高原的發展史。您是如何完成這樣的創作轉向？這部作品在您的創作歷程中有何重要意義？

楊志軍：創作《雪山大地》是想通過我和父輩們的生活，讓人們看到那些恒久不變的高海拔凍土帶上，有著怎樣的溫度和愛的氧氣。藏族人從高海拔走向低海拔地區，而我的父輩們卻是一路向高海拔走。無論向下還是向上，都很難，沒有前人修好或踏出的路。我想表現的不僅僅是山鄉巨變所帶來的景觀變化，不僅僅是牧民們收入的增加，也不僅僅是我們在遼闊草原牧區建起了可以定居的城市，而是更為重要的心路變遷史——思想觀念的變化、靈魂的變化、精神的變化。我希望小說呈現雪山大地的變化能成為更多人的體驗，希望在我講述父輩們和同輩們的故事時，能有讀者共情，與我一起歌詠而行，希望綠色之愛也是人心之愛，在廣袤的河源厚土上，延續一代比一代更葳蕤的傳承。

寫作的力量和遣詞造句的靈感

王雪瑛：《雪山大地》表現了草原的牧業生活、教育醫療、生態文明建設、民族團結進步等重大主題，但并沒有高蹈、空疏的拔高，圖解政策的概念化，而是成功塑造了草原建設者的人物群像。突出的有“父親”強巴、“母親”苗醫生兩位建設草原的漢族知識分子形象；“角巴”這個富有個性魅力和行動能力的藏族漢子形象。讀來感覺您特別注重在時代的風起云涌、在人生的跌宕起伏中塑造人物，讓讀者感受到人物在歷史處境中鮮明的個性，頑強的生命力。請說說《雪山大地》的人物塑造，希望寫出人物的什么？在人物群像中特別心儀誰？

楊志軍：對一部現實主義的長篇來說，人物塑造是關鍵，人物立得住，小說就成功了一多半。我想寫出的人物屬于青藏高原特有的人群，我熟悉他們就像熟悉我自己。我希望寫出他們豐富的內心世界，這種世界不是依靠心理描寫揭示出來，而是通過人物的行為舉止和由此產生的故事，來體現心靈的原野和原野上的一切。強巴、苗醫生、角巴、才讓、梅朵是我比較喜歡的人物，他們不是根據我的想法塑造出來的，而是從生活和回憶中自然而然走到我面前來的。他們給了我寫作的力量和勇氣，也給了我遣詞造句的靈感。我的寫作就是跟他們交流，交流出對話、故事和結局，交流出那些不可更改的人物命運。我愛他們，就像一如既往地愛著我的故鄉、我的雪山大地。

王雪瑛：《雪山大地》的敘事依托于兩條線索：一條展開援藏干部“父親”在高原牧區耕耘建設的奮斗歷程，另一條書寫“我”的全家三代人與先后擔任公社主任的角巴、桑杰全家在雪域高原互幫互助，成為相親相愛一家人的情感故事。“我”是小說中的敘述人，也是漢藏親如一家的親歷者，小說中的“我”和現實中的你有著怎樣的聯系？

楊志軍：沒有直接聯系，只有精神聯系，因為我見過許許多多這樣的人。他們的生活屬于草原，血脈也屬于草原，交融便是生活的全部，既是心靈的，也是日常的。我本人沒有小說中“我”的經歷，但內心世界卻有著天然的相像。我對草原的感情，對酥油的熱愛，對工作的投入，幾乎可以等同于“我”。作為草原第二代，別人從草原走向了城市，我從城市走向了草原，由于我的存在，實現了一種對稱的行進。人生處于一個方向，一塊地方，一種環境，只要投入，都可能是向上的。需要才是一切，越是被別人需要的人就越有價值。人應該為價值而存在，并不是為價錢而存在。

王雪瑛：高原牧區的時代巨變與草原建設者的精神心路，人與自然、人與動物、生態與發展的主題貫穿小說的始終，您不僅生動塑造了人物群像，還傳神勾勒和牧民們一起生活的馬群、藏獒、牦牛等，形成與人類共生的草原生態。日尕是姜瓦草原賽馬第一名，是最通人性的駿馬，是角巴贈送給父親的珍貴禮物，也是人與草原，民族融合的友好使者。小說對游牧文化和草原生態的呈現中，注重對動物們的關注和描摹，尤其是對馬的珍愛和互動。這也是您的生態觀的體現吧？

楊志軍：日尕是一種象征，它代表動物參與了人世間的重大事件，尤其是參與了恢復生態的進程。人類和動物都是大自然的一部分。一種生命的存在依賴于其他生命，物種之間具有或隱或顯的關聯，沒有一種生命可以獨立存在。相對而生，互為依靠，和平友善，尊重權利，是我們對待所有動物的基本態度。理想化的環境是人類、動物和植物共同營造的結果。一個生物多樣性的世界，是一切生命的需要。人類是文明的創造者，也是道德法則和倫理思想的擁有者，有義務也有能力保護好動物，維護好自然生態關系。我們擁有生命，不僅僅是為了活著，而是為了對其他生命有用有益。

個人史的發展也是人類史的發展

王雪瑛：優秀的長篇小說一方面有著深入現實萬象之眼，看見人性的幽深復雜，另一方面要呈現歷經人生磨難之后交融于向善而生的精神高地，一部有感染力的現實主義作品，不回避復雜艱難的現實，同時點亮理想之光的照耀。您認同這樣的看法嗎？媒體融合、AI人工智能寫作對文學生態的影響下，現實主義的生命力在于什么？

楊志軍：對我來說，沒有新發現的舊生活和沒有歷史感的新生活都不值得去表現。對大自然的詩意描寫，對人類生活的溫情敘述，對善良和拯救的深切關注，以及對精神信仰的堅定捍衛，正是文學的價值所在。沒有不艱難的現實，但也沒有只存在艱難的現實，活著的意義不是從艱難走向艱難，而是走過艱難，迎接光亮與幸福。個人史的發展也是人類史的發展，就像量子力學能夠證明宇宙秩序一樣。不管文學生態發生什么變化，文學都不可能脫離反映現實的基本功能，這是文學的生命所在。現實主義就是按照生活應該有的樣子結構故事，描寫人物，揭示真理，表達思想，它提供給讀者的是社會共同體多數人希望從文字中看到的那部分內容。

王雪瑛：記者與作家，新聞與小說，兩種不同身份，兩種不同寫作體裁，多年當記者從事新聞寫作的經歷對小說創作有著怎樣的影響？

楊志軍：新聞工作不光是給了我素材，更多的是給了我情感和生活。現在記者的采訪可能是以小時和分鐘來完成的，我以前采寫一個新聞，要走訪一兩個月。比如我要了解牧民的存欄率、宰殺率。那時候沒有車，我騎著馬或者步行，這個時間是很漫長的。最后發現，我不是在完成新聞業務，是在這個地方生活。作家寫作要深入生活，我從事新聞工作時，就是在深入生活，啥都見了，連草木都認識我了。這些是文學創作需要的，于是就成了我的資源。

王雪瑛：短視頻等文化產品分流著受眾的注意力，讓閱讀“提速”。除了創作之外，您如何安排自己的閱讀？哪些作家的作品對創作有較大的影響？

楊志軍：我對短視頻不感興趣。獲取知識，擁有思想，彌補精神殘缺，這是我們閱讀的目的，這需要回味，需要積累，需要在時間中磨礪。如果僅僅為了消磨光陰，那還不如去賞街景，看自然，這樣至少對身體尤其是眼睛有好處。對我產生影響的作家有屈原、陶潛、李白、杜甫、蘇軾、魯迅；還有但丁、雨果、莎士比亞、托爾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馬爾克斯。堅持他們用作品制定的標準，就是堅持我自己的文學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