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現代文學史上學貫中西、華洋雜糅的作家施蟄存先生，離開我們已經整整二十年了。施蟄存先生的學識與人品，為世人所景仰：上世紀三十年代，他創辦了《現代》雜志，在譯介外國現代主義文學作品的同時，身體力行創作了許多具有現代意識的小說、詩文，還編發了各個流派作家的作品，其中不乏傳世名篇，堪為“中國現代作家的大集合”。《現代》雜志不僅網羅了那時所有著名的小說家，如張天翼、茅盾、沈從文、老舍、巴金、王魯彥等，還曾連續發表其時尚未引起文壇關注的戴望舒的詩作。施蟄存在《望舒草》的推薦語中寫道：“戴望舒先生的詩，是近年來新詩壇的尤物。凡讀過他的詩的人，都能感到一種特殊的魅惑。這魅惑，不是文字的，也不是音節的，而是一種詩的情緒的魅惑。”正是在他的力薦下，與當時流行的“新月派”完全不同的詩歌——“現代詩”應運而生，由此還掀起一場詩歌革命。

因與魯迅先生有過關于“莊子”與“文選”的筆戰，施蟄存被魯迅罵作“洋場惡少”，這場筆戰需要客觀檢視。其實施蟄存與魯迅的交誼很深，《現代》雜志曾發表不少魯迅的文章，名作《為了忘卻的記念》在經歷多次退稿后，也是施蟄存頂著風險編發的，他“舍不得魯迅這篇異乎尋常的杰作被扼殺”。魯迅與人通信時曾說：“我和施蟄存的筆墨官司，真是無聊得很。”施蟄存也作詩自嘲：“十年一覺文壇夢，贏得洋場惡少名。”不過他至死未對魯迅有任何不敬，甚至在不少文章中推許魯迅，又極中肯地點評魯迅文章的得失，如他在1937年的《一人一書（上）》中說：“若以魯迅為文學家，便是小看了他。魯迅者，實在是一個思想家，獨惜其思想尚未成一體系耳……”他在1982年的《說“散文”》中則稱“魯迅是最重要的散文家。他的風格，是古典和外國的結合。只因為他的絕大多數文章，思想性表現得極強，相對地未免有損家常味、親熱感。”這正是施蟄存不記私仇、不媚俗的文人風骨的體現。

回顧走過的文學生涯，施蟄存自喻為讀書界開了東西南北四扇窗戶：“東窗”指東方文化和中國古典文學研究；“南窗”是生于杭州、寄籍松江的他，自認為在文學創作上屬于楚文化的范疇；“西窗”指對西方文學的翻譯和研究；“北窗”指對中國歷代金石碑帖的研究。他打開的何止是“窗戶”，那是后學登堂入室的通途。上世紀八十年代末，我覓得施蟄存先生新出版的《唐詩百話》一書，其選詩、串講、漫論皆獨到，后來輾轉帶到海外，讓我在異國他鄉不時咀嚼傳統文化的味道。

施蟄存晚年與海內外的不少中青年學者通信，不局限于學術探討，也交流讀書心得和生活感悟。其中《施蟄存評傳》的作者楊迎平與施蟄存交往長達十七年，獲益良多：“九十多歲的施蟄存對我這個普通的求學者同樣關懷備至，時時處處嚴格要求我。他寄書給我，寫信說：‘你看過，隨時把你的讀后感告我。’‘我希望你先看作品，自己先下判斷，然后再看別人的評論，不要盲從。’”上世紀八十年代初，施蟄存籌辦的《詞學》叢刊出版，填補了當時詞學研究的空白，還特別開辟有海外專號。他聽說美國耶魯大學東亞語文系助理教授孫康宜剛出版一本詞學的英文專著，致信希望能一睹為快，孫康宜沒想到自己仰慕的作家會來信求書，馬上把書寄到上海，兩人由此開啟長達十多年的交往。1988年，孫康宜收到施蟄存托人轉來的《唐詩百話》，感慨“該書深入淺出，篇篇俱佳，其論點之深刻、文體之精練”，將其列為耶魯大學研究生課的教科書。孫康宜發現施蟄存在西方語言和文學方面知識淵博，視野開闊，于是“按期郵寄美國的《紐約書評》、英國的《泰晤士文學副刊》以及一些外文書籍給他。從此，上海和紐黑文兩地之間，那一來一往的通信就更加頻繁了”。

有后學曾問施蟄存名字的由來，他回答是父親所起，典出《易經》：“龍蛇之蟄，以存身也。”一生歷盡坎坷，飽浸歲月的血雨淚花，“蟄以圖存”似乎成為他的生活秘訣之一。而居室所掛胡小石先生書寫的對聯“微云淡河漢，疏雨滴梧桐”，則是他畢生淡泊功名的真實寫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