舞劇《五星出東方》燈舞

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是中國為世界共同進步、共享未來提出的智慧方案。文明融合是其中柔性且富有感染力的方式之一，在破除阻礙、增進理解和自覺融合方面，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如何在新時代促進文明融合，用新穎樂見的方式助推人類和平發展新篇章，成為新的重要議題。

近年來，重點文物載體所產生的藝術作品激發民眾內心的民族共同體意識，增進文明之間的交融，成為“文物活化”的主要形式之一。由中共北京市委宣傳部、中共新疆維吾爾自治區黨委宣傳部聯合出品的舞劇《五星出東方》，從代織錦護臂“五星出東方利中國”出發，講述古絲綢之路的唯美感人故事。該作品所依托的文物被譽為20世紀中國考古學最偉大的發現之一，而事實上，在舞劇出演之前，這一偉大發現并不為大多數人所知。因此，舞劇創作的選擇和演繹，通過立體直觀的舞蹈、音樂、服飾等舞臺綜合力的創造，惟妙惟肖地展示了中華文化的古代時刻，也韻味十足地創新出一種當代的審美視角。這一類文創形式，把靜置于博物館，甚至庫房的珍貴文物變“活”了，采用最新的舞臺科技和當代舞蹈藝術的結晶，傳達出民族團結如同“石榴籽一樣緊緊抱在一起”的主題。其中，“燈舞”片段向觀眾展示出絲綢之路的風情萬千，想象性還原并創造性展現了歷史悠久的龜茲樂舞的神韻，通過審美藝術化的方式表現了織錦的圖像內蘊和文字意涵，既傳達出中華民族多元一體的歷史進程，又表達出中華民族與世界文明攜手進步的歷史事實，在新時代“一帶一路”文明交流的文藝創作中貢獻了精美之作，深受眾多觀眾的喜愛。

歷史見證的生成物：從文物中發掘

文物是記錄歷史進程的物質實體之一，它以多種形態存在，比如書籍、器皿、書畫等等，都以各自的物質媒介屬性參與到見證歷史的標記中。1995年，考古學家在新疆民豐縣尼雅遺址發掘“五星出東方利中國”織錦，出土時織錦旁陳列有弓矢物件，據此推測，該織錦應為護臂之用。“五星”織錦屬于蜀繡，手工藝精湛且不同于出土地工藝，表現出鮮明的漢地特色。舞劇《五星出東方》所依據的歷史來源于古墓里出土的護臂。不過，有關此件文物的史實記載并不多見，因此在創作的時候，從彩色織錦護臂上展開空間想象的需求得以釋放。舞劇在大量佐證材料的基礎上，汲取考古學界等知識領域的研究成果，力求在透物見人、觀圖復現的基線上，從文物的圖像、文字和相應補充的材料中，把歷史見證的可能性轉化成可視的現實性。從這個意義上來講，舞劇把“五星出東方利中國”篆體漢字的文明融合意蘊用舞姿的圖像表達給予呈現。

舞臺的空間體積在正式演出時勾連起的藝術時空，形成了厚重寬廣的歷史空間。長18.5厘米、寬12.5厘米的漢代織錦的形制、色彩、文字幻化成立體、客觀、壯闊的舞臺。舞蹈將缺少史料支撐的文物背后的故事打開。實物材料的缺乏和相應文字記載的匱乏無疑是一種遺憾，但是這一缺憾反而為藝術媒介參與歷史文化建構提供了可待發揮的空間。當然這不是說，藝術再現歷史的方式可以天馬行空，而是說藝術可以成為連接今人與古人之間共同情感寄托的重要方式。

另一方面，文字言不盡意的留白之美，客觀上提供了該織錦言說故事的可行性空間，標識了歷史的曾經在場性，形式上符合中國人“意境”的美學傳統。從圖案內容（文物的內容屬性）看，“五星”織錦的紋樣有靈禽、鴕鳥，有翼神獸、白虎等西域動物，圖案紋路與“五星出東方利中國”安置于文案空隙。這樣的圖文并置表明了在絲綢之路上，漢地文明與西域文明之間交融互鑒的實際事實。錦上的文字具有占卜出兵的政治意義，其與圖案紋路結合，表達了一統祥瑞福運的意蘊。從技藝層面（文物的工藝屬性）來看，“五星”織錦采用了五重平紋經錦，是當時漢地王朝工藝的先進代表，并非出自精絕國。它存留于尼雅遺址，并且作為私人貼身物件近身擺放，說明精絕國對漢地文明的認可。

想象發生的承載區：“臨摹”壁畫和維吾爾族舞蹈

舞劇《五星出東方》匯集了多元舞蹈種類或呈現形式。這些舞蹈被巧妙編排于故事情境之中，為敘事本身增添詩意的成分。其中在精絕城里上演的“燈舞”，身著色度飽和、絢麗服飾的女子持燈起舞，舞姿搖曳、神情嫵媚，時而婉轉秀美，時而奔放灑脫，具有濃郁的西域情調。此舞片段一出，即刻撥開歷史迷霧，為當代觀眾還原了“五星織錦”沿著絲綢之路與西域風情碰撞的圖景。如此的舞蹈設計，離不開主創人員對歷史、文化、藝術等的鉆研和想象。

“燈舞”片段屬于龜茲樂舞的當代呈現，由于該舞蹈形式并不多見于目前的演出市場，因而迅速勾起觀眾對具體歷史時空的好奇。此段舞蹈設置于戍邊將領“奉”、精絕首領之女“春君”和北人首領之子“建特”順利逃脫沙暴，同聚歡迎宴。在深邃黑夜里，精絕女子手持蓮花燈款款走來。獨舞仰頭舉手，迎接天宇的星星；五簇星光墜落燈具，霎時點亮手掌中的燈芯；燈亮“充盈”在舞者身體，從手腕舞動至腳掌，觸地點亮地面；左手指柔美地環繞右手所持蓮燈，表現出護衛“五星”之意；隨后，一群手持燈盞的女子緩緩而來；女子群舞婀娜嫵媚，緩急錯落有致。

整體而言，“燈舞”片段從三方面成功地展現了龜茲樂舞。首先，該舞的出現具有文化意義標識。龜茲舞是以“龜茲”命名的舞蹈種類，其本身是在絲綢之路上往返于中原、希臘、印度、波斯等地互相影響的融合產物。當代對該舞的了解和學習，主要是通過出土文物、石窟壁畫、文獻材料和維吾爾族等民間舞蹈。其中，壁畫和民間舞是重要的習得來源。這段“燈舞”的設置，恰到好處地將絲綢之路交匯處、多種文明交匯的產物，巧妙地放在“奉”“春君”和“建特”化解矛盾之后，用藝術手法提示觀眾文明融合的絢爛之美。其二，展示了舞姿的飄逸性。“燈舞”里突出展示了舞者“三道彎”姿態、靈動的眼神表情、柔婉變化的手勢、旋和騰的動作，是典型的龜茲舞。目前可見的石窟壁畫上，描摹了龜茲樂舞的舞者形態，這些圖像成為研習該舞的重要可靠渠道。壁畫定格的是瞬間的圖像，借助圖像人物的服裝和道具所展現的飄逸形態，可以推測其旋轉等動作的頻繁。《通典·卷一百四十二》中記載“舉止輕飆，或踴或躍，乍動乍息，蹺腳彈指，撼頭弄目”。這句文字常用于描述龜茲舞的風格特征，關鍵詞在于面部表情（尤其是眼神變動）帶動肢體變化，在騰旋之間，實現舞姿的輕盈嫵媚。“燈舞”在編排時，將可參考的壁畫內容做了動態轉化，使之可觀于舞臺上。其三，續接了文明的時代傳承。古龜茲樂舞最主要的繼承者是維吾爾族舞蹈，維吾爾族的舞蹈藝術中有不少龜茲舞元素。舞劇《五星出東方》主創團隊為了創作出有原味基底的作品，深入新疆地區采風，用心“臨摹”民間風俗，從而使得龜茲舞在新時代通過藝術想象獲得了嶄新面目。

演繹動態的綜合體：借力當代

燈舞復活古龜茲舞的同時，注入了當代的審美格調。這種格調表現為“動態”的形式，以“演繹”的方式將“歷史”元素和“想象”場景納入統一的呈現空間。舞美設計和表達與舞者婀娜的舞姿搭配，將塵封的歷史畫卷徐徐打開——靜謐的夜空繁星點點，五顆閃耀的星星從四方匯聚于主舞的燈光中，“五星出東方利中國”的文字表述轉化成舞者的身體語言和舞臺燈光。群舞身著青黑和朱紅色服裝，用獨特韻味的龜茲舞步，在舞臺上穿梭環繞。舞者們腳步觸及地面，地板上跟隨舞步的移動形成璀璨的金色光帶。從靛藍色的全景舞臺俯視之，此段舞用人形描繪“五星”織錦紋樣，演繹出動態圖像。活動的“圖像”（作為舞的呈現）是“五星”織錦的當代轉述形式。此種潤物無聲的藝術創作理念，藝術化地把中原與西域融合的文物實證傳遞給觀眾。《五星出東方》表達方式精妙靈動，借助當代科技手段和審美想象，從服化道樂等多維度反映舞劇的本質核心——即絲路連接起的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以及中原文明和西域文明的交融。

事實上，無論是“歷史”記錄的文物實體，還是“想象”描述的壁畫，或是“演繹”呈現的藝術，之于接受者而言，都是以“圖像”符號的形式進入到人類文明交流的語境之中。在視覺藝術占據主流傳播的當下，舞劇《五星出東方》創造性地把“歷史”“想象”“演繹”聚合一體，尊重歷史事實，發揮想象力，補缺歷史空白，藝術性打造了文物背后潛藏的中華民族文明融合的動態歷史。

（作者系北京大學藝術學院博士，東南大學藝術學院講師，北京評協會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