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車日日碾征塵，臥即看書坐欠伸。露宿風餐二千里，青山無處不隨人。”

這首《達北京》出自金代文壇盟主趙秉文之手，清新自然，堪稱佳作。趙秉文曾任禮部尚書，時人稱為“禮部天下士，文盟今歐韓”，認為可與歐陽修、韓愈比肩，詩人元好問對他尤為稱賞：“人知（趙秉文）為五朝之老臣，不知其為中國百年之元氣。”

趙秉文在北京生活多年，留下很多作品，比如寫蓮花池的“倒影花枝照水明，三三五五岸邊行，今年潭上游人少，不是東風也是情”，再如寫香山飛泉亭的“自汲清泉掃紅葉，一庵冬住白云端”。

元代徐世隆認為：“竊嘗評金百年以來，得文派之正而主盟一時者，大定明昌，則承旨黨公（黨懷英）；貞祐正大，則禮部趙公（趙秉文）；北渡則遺山先生（元好問）一人而已。”直到清代，潘德輿仍表示：“閑閑（趙秉文自號閑閑老人）則氣體閎大，健筆縱橫，名篇巨制，不可悉數。金源之國手，遺山（元好問）之先師，信無愧色。”

到了清末民初，趙秉文的風評陡降，國學大師錢基博（錢鍾書先生的父親）便認為，趙秉文“出于蘇軾”，“字摹句擬，未足語于大方家”。到今天，已少有人知趙秉文。

一方面，不只是趙秉文被忽視，金代幾乎所有文學家均被忽視，只有被算成元代詩人的元好問被提及略多；另一方面，金代文學確有不足之處，趙秉文亦未能免俗。其中委曲，值得鉤沉。

一首詩踏上成名路

趙秉文是磁州滏陽（今屬河北省邯鄲市磁縣）人，生于1159年，字周臣，號閑閑居士、閑閑老人等。父親趙璇出身武將，晚年奉佛。

趙秉文被稱為“金士巨擘”，是著名的理學家、文學家、書法家，且“仕五朝，官六卿”，但他出仕晚，26歲才科舉成功。

據學者王昕在《趙秉文研究》中鉤沉，趙秉文中舉，可能與王庭筠的大力揄揚有關。

趙秉文早年詩書“皆法子端（王庭筠字子端）”，“少嘗寄黃華（王庭筠號黃華山主、黃華老人等）詩”。王庭筠歸隱時，趙秉文寫《寄王學士》，稱：“寄與雪溪王處士（王庭筠亦號雪溪），年來多病復何如？浮云世態紛紛變，秋草人情日日疏。李白一杯人影月，鄭虔三絕畫詩書。情知不得文章力，乞與黃華作隱居。”

王庭筠怒贊：“非作千首，其功夫不至是也。”趙秉文因而聲名鵲起。劉祁在《歸潛錄》中說：“其詩至今為人傳誦，且趙以此詩初得名。”

王庭筠是渤海（女真的一支）人，祖父王政金初即任盧州渤海軍謀克，官至金吾上將軍；父王尊古被稱為“遼東圣人”，曾在博州（今山東聊城）當官；外祖父是名臣張浩，金代遷都燕京，他主持了擴建工程。在當時文壇，王庭筠有“百年文章公主盟”之譽，且善書，時人比于米芾，甚至誤傳王庭筠是米芾的外甥。

27歲時，趙秉文出任安塞簿，因收稅成績好，30歲時升邯鄲令；33歲時，父親去世，趙秉文丁憂；第二年起復，35歲時任應奉翰林文字；36歲時又丁母憂；37歲時，在王庭筠推薦下，再度出任應奉翰林文字。

捅了皇帝的肺管子

趙秉文很快惹上大麻煩。

據《金史》：“（趙秉文）上書論宰相胥持國當罷，宗室守貞可大用。章宗召問，言頗差異，于是命知大興府事內族膏等鞫之。秉文初不肯言，詰其仆，歷 數 交 游 者，秉 文 乃曰:‘初欲上言，嘗與修撰王庭筠、御史周昂、省令史潘豹、鄭贊道、高坦等私議。’”

金章宗當皇太孫時，胥持國已是親信，他排擠完顏守貞，必得金章宗授意，無人敢言，因金章宗最忌宗室結黨，趙秉文精準地捅到金章宗的肺管子上。

金章宗大怒，趙秉文隨口牽連王庭筠等，特別是周昂，與趙秉文無往來。抄家時，抄出周昂的一首詩：“龍移鰌（同鰍）鱔舞，日落鴟梟嘯。未須發三嘆，但可付一笑。”

金章宗說：這是諷刺我繼帝位。幸有人勸解：古人大臣也自稱為龍，諸葛亮號臥龍，魏晉時荀淑的8個兒子稱“荀氏八龍”。金章宗才有所緩和。

王庭筠少年成名，卻一生挫折，早年有望入翰林院，因“嘗犯贓罪”被拒，據《金史》，金章宗“素知其貧”，怎會信這種捕風捉影之論？學者于蒙在《金代王庭筠研究》中推測，王家幾代在朝任高官，金章宗想加以遏制。

完顏守貞多次推薦王庭筠，完顏守貞在金世宗末期受重用，金章宗上位初期，“儀式條約，多守貞裁訂，故明昌之治號稱清明”，功高震主，他贊賞王庭筠，金章宗必猜忌。

王庭筠也有缺陷，為了創新，有時過分犀利，有愛賣弄之嫌，即趙秉文所說：“王子端（即王庭筠）材固高，然太為名所使，每出一聯一篇，必要時人皆稱之，故止是尖新。”

竟稱南宋是“丑虜”

趙秉文被貶到岢嵐（今屬山西省忻州市），這里是對抗西夏的前線，后幾度遷轉，直到44歲，才調回中都。

趙秉文是金朝理學的奠基者，據學者王昕鉤沉，元代郝經在《太極書院記》中稱：“趙承旨秉文、麻征君九疇始聞而知之，于是自稱道學門弟子。”雖只是“預示著北方心學的萌芽”“談不上有多大的理論建樹”，但有普及之功。

趙秉文接觸理學后，立感“吾道初如日月明”，表示“圣人之蘊，庶幾其有傳乎。某聞之，喜而不寐。抑聞之，致知力行，猶車之二輪、鳥之二翼，闕一不可”。

受此影響，趙秉文發明出一系列迂腐之論。比如根據“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推導出國家長治久安要靠君王品德；根據諸葛亮佐劉禪事，推導出帝王應相信大臣，才能保證權力順利交接……

更糟糕的是，趙秉文迷上自造的“仁義萬能論”。據此論，誰講仁義，誰才配稱中國，誰不講仁義，誰就是蠻夷，即：“盡天下之道，曰仁而已矣。仁不足，繼之以義。世治之污隆，系乎義之小大；而其世數之久近，則系乎其仁所積之有厚薄。”

趙秉文認為，漢武帝、唐太宗都不算仁義，因曾發動戰爭，“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不顧逆順，是生人之仇也”，所以上天懲罰了漢與唐，“亡漢者漢也，非莽、卓也；亂唐者唐也，非安、史也”。

那么誰才算仁義呢？竟然是靠武力奪取中原、制造靖康之難、殺人如麻的金朝。更有甚者，趙秉文稱南宋是“孽宋”“丑虜”，稱金是“唯我祖宗，經略區夏”。

還有遁世的一面

如此顛倒本末，也不奇怪。

金代統治者歧視漢人，制約了趙秉文等文人的發展空間，當時漢人不可參與軍事，只能用筆桿子“建功立業”，出現各種扭曲之論。比如詩人劉昂便在《上平西》一詞中，稱“洗五州，妖氛關山”，視南宋為妖。再如“大定、明昌文苑之冠”的王寂，稱南宋是“蠻貊”“魑魅”，他被同僚陷害，長期被貶，仍堅稱金代為“圣朝”。

趙秉文、劉昂、王寂等為何集體凌亂？

一是在金世宗時，“時和歲豐，民物阜庶，鳴雞吠犬，煙火萬里，有周成康、漢文景之風”，短期呈現出盛世氣象，讓人們對金朝產生了幻想。

一是傳統寫作尚氣，寫作者惟有自我說服，才能文脈通暢、聲震屋瓦，這也是金代皇帝認可的硬指標——越說得血脈賁張、義正詞嚴，就越顯得忠誠，越可能被重用。經無數次自我說服的訓練，趙秉文們已不辨真偽。

金早期是征服王朝，滅契丹、北宋時殺伐過激，進入相對和平時期，需建構自身合法性，可在以德為本的古代，怎樣才能把丑史說圓？確實對趙秉文們提出較大挑戰。

值得注意的是，在一本正經的理學面具后，趙秉文有另一面，即：沉迷佛老，追求閑適。

1207年，49歲便準備退休的趙秉文在老家磁州建初園，并寫了《遂初園八首》，感慨“平生功名心，世路多崎嶇。年來忝聞道，何者非夷涂”，表示“忘身百事懶，忘心一物無。忘己又忘物，兀然同太虛。不皦亦不昧，無毀亦無譽。不向醉鄉醉，即歸愚谷愚”。

金代文人多持三教融合觀，既相信理學，又信佛奉道。

當不成魯陽公

在趙秉文的人格中，“出世”和“入世”兩種相反的因素，被擰巴地組合在一起。其實不難理解：“入世”是情懷，“出世”是撫慰。在金代，趙秉文左右不了自己的命運，無法讓理想落實，由此攢下的負面情緒，可通過“出世”消解。

趙秉文晚年，局面急轉直下，蒙古大軍威脅劇增，金帝被迫遷都汴梁，以避兵鋒，趙秉文認為“男兒生不功名死無益”，上書稱愿為國家守殘破一州，并表決心：“陛下勿謂書生不知兵，顏真卿、張巡、許遠輩以身許國，亦書生也。”

趙秉文抒情地寫道：“翠華南渡，留鎮京城。勢窮力蹙，義重身輕。談笑而絕，如唐真卿。”“一生萬死，誓救孤城。運糧餉以先驅，乏偏裨之后繼。一軍獨沒，四海共哀。”

金朝皇帝只是表面上夸獎趙秉文忠勇，對他提出的一切軍事建議，均采取忽視態度，也從沒讓他參與軍機。趙秉文癡心不改：“使臣死而有益于國，猶勝坐靡廩祿為無用之人。”

金哀宗時，趙秉文年邁，仍“日以時事為憂，雖食息頃不能忘。每聞一事可便民，一士可擢用，大則奏章，小則為當路者言。”

趙秉文寫了不少慷慨激昂的詩，如：“天寒馬屯縮，仰天為悲鳴。男兒貴死難，義重鴻毛輕。南登雕陰坂，北望驃騎營。駐馬千丈坡，射雕萬里程。”

激昂之后，也有哀嘆：“我欲制頹光，惜無魯陽戈。”魯陽公是傳說中的名將，周武王伐紂時，天色將晚，他揮戈向日怒吼，竟恢復光明，最終全殲敵軍。

從“惜無”中，可見趙秉文的無奈，似怨自己無能，實隱指金帝。

脫不去因襲之氣

1232年，汴梁戒嚴，趙秉文奉命作《開興改元詔》，替金哀帝表達痛悔之情，文章傳至洛陽，舉城痛哭，連蒙古大軍聽說后，都派人索要此文。同年五月十二日，趙秉文去世，兩年后，金朝滅亡。

元好問在《閑閑公墓銘》寫道：“蓋自宋以后百年，遼以來三百年，若黨承旨世杰（黨懷英）、王內翰子端（王庭筠）、周三司德卿（周昂）、楊禮部之美（楊云翼）、王延州從之（王從之）、李右司之純（李純甫）、雷御史希顏（雷淵），不可不謂之豪杰之士。若夫不溺于時俗，不汩于利祿，慨然以道德、仁義、性命、禍福之學自任，沉潛乎六經，從容乎百家，幼而壯，壯而老，怡然渙然，之死而后已者，惟我閑閑公（趙秉文）一人。”

元好問稱趙秉文是金代文人之首，有曾受知于趙秉文的感情因素，也有趙秉文當時文壇地位高的客觀因素。

劉祁在《歸潛錄》中說：“金朝律賦之弊不可言……惟以格律痛繩之，洗垢求瘢，苛甚，其一時士子趨學，模題畫影，至不成語言，以是有‘甘泉’、‘甜水’之諭，文風浸衰。”

趙秉文開金朝豪放派，比如“襄陽古道灞陵橋，詩興與秋高，千古風流人物，一時多少雄豪”，確見功力。但趙秉文與辛棄疾最大區別在于，后者親上戰場，趙秉文善射，卻只是表演。趙秉文的詞工穩，卻無獨特體驗，對詩人來說，生死考驗大于案頭作業，趙秉文的詩總也脫不去模仿、因襲之氣。

氣質有虧，又有“南宋算蠻夷”等奇論，足證寫作欠真誠，則文學才華高妙如趙秉文，也會漸被遮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