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書家、編輯出版家姜德明于今年5月在京去世。20世紀80年代初，我有幸在京結(jié)識姜先生，40余年來一直得到他的提點和幫助。現(xiàn)檢出姜先生致我的論學短簡四通公布，略做解說，以紀念這位我極為敬重的文壇前輩。

“我編的《北京乎》續(xù)即將發(fā)稿，馬彥祥二文仍無著落，望代覓并復印二文為盼……估計40余萬字。出版社肯印亦好事也。又，便中望電話告知墨炎兄，夏衍書稿我已催沈?qū)帲湛删幒茫醇某觥６嘀x！《與巴金閑談》已編就，寄呈陸灝兄了。”（此信寫于1996年4月）

姜先生著作等身，編書并不多，但編得頗有水準。他應范用先生之邀為北京三聯(lián)書店編選《北京乎（上下）》，書中選了74位作家的121篇文章，為1919年至1949年這30年間的北平歷史風云作了側(cè)面的描述。1992年2月出版后，“讀者很喜歡，視為經(jīng)典之作”。在此基礎上，他起意再編續(xù)集，故在此信中囑我代覓戲劇家馬彥祥的兩篇文章。我記得我照辦了。續(xù)集后于1997年8月由北京出版社出版，書名改為《如夢令：名人筆下的舊京》，達46萬字。

關于姜先生又囑“電告”海上另一位書話家倪墨炎先生一事，當為編選《夏衍書話》（系姜先生主編“現(xiàn)代書話叢書”之一種），這本書于1997年12月由北京出版社出版；姜先生著《與巴金閑談》是時為文匯出版社編輯陸灝兄的約稿，后于1999年1月由文匯出版社出版。此書既是動人的散文集，也是研究巴金的重要資料。

“大著兩種及葉集三冊均妥收，謝甚！這些年你的成果公見，甚佩。凌叔華的散文，百花版的缺失極多，應該有個較全的版本。知你正為此盡力，未知何時可以出版？我有兩本書正在印刷中，明年初當可問世，屆時即奉呈求教。”（此信寫于1998年11月）

此信中所說“大著兩種”，當為拙著《文人事》和《生命的記憶》。而我在內(nèi)地出版的第一本書《撈針集——陳子善書話》，就是姜先生寫的序。“葉集三冊”指拙編《葉靈鳳隨筆合集》，1998年8月由文匯出版社出版。姜先生一直關心葉靈鳳作品的整理出版，他也編選了葉靈鳳散文選《能不憶江南》，還請香港盧瑋鑾教授編選了《葉靈鳳書話》，收入他主編的“現(xiàn)代書話叢書”。

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于1986年4月出版了諸孝正編《凌叔華散文選集》，姜先生顯然對之不滿意。我當時確有搜集并新編凌叔華散文集的想法，故姜先生在信中有此一問。但我得知老友陳學勇也正在從事這項工作后，就未再繼續(xù)。陳學勇編《凌叔華文存（上下）》于1998年由四川文藝出版社出版。此外，姜先生所說的“兩本書”，當指《不寂寞集》和《書坊歸來》，前者1999年1月在北岳文藝出版社出版，后者同年3月在山東畫報出版社出版。

“與兄在舍下暢談為快，承贈新作，即放下手邊雜事翻讀起來。書中的《知堂藏曼殊三書》引起我的興趣。我藏有廣益書局此書全套，共7本，1929年7月作為‘曼殊小叢書’出版。除你提到的三種外，另4種為《曼殊筆記》《曼殊小說A》《曼殊小說B》《曼殊小說C》。當年購于上海書店，僅用1元5角。我也是舊習難改，愿將書事相告，也許你都了解。正是由于你的介紹，我更加注意這七冊小書了。”（此信寫于2013年10月）

2013年10月，我到北京參加金宇澄兄的長篇小說《繁花》研討會，10月23日下午由楊小洲兄陪同拜訪姜先生。姜先生那天興致很高，出示多種珍藏，使我們大開眼界。我在日記中較為詳細地記下了當時的情景：姜先生已84歲，談興頗濃，又取出1941年11月5日出版的延安詩刊社編《詩刊》創(chuàng)刊號（艾青主編，發(fā)表喬木、艾思奇、郭小川、吳伯簫等詩作或譯文，還有亞里士多德《詩學》摘譯，僅出一期）、葉圣陶早期4篇散文重裱本（有冰心、錢鍾書等多人題詞）、韓羽的畫、李公樸簽名本《民主生活》等供我們觀賞。還有20世紀50年代他觀話劇《屈原》的說明書和入場券，也頗難得。他剪貼的高伯雨香港專欄文也有厚厚一冊。得姜贈《孫犁書札：致姜德明》。

姜先生信中所說的“與兄在舍下暢談為快”，正是指這次拜訪請益。信中所說“新作”指拙著《不日記》初集（2013年6月山東畫報出版社出版），書中所收《知堂藏曼殊三書》一文，介紹張鐵錚先生贈我的《曼殊詩文》《曼殊手札》和《曼殊軼事》三本小冊，為周作人當初贈張鐵錚者，書上均鈐“周作”印。姜先生讀了此文，就在信中告訴我，這三本小冊屬于“曼殊小叢書”，這套小叢書還有另外四種。而我孤陋寡聞，還不知道，真要感謝姜先生。

“收到大著《雙子星座》，正值我無書可讀的時候，于是馬上開讀。其中有我讀過的，也有初讀的，如梁實秋最早研究魯迅雜文藝術便是。寫張向天的一篇也很重要。我讀閣下的文章，最感興趣的是，多有考證，箭不虛射。可能有人不喜歡，甚至怕別人來考證。只好聽之。”（此信寫于2015年6月）

拙著《雙子星座：管窺魯迅與周作人》2015年5月由中華書局出版，收入到那時為止我所寫的關于周氏兄弟的長短文章。之所以及時寄奉姜先生，是因為書中不少篇，如《評價魯迅的四篇重要文字》《為魯迅刻名印的劉小姐》等，當初都是得到姜先生賞識、經(jīng)姜先生之手在《人民日報》副刊“大地”等發(fā)表的。而他對我《研究魯迅雜文藝術第一人——梁實秋》一文考證的肯定，對我分析香港作家張向天的魯迅研究得失的認可，也使我倍受鼓勵。他在此信中對我的期許，我是不敢當?shù)模殉蔀槲依^續(xù)前行的動力。

姜先生給我的信，當然遠不止上述四通。但從這四通信札中或可窺見姜先生后期除了繼續(xù)辛勤筆耕之外，仍一直在關注中國現(xiàn)代文學史研究，仍繼續(xù)思考如何整理現(xiàn)代作家的作品，也可看到他對后學如我者的指點和提攜，以及對中國現(xiàn)代文學文獻考證的持久不衰的興趣，這些都是難能可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