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建偉，同濟大學世界華文文學研究中心名譽主任

您出版過多種有關林語堂的專著，被稱為“中國研究林語堂第一人”。能談談您的相關專著都有哪些嗎？ 從哪年開始涉及林語堂研究的？

施建偉：所謂“第一人”是不存在的，事實上，林語堂研究發展到今天的局面，是整個華文世界老、中、青三代文友們集體奉獻的結果。以老一代而言，李何林、唐弢、陳涌、丁景唐等師輩都是我的引路人。而在“林研”領域給我實際支持的同輩和后輩，從于友先、萬平近、陳漱渝、姚錫佩、顧傳青、姚以恩、李志強、紀秀榮、水渭亭、莊鐘慶到劉琳琳等等，可以說是舉不勝舉。所以說，是整整幾代人共同付出的心血和汗水，才使林語堂研究剛剛向學術百花園邁出了可貴的第一步。必須說明一下，林語堂研究不過是我五個研究領域中的其中之一。按涉足先后的順序，應該是：魯迅研究；中國現代流派研究；林語堂研究；世界華文文學研究；海派文化中的諜戰文化研究。而在我已出版的30多種專著中，有關“林研”的約占三分之一以上。其中較有影響的專著有：《近幽者默：林語堂傳》《林語堂在大陸》《林語堂在海外》《幽默大師林語堂》《走向世界的幽默大師》《林語堂論集》等等。

應該說，“林研”實際是我的“中國現代文學流派研究”課題的延伸和拓展。我們這一代人，首先是從魯迅先生的作品注解中，知道林語堂的名字，并且有了深刻的第一印象。記得1989年7月，拙文《林語堂出國以后》在《文匯月刊》7月號上刊出。我收到唐弢前輩的來信：“尊作《林語堂出國以后》前已拜讀，我以為持論公允，有許多材料，實為以前所未知，讀此大增知識，尤其是30年代我和語堂先生曾有來往，更覺欣慰，專此致謝！”（《唐弢文集》第10卷第588頁）

徐訏說，林語堂是中國現代文學史上最難寫的一章。您怎么理解他所說的“難寫”？

施建偉：徐訏的原話應是“林語堂是中國現代文學史上最不容易寫的一章”，后來，不知從什么時候開始變成“最難寫的一章”，今年一本拙著再版時，我又核對了原文，確認應校正為“最不容易寫的一章”，而不是現在廣為流傳的“最難寫的一章”，現借此機會，特此正誤。我認為這一章之所以最不容易寫，因為林語堂就是“一團矛盾”。

其實林語堂的“一團矛盾”，是20世紀以來中西文化碰撞中所迸發出來的思想火花。對于任何一個“五四”時代的知識分子來說，那場聲勢浩大的中西文化大碰撞，不可能不觸發其內心沖突的波瀾。矛盾、徘徊、選擇、揚棄……甚至復歸，正是那一代人的典型心態。其實，在當年的新文化和新文學陣營中，內心懷著“一團矛盾”的，何止林語堂一人，只不過是林語堂比較敢于坦露自己的內心秘密而已。

您做了哪些準備工作？ 是否研讀了林語堂的所有作品？

施建偉：雖然我已研讀了我所能找到的全部林語堂作品，查閱了數以千萬計的資料，走訪了林疑今、周劭、章克標、徐鑄成、施蟄存等耄耋老翁，發掘和搶救了一批珍貴的史料，又到林語堂生活過的平和縣坂仔村、廈門鼓浪嶼、廈門大學、上海、北京、重慶北碚、臺北陽明山河香港等地做了實地調查，并到福州拜訪了《林語堂論》的作者萬平近先生。我要特別感謝我在中國臺灣的親戚王應錚叔，在中國香港的文友盧瑋鑾女士、潘耀明先生，在北京的學友陳漱渝先生等，他們熱心為之穿針引線，收集并寄贈了林語堂在海外和中國臺灣、香港生活時期的各種資料。臺灣圖書館的嚴鼎忠先生不僅為我寄來了館藏的有關林語堂著述的資料目錄，而且把目錄中的研究資料全部復印寄贈給我。可以這樣說，我的著作實際上是各方文友們共同創作的成果。

您個人比較推崇林語堂的什么作品？ 在研究中，您發現林語堂最喜歡哪些書？ 他有哪些讀書方法或閱讀習慣？

施建偉：我并不無條件地認同林語堂的“東西文化融合論”，特別在20世紀30年代的中國，林語堂的一些文化理想，明顯是超前的，游離于中國當時的現實生活，所以受到魯迅們的批判，不足為怪。如果在那時，我不敢保證自己不加入魯迅們的行列。但是在當下，閑適、性靈、幽默，以及生活的藝術和藝術的生活，已不再成為禁忌，而享受休閑的樂趣，正逐漸從小眾的時尚，演變成大眾的消費。在此情此景下，如果有人問我：“為讀懂林語堂，你個人推崇林的哪些作品？”我會毫不猶豫地回答：“《生活的藝術》《吾國吾民》和《蘇東坡傳》。”前兩書曾在20世紀30年代風靡美國讀書界，成為一些外國人的枕邊書，林語堂也被評為20世紀智慧人物之一（共20個名額，中國有2人入選）。至于《蘇東坡傳》，很多人評價在100多部蘇傳中林語堂的是寫得最好的，我與此所見略同。

我發現林語堂閱讀的范圍很廣，古今中外包羅萬象，而林語堂最喜歡的，應該是蘇東坡的文字吧。早在1936年，林語堂居家遷美時，他不顧行囊的沉重和旅途的遙遠，把有關蘇東坡的參考資料和珍本古籍，全部帶到美國。總計有13類100多種資料，在林語堂的行李中占有相當的比重。林語堂厚愛蘇東坡的原因在于，他不僅從蘇東坡的著作中吸取了精神營養，而且從蘇東坡身上看到了自己的身影，于是，《蘇東坡傳》中的蘇東坡多少有點現代化了，是研究林語堂內心世界的重要資料。

直接用英文寫作，把中國文化通俗化地傳播到西方世界，這是林語堂在中西文化交流融合領域的特殊貢獻。林語堂精通外語，特別是英語，作為一個語言學博士，他之所以有如此高超的英語寫作水平，是天時地利人和三者高度和諧的結合。有人說林語堂在英語上的造詣，追根溯源，首先得益于圣約翰大學教育，他學習英語的法寶，就是一本袖珍的牛津英文字典。這本字典的體積也很小，只占兩雙襪子的大小，無論到任何地方去，都隨身攜帶，這本牛津字典使他終身受益。并且他還從牛津字典里研究出了一套學習方法，不是簡單的列出或記住某個單詞的定義，而是把每個字的不同定義和用法用一個個句子舉出來并進行比較……林語堂的讀書方法和讀書習慣，是完全林語堂式的，別人難以復制。他不做無用的功，所以考試前夕，他悠然釣魚，仍然考第二名。但對于他認為有價值的學問，他比誰都刻苦用功，這就是他成功的秘訣，因為他不僅是一個快樂的天才，而且是一個勤奮的天才。

關于林語堂的作品，多年來在不斷重版、加印，再版時會有修訂嗎？

施建偉：不斷重印再版過程中，在史料部分，基本上沒有作過內容上的重要增補。但是，前言和后記，幾乎每一版都要重寫，因為有些話不得不反復強調，比如2016年12月16日，我為《近幽者默：林語堂傳》所寫的那篇八九千字的再版前言，很有代表性，我在該文的結尾中說，“最后說明一點，原著五十萬二千字，再版未做過多的增刪，為的是保持歷史的‘原貌’，這個‘原貌’的核心則是早在25年前，1991年拙著《林語堂在大陸》出版時，我大膽地把童年時的林語堂定位為‘頭角崢嶸的夢想家’，把他的家庭定位為‘夢想主義的家庭’。第一章的標題開門見山就是‘夢想家’，而且用了兩個章節46頁的篇幅，三四萬字的內容，充分論證‘夢想’對林語堂命運的決定影響”。

特別要說明一下，加印再版時，如果遇到一位敬業的責編，他會對舊版因各種原因造成的失校之處，清理出來，逼著你為以前的編輯的粗枝大葉“付出代價”，比如，華文出版社的張明華責編就是這樣一位敬業的編輯，所以才把徐訏那句“最不容易寫的一章”還原了。

您在寫作過程中，是否不斷要從書中尋求幫助？ 對您來說，寫作最大的魅力是什么？施建偉：寫作時，當你有所發現時，你會享受到一種難以言狀的精神快感，這是我體會到的寫作魅力。當靈感涌現時，無論是睡眠、飲食都無法終止這個宣泄的過程。幾十年來，我所撰寫的有關林語堂的文字以千萬計，所有的文字都聚焦著還原歷史本來面目這個原點，所以說，在寫作過程中，如果有什么需要從書中不斷尋求幫助的話，那就是不斷發掘、搜集真實的史料。因為我的林語堂傳是屬于史傳類型的，應該以“無一字無來歷”為座右銘。

您有枕邊書嗎？ 您常常重溫讀過的書嗎？ 反復重讀的書有哪些?

施建偉：枕邊書根據不同時期不同需要，經常變化。學生時期，古詩詞是枕邊書；后來魯迅、林語堂的書常常重溫，反復重讀。一方面是精神的需要，一方面也是課題的需要，這個時候把職業閱讀和興趣閱讀完美地結合在了一起。

如果有機會見到一位作家，在世的或已故的，您想見到誰？

施建偉：我最想見到的是林語堂，聆聽一下他關于生活的藝術和藝術的生活的真諦。如果可以帶三本書到無人島，您會選哪三本？施建偉：《三國志》《生活的藝術》《魯迅全集》。

假設您正在策劃一場宴會，可以邀請在世或已故作家出席，您會邀請誰？

施建偉：張愛玲。邀請張愛玲有兩個原因，一是據說張離開大陸后曾在某時某地見過林語堂，如果屬實，可以深挖出一些填補空白的史料；第二，張愛玲與我當下的研究課題“海派文化中的諜戰文化”直接相關：因為張的小說《色·戒》在本世紀初被李安改編成電影后，在華語世界引起持續的高熱度關注，張的小說取材于發生在上海的一樁真實事件，顯現出國人抗日犧牲的決心與精神。然而，當下人們的注意力過分聚焦于《色·戒》之“色”，使得一些真正的幕后英雄被淹沒，該事件中的幕后指揮陳彬將軍的女兒陳維莉女士作為76號魔窟在世的最后幸存者曾多次為此發聲。我希望通過和張愛玲的見面直接交流關于《色·戒》的種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