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工作者記錄昨天的歷史，新聞工作者記錄今天的歷史。”學者吳晗曾如是說。記者用筆和鏡頭記錄著這個豐富、變幻的世界，在書寫歷史風云、推動社會進步方面發揮著不可或缺的作用。為了表彰記者為社會做出的貢獻，各個國家都設立了不同形式的記者節或出版節。2000年11月8日是新中國的第一個記者節，今天，迎來了第24屆記者節。

“記者”一詞古已有之

在我國，目前比較權威的觀點認為“記者”一詞至遲見于戰國秦漢時期經典史籍《管子》：“古者封泰山禪梁父者七十二家，而夷吾所記者十有二焉。”但《管子》中的“記者”意為“記錄的事”，而意為“做記錄的人”的“記者”最早出現于晉代。

關于我國記者這一職業的誕生，新聞史學界比較統一的認識是源于世界上最早的報紙，即中國唐朝的邸報。唐朝是我國封建社會空前繁榮強大的一個朝代，那時印刷工藝比先前有了較大的發展，經濟、社會與技術的進步為唐朝報紙的產生提供了必要的條件。唐朝報紙名目繁多，有“進奏院狀報”“狀報”“報狀”等——我們統稱為邸報。

北宋范仲淹是最早使用“邸報”一詞的人，之后一直沿用。在《紅樓夢》第九十九回“守官箴惡奴同破例 閱邸報老舅自擔驚”中就提到過“邸報”：“一日在公館閑坐，見桌上堆著一堆字紙，賈政一一看去，見刑部一本……”賈政所看的“字紙”，就是我們所說的“邸報”，清朝末期，邸報就消失了。那些負責發布邸報的人當時并不叫“記者”，但他們的工作性質已然可以被視為最早的專職新聞工作者。

世界上最早的現代記者，源于歐洲的意大利威尼斯。十四、十五世紀由于文藝復興思想萌芽，整個歐洲社會發生變化，當時意大利的威尼斯及歐洲其他各大城市的貴族、商業領袖，及有財勢的社會人士，急于探知和掌握世界各地的信息，尤其是涉及到個人切身利益的政商資訊。16世紀時，威尼斯成為歐洲的交通與商業中心，一些精明的威尼斯人專門采集有關政治事件、物價行情、船舶啟航等方面的信息，整理后公開售賣，手抄報由此誕生并在歐洲風靡一時，羅馬、那不勒斯、維也納、法蘭克福、馬德里、里斯本、倫敦等地均有手抄報發行。1566年在意大利出版的單張《威尼斯公報》每份售價為一枚威尼斯硬幣“格塞塔”（Gazetta），后來，“格塞塔”就成為西歐“報紙”的同義詞。那些以搜集和售賣新聞為生的人被后世稱之為“報告記者”“手寫新聞記者”或“報紙記者”，這也是現代記者的前身，并被普遍認為是世界上最早的記者。手抄報興起初期，許多詩人、作家、傳教士也偶爾客串記者的角色，對重大事件進行記錄，記者和編輯、出版人之間并無明確分工。

17世紀，英國經濟加速發展，中產階級崛起，新聞在人們生活中變得越來越重要。彼時的新聞記者，其實是被稱作“報信者”的手抄印刷品的出版商。隨著英文報紙《科蘭特》的出現，記者的工作由出版商轉為文具商所承擔。直到19世紀，隨著美國商業報刊、通訊社產生以及大眾報業崛起，新聞事業逐漸走向專業化、規范化，日漸形成的“新聞專業主義”包括一系列專業理念、職業操守、行業技能等。此時，記者作為一門獨立的職業，從社會分工中確立下來。

而現代意義上的中國“記者”，則源于19世紀70年代晚期。彼時日本新聞界開始頻繁使用漢語中的“記者”一詞指代新聞人，十余年后，中國報人通過譯報以及與日本文化人的交流得知這一術語，并將之載于華報之端，隨后為國人所知。當時，外交家黃遵憲花費8年時間完成的《日本國志》一書以及《清議報》《申報》等國內報刊，對“記者”一詞在中國的傳播都起到了不同程度的推動作用。其中，專職的“記者”一詞首見于1905年《申報》的觀點在行業內廣泛流傳，但學術界對此觀點存在不同的聲音。

見證歷史改變世界

民國時期，我國掀起一股辦報高潮，記者的專業水平和職業精神也逐步提高，涌現出黃遠生、邵飄萍、林白水等一批優秀的記者，他們皆錚錚鐵骨、堅韌不拔，甚至為追求真理付出生命，讓“記者”真正在社會上樹立起自己的形象，使記者這一職業得到社會的廣泛承認和尊重。

生于1886年的邵飄萍是中國早期記者的杰出代表。1918年10月，他在擔任《申報》記者和創辦新聞編譯社的基礎上，在北京創立《京報》。在《京報》編輯部，邵飄萍掛出了自己親手書寫的“鐵肩辣手”條幅，勉勵同仁“鐵肩擔道義，辣手著文章”。1919年五四運動爆發后，邵飄萍以《京報》為陣地為五四運動吶喊助力。1925年五卅運動爆發后，邵飄萍一連數月在《京報》上報道這場偉大的反帝愛國運動。同年，在李大釗等人的介紹下，邵飄萍秘密加入了中國共產黨。1926年4月，奉系軍閥占領北京，隨即大肆抓捕革命志士，邵飄萍在京報館附近遭到誘捕，4月26日凌晨，在北京英勇就義。

抗日戰爭時期，一批年輕的新聞記者成長起來，肩負起責任與使命，以筆作武器，繼續投身于戰爭的烽火之中。1937年7月中旬，周恩來同志代表中共中央到上海檢查黨的工作，重視新聞宣傳工作的他向夏衍等同志傳達了黨中央的指示：廣泛團結愛國新聞工作者，組織統一戰線，為民族解放貢獻更大的力量。在周恩來同志的倡導和支持下，經胡愈之、夏衍、羊棗等同志的醞釀，確定在新聞工作者比較集中的上海成立新聞工作者統一戰線組織，并推舉優秀新聞工作者范長江負責籌備工作。

1937年11月4日下午，范長江、羊棗、夏衍等人在一起協商，決定組織一個永久性的團體，商定團體的名字為“中國青年新聞記者協會”。1937年11月8日，上海硝煙彌漫，在山西南路200號南京飯店，15位年輕的新聞工作者在隆隆炮聲中莊嚴地宣告“中國青年新聞記者協會”（中國記協的前身）正式成立。1938年3月15日，“中國青年新聞記者協會”更名“中國青年新聞記者學會”，組織中的青年新聞工作者們活躍在抗日戰爭最前線，被譽為“手無寸鐵的百萬兵”，書寫了中國新聞史上極其輝煌的篇章。

中國青年新聞記者學會成立后不久，便組織了一次典型的大規模采訪行動——臺兒莊戰役采訪行動。在著名的臺兒莊會戰中，艱苦鏖戰的抗日前線聚集了幾十位各地而來的記者，新聞在這場全民族的抗戰中顯現出前所未有的力量。臺兒莊日軍被擊潰的消息，在全國各大城市的報紙刊載，極大地鼓舞了全國抗日軍民，并為此次作戰留下了翔實的記載。

新聞的力量是無窮的，毛澤東同志曾為新華社等媒體撰寫過許多重要新聞和社論鼓舞軍民士氣。《人民解放軍百萬大軍橫渡長江》是1949年4月下旬中國人民解放軍發起渡江戰役即將勝利時，毛澤東撰寫的一篇新聞稿，原載于1949年4月24日《人民日報》。

歷史的車輪滾滾向前，記者不僅是歷史事件的見證者，更是社會變革的積極參與者。1970年10月1日，毛澤東同志在天安門城樓向臺下游行的群眾揮手致意，一同站在城樓上的一位美國人引人矚目，他便是傳奇記者埃德加·斯諾，在2009年被評為“100位為新中國成立作出突出貢獻的英雄模范人物”之一。

埃德加·斯諾身為一名記者不僅愛好和平、主持正義，還十分關切中國的命運。抗日戰爭爆發后，他任英國《每日先驅報》和美國《星期六晚郵報》駐華戰地記者，期間采訪過毛澤東、朱德、周恩來、林彪、賀龍等領導人。1936年6月斯諾訪問陜甘寧邊區，寫了大量通訊報道，成為第一個采訪紅區的西方記者。他的經典著作《西行漫記》（即《紅星照耀中國》）至今都是研究中國共產黨歷史的重要資料。這本書不論在國內還是國際上都引起極大轟動，為中國共產黨贏得了良好的國際聲譽，吸引大批被中國共產黨革命精神所感召的中國青年和外國友人奔赴延安。

1970年，毛澤東接受了埃德加·斯諾5個小時的專訪，正是在這組后來發表于美國《時代周刊》雜志的報道中，毛澤東向尼克松發出了邀請他訪華的明確信號。一年多以后，美國總統尼克松訪華。斯諾去世后，遵照他本人的遺愿，其部分骨灰葬在了中國。時至今日，依然有人稱贊他“改變中國革命輿論環境”，也有人稱他是“改變世界的傳奇記者”。

中國記者節變遷

早在新中國成立前，我國就有記者節。那時的記者節并不是11月8日，而是9月1日。“九一記者節”誕生于“國破山河在”的那段歲月里，是新聞界的前輩們用生命和鮮血抗爭而來的。

1924年，劉煜生在鎮江創辦《江聲日報》，該報消息靈通、記載翔實，因此在社會上廣受歡迎。1929年春，國民黨江蘇省政府從南京遷到鎮江，《江聲日報》成為省會報紙，地位和影響也隨之上升。在顧祝同任江蘇省政府主席后，令各縣設立毒品緝查所從中抽稅，劉煜生對此公開批評，因而為顧祝同所忌恨。彼時，《江聲日報》的副刊《鐵犁》經常刊登一些不滿當局的文藝作品，顧祝同便命人從中尋找出幾段“反動”文字，斷章取義后以“宣傳共產”的罪名于1933年1月21日將劉煜生槍決。

1933年1月22日，上海《申報》刊載了劉煜生被槍決的消息，隨即在社會上引起強烈的反響，抗議浪潮很快席卷全國。在社會輿論的強大壓力下，南京國民政府在1933年9月1日被迫發出《切實保護新聞從業人員》的通令。1934年8月，杭州新聞記者公會向全國新聞界發出通電，倡議定9月1日為記者節，屆時開展一系列活動。這一倡議很快便得到了各地新聞界的響應，都在9月1日開展紀念活動，甚至擴及海外華僑新聞界。

新中國成立后，1949年12月23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務院頒布《全國年節及紀念日放假辦法》，其中明確規定了“記者節”。但由于當年沒有確定具體日期，因此長期以來我國新聞從業人員一直沒有專門慶祝過“記者節”。

1999年9月18日，國務院總理朱镕基簽發的《全國年節及紀念日放假辦法》中列入了“記者節”。這個辦法公布后，各地新聞工作者都希望確定這一節日的具體日期，并提出了不少建議。中國記協在征求各方面意見的基礎上，經過認真研究，認為中國記協代表著全國55萬名新聞工作者，以其成立日11月8日作為記者節日期比較適宜。中國記協將此意見上報后，中宣部、國務院先后批復同意這個日期為記者節。

（節選自北京日報2023年11月8日《記者 秉筆寫春秋》一文。作者單位：路鵑，北京體育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副教授、博士生導師；王子涵，北京體育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