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沖及，中共黨史和中國近現代史專家，中國史學會原會長

能否談談您早期的閱讀情況？ 對您影響大的書有哪些？

金沖及：我高中時期，也就是抗戰勝利前夕，開始自己逛書店。記得在舊書店買過李劍農《最近三十年中國政治史》，還買過著名記者陶菊隱的《菊隱叢談》（包括《六君子傳》《督軍團傳》《吳佩孚將軍傳》），抗戰勝利后還買過《天亮前后》。這幾本書我都看過多遍。

抗戰勝利后，隨著時局的變化，加上自己從少年步入青年，關心的重點轉到社會和政治方面，讀書的方向也發生變化，最常去生活書店和新知書店，買來讀的有生活書店的“青年自學叢書”（如胡繩的《辯證法唯物論入門》、華崗的《社會發展史綱》等），新知書店的“新知叢書”（如薛暮橋的《經濟學》、許滌新的《中國現代經濟教程》、翦伯贊的《歷史哲學教程》等）。給我印象特別深的是鄒韜奮的《經歷》《患難余生記》《抗戰以來》《與反民主的抗爭》那幾本書。記得第一本對我影響最大的是艾思奇的《大眾哲學》。他以生動明白的筆墨介紹馬克思主義的辯證唯物論。因為我是在十五六歲時認真讀了幾遍，頭腦里種下種子，對一生都有影響。

您考大學時就選的歷史系嗎？大學后的閱讀呢？

金沖及：我從復旦中學畢業，開始報考大學。那時大學招生是各自出題考試、各自錄取的。我考了三所大學（北京大學、復旦大學、金陵大學）的歷史系和東吳大學的化工系。其中，北大沒有錄取，其他三個錄取了。報歷史系，因為我從小就愛好讀歷史，報化工系，則是考慮到就業的問題。在大學，因為我是學歷史的，讀了范文瀾主編的《中國通史簡編》和《中國近代史》上冊。讀了感到耳目一新。后一種書出得晚些，書上作者署名是“武波”，當時不知道他是誰，覺得很陌生。新中國成立后才清楚：“武”是文武的“武”，“波”是波瀾的“波”，武波就是文瀾。

對我思想影響更大的是讀了華崗所著《中國民族解放運動史》，實際上就是近代中國革命史。這是以前出版、別的同學借給我看的，使我對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運動歷史有了比較系統的了解。

除自己看書外，我還和貼鄰宿舍的同學李正開等人組織讀書會，讀蘇聯學者羅森塔爾著、李正文譯的《唯物辯證法的范疇》，每讀完一章就由各人講讀書心得并集體討論，還要將各人的讀書筆記交換著看，最后總是由李正開作總結。這比過去對馬克思主義理論的認識自然加深了一步。讀書會這種方式，當時很普遍，是地下黨教育進步群眾常用的活動方式。它不僅是一起讀書，也常一起談論時局。我們這個讀書會的成員，后來都入黨了。

當時讀到的毛澤東著作，印象最深的有哪些？

金沖及：當時讀到的毛澤東著作，給我印象最深的有兩篇：

一篇是《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這篇文章，在今天有的人看來，似乎已是“老生常談”。但當時給我的感覺卻是極大的震動：對中國的社會、各種社會力量、中國革命的性質和前途等等，一切說得井井有條，一目了然，并且說到了根本。這種觸電似的感覺，也許是今天一切都已了然的人不易想象和體會得到的。

另一篇是毛澤東在1947年12月所作《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的報告。這篇報告對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經濟綱領、政治綱領、軍事原則等都作了系統而明確的闡述。這些都極重要。而給我印象最強烈的是對形勢的分析。盡管我們對局勢發展的具體情況了解還不多，但報告最后的“曙光就在前面，我們應當努力”這12個字給了我極大的鼓舞。記得當時我常用這12字勉勵周圍可信任的同學，直到今天這12個字在我頭腦里仍留下無法忘卻的記憶。

復旦大學就讀時哪些老師對您影響比較大，能談談嗎？

金沖及：復旦大學歷史系的教師陣營很強，一級教授有周谷城，二級教授有周予同、譚其驤、胡厚宣、陳守實、蔡尚思、王造時六位，還有耿淡如、馬長壽、陳仁炳、田汝康等教授，真是人才濟濟。這些老先生們都給了我很多的教益。

比如譚其驤老師。我在1950年聽譚先生講過魏晉南北朝史和隋唐史。那時學校里規定要寫學年論文，我還只有19歲，以前不曾寫過學術性的論文，也不知道該怎么寫。譚先生出了一個題目，指定讀《通鑒紀事本末》中有關李密、竇建德、王世充那三篇，要求把它們綜合起來，加以分析，不需要再找其他很多材料，寫成一篇夾敘夾議的文章。這實在是個好辦法：既要求學生認真閱讀古籍，又鍛煉了學生分析議論的能力；既是能力所及、易于著手的，又能得到學術研究基本方法的初步訓練。可見先生在引導還很幼稚的學生對學術研究如何入門上很用了一番心。這件事已過去六十多年，但我依然記得很清晰，說明它在我成長起步時留下了很深的印記。

能先談談您最初的史學論文的寫作契機嗎？

金沖及：1952年院系調整，教育部規定綜合性大學的歷史系都要開設中國近代史的課程。但那時教授專治中國近代史的人十分少，復旦大學歷史系又沒有這方面的副教授和講師，所以這門課第一年由陳守實教授開設。陳守實教授是清華大學研究院畢業的，他的專長是明清史和中國古代土地制度史，不能長期要他再擔任這門課的講授。那時，中國近代史這門課不但沒有教材，連教學大綱也沒有。就由胡繩武同志（他和我是同學，比我高三個年級，1948年畢業后留校當助教，素來熟悉）同我兩人邊學習，邊編寫教學大綱。1953年，由我們兩人分別擔任歷史系和新聞系這門課程的講授，內容是從鴉片戰爭到五四運動前的歷史。從此，我先后在歷史系、新聞系、中文系講這門課（從1953年到1964年），職稱在1955年定為講師。說實話，對付講這門新課已很費力，顧不上再去做什么專題研究工作。

講課使自己受益極大。我講了12年課，盡管一直是教學工作和行政工作“雙肩挑”。但深深感到有這樣多年的教學經驗和沒有這種經驗大不相同。講課的頭兩年多，我幾乎全力以赴用于備課，一篇史學論文也沒有寫過。我寫的第一篇史學方面的文章，是發表在《歷史研究》1955年第2期的《對于中國近代歷史分期問題的意見》。1955年春節時我在辦公室值班，用一天時間就完成了。當時年輕，剛滿24歲，還有一股“初生之犢”的勁頭，有什么不同想法就想說。寫得還很長，寄出了就了事，本來是作為一篇比較長的讀者來信，沒有想是不是會被發表。其實，文章中有不少幼稚的地方，而《歷史研究》編輯部卻很快就把它發表了。發表后，反應還不小。我同史學界不少朋友的“文字之交”就是從此開始的。

您在著作中曾提到胡繩同志幫您改文章？

金沖及：胡繩同志是我極為尊敬的前輩學者，我曾多次在他領導下工作。這里只舉一件事來講：

1991年，我隨他去玉泉山修改《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我原來自以為還比較注意“咬文嚼字”，但在書稿的頭兩頁上，他就提出很多意見，都是文字性的，也就是我文字不通的地方。第一頁上，我原來寫著：“七十年來，為著民族的解放和人民的幸福，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進行了長時期的不屈不撓的斗爭。”胡繩除了將“為著民族的解放和人民的幸福”改為“為著民族解放、社會進步和人民幸福”，把“領導”改為“團結廣大的”以外，在稿旁批道：“七十年來，長時期的，重復”，再把“進行了長時期的不屈不撓的斗爭”改為“持續不斷地不屈不撓地進行斗爭”。

我真從內心佩服他看得細、改得好。而經他改過的文字，如果我們覺得有什么不妥當的地方，也可以提出來請他再做修改。只要你說得有道理，他總是能接受。當然，這并不是說他在修改文稿時只注意文字問題，他的主要用力所在，始終在全書的指導思想、基本思路和框架以及一些重要問題的論述上。這里把他所做的這些細小的修改寫出來，主要是想說明像他這樣的大師在審改稿件時對一些文字細節也絕不輕易放過。這種對工作一絲不茍、極端認真負責的態度，實在值得我們很好地學習。

大型歷史文獻叢書《復興文庫》第一至三編已正式出版。《復興文庫》的編纂本著怎樣的原則來進行選編，作為總主編，您愿意談談嗎？

金沖及：習近平總書記高度重視《復興文庫》的編纂和出版工作，并為叢書撰寫序言。《復興文庫》本著怎樣的原則來進行選編？扼要地說是兩句話：“以民族復興為總主題，以思想史為基本線和編選邏輯。”

人們的行動從來是由思想指導的。有怎樣的思想，就有怎樣的行動。《復興文庫》精選鴉片戰爭以來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相關的重要文獻，全景式展現中華優秀兒女為實現國家富強、民族振興、人民幸福而不懈探索、百折不撓的歷史足跡，集中展現影響中國發展進程、推動民族復興的思想成果，深刻揭示中華民族一步步走向偉大復興的歷史邏輯、思想源流和脈絡。不了解這一點，就很難理解人們為什么會采取這樣的行動。

為什么一百多年前已經瀕臨衰亡的國家，在不長時間內能夠發生這樣翻天覆地的變化？ 這是中國人民，也是全世界十分關注的問題。《復興文庫》必須緊緊扣住這個主題，而不是一般的中國近現代史資料匯編。這是做好編選工作的前提，否則就會“下筆千言，離題萬里”。在《復興文庫》收錄、編選的歷史文獻中，中國共產黨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重要文件、中國共產黨人的文稿占主要地位是很自然的。同時，民族復興是億萬中國人共同奮斗的事業，因此選編《復興文庫》應該十分重視選入各民主黨派、各族人民、愛國民主人士、華僑華人、宗教界人士和國民黨愛國將領等的文稿，這樣才能反映出一百多年來中國人民為民族復興奮斗的全貌。需要說明的是，在編選歷史文獻過程中，即便當時認為正確的文獻中也難免有今天看來未必正確的內容，那是歷史的真實情況，不能隨意改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