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梁啟超先生誕辰150周年。1890年，梁啟超由北京返鄉時途經上海，“從坊間購得《瀛環志略》讀之，始知有五大洲各國”，且見上海制造局譯出西書若干種，“心好之”。之后，在主筆《時務報》期間，梁啟超有一年半的時間停留在上海?？梢哉f，梁啟超與上海亦有別樣情緣。

識見正大 議論切要

1896年，梁啟超受黃遵憲之邀，欣然到上海與汪康年等人創辦《時務報》?？涤袨檎f：“改辦報以續會（強學會）事”；梁啟超則進一步申明，辦報目的是“開官智、開紳智、開民智”。

《時務報》報館設在四馬路（今福州路），最初辦報資金為強學會余款2400元以及黃遵憲自捐1000元。為專心《時務報》工作，梁啟超推托了不少美差：大臣伍廷芳出使美、日等國，懇請梁啟超為二等參贊；日本橫濱華僑創辦華僑子弟學校，時賢薦梁啟超為校長；張之洞欲招其為幕僚兼兩湖書院院長，每月供給1200兩白銀薪金。

梁啟超為《時務報》付出巨大心血，“每期報中論說四千余言”歸其撰述，“東西文各牌二萬余言”歸其潤色，“一切奏牘、告白等項”歸其編排，“全本報章”歸其復校。十日一冊，每冊三萬字，經啟超自撰及刪改者幾萬字，“其余亦字字經目經心”。

梁啟超對《時務報》的最大貢獻，當數他的如椽大筆?！稌r務報》發政論文章133篇，梁啟超撰寫57篇。他系統闡述維新變法的政治主張和變法措施，鼓吹開議院、興民權、倡女學、開民智。最具影響力的政論當數《變法通議》，從創刊號起連載43期，猛烈抨擊因循守舊思想，大聲疾呼改革，認為變法順天應人，“可以保國，可以保種”，并提出“變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興，在開學校；學校之立，在變科舉”。

梁啟超的文字深入淺出、直抒胸臆，筆鋒常帶情感，感染力極強。這些文字在今天讀來半文半白，在當時卻通俗易懂，是文言文和白話文之間的過渡文體。

《時務報》使人耳目一新，發行量迅速擴大，在全國70個城市設代銷處109個，由幾千份增加到17000多份，“為中國有報以來所未有，舉國趨之，如飲狂泉”。梁啟超也因此聲名更顯赫，“自通都大邑，下至僻壤窮陬，無不知有新會梁氏者”。

兩湖地區官方高度重視《時務報》。湖廣總督張之洞稱贊該報“識見正大，議論切要，足以增廣見聞，激發志氣”，并與湖南巡撫陳寶箴飭令所轄各府州縣訂閱。這對開兩湖風氣特別是后來湖南維新與革命人才培育大有裨益。

養成知識 增進人格

在滬期間，梁啟超積極參加政治和社會、文化活動，主要包括設立大同譯書局、編輯《西政叢書》、成立“不纏足會”、創辦女子學堂等。

1897年，梁啟超在上海創辦大同譯書局，“以東文為主，而輔以西文。以政學為先，而次以藝學，至舊譯希見之本，邦人新著之書，其有精言，悉在采納”。大同譯書局陸續出版《皇朝經世文新編》《俄彼得變政記》《日本書目志》《大東合邦新義》等書。梁啟超還編輯出版《西政叢書》，收錄書籍32種，分史志、官制、學制、公法、農政、工政、商政、兵政等。

近代上海是西學中心，各種西書廣為傳布。為便于檢索，梁啟超編輯《西學書目表》，著錄譯書約300種，分西學、西政、雜類三大類，在學術界引起很大反響。在《西學書目表》后序中，他還發表了中西文明融合的卓識：“舍西學而言中學者，其中學必為無用；舍中學而言西學者，其西學必為無本，無用無本，皆不足以治天下?！?/p>

上海“不纏足會”由梁啟超與汪康年、麥孟華等人于1897年6月成立，追求婦女解放、男女平等。梁啟超所擬“不纏足會”章程規定：“使會中同志，可以互通婚姻，無所顧慮，庶幾流風漸廣，革此澆風。”此后，全國各地紛紛效法，不纏足風尚逐漸樹立。

其間，在譚嗣同、經元善等人的支持下，梁啟超還參與開創了中國近代第一個女子學堂，親手起草公啟、章程等。梁啟超認為，女子聰明才智得到開發，是民智開化的體現。

戊戌變法失敗后，康梁流亡日本。但梁啟超非常重視在上海的宣傳，先后創辦廣智書局和《時報》等。

廣智書局是康梁以保皇會名義向海外華僑售股創辦的，設在上海棋盤街中市。梁啟超以提供文稿作為技術股，占有1/3的股份，后來他還用書局紅利資助生活窘迫的康有為。廣智書局出版《英國憲法史》《世界近代史》等書，還出版《近世社會主義》，較為系統地介紹了馬克思的學說。

1904年2月，梁啟超隱姓埋名，匿居虹口一家旅館，主持《時報》籌備工作，擬定報名、發刊詞及體例?！稌r報》一直延續到1939年，為多個政治集團先后掌控。

1915年1月，《大中華》雜志創刊于上海，梁啟超為主任撰述?！洞笾腥A》月刊的宗旨是“養成國民世界知識，增進國民人格”。辛亥革命成功后，梁啟超反對帝制、擁護共和，故對袁世凱稱帝忍無可忍。1915年8月，他在《大中華》發表《異哉所謂國體問題者》這一討袁檄文，掀起了舉國反袁高潮。他還謀劃蔡鍔到云南開展護國戰爭，自己則于1915年12月由天津乘船潛至上海，秘密籌劃倒袁。

1920年3月，梁啟超結束一年多的歐洲考察，思想有很大轉變，提出西歐文明需中國文化去“調劑”。他在上海停留十余日，廣泛宣揚這一心得，還去中國公學演講，介紹旅歐感受。

五卅慘案發生后，梁啟超與顧維鈞等人用英文發表《天津宣言》，又連續發表《為滬案敬告歐美朋友》《對歐美友邦之宣言》《致羅素電》，希望能引起歐美政府及國際友人的同情。他還撰寫了《我們該怎么樣應付上海慘殺事件》等系列文章，積極為外交戰略出謀劃策。

從變法維新、護國戰爭到反帝愛國運動，梁啟超與上海結下了不解之緣。1929年1月，梁啟超不幸病逝。2月17日這一天，北京和上海同時舉行公祭。上海的悼念儀式在靜安寺舉行，蔡元培等百余名流前往哀悼。

在梁啟超的心目中，上海是一座國際性的新潮城市。1902年，他在橫濱創辦《新小說》雜志，主張“欲新民必自新小說始”，并為該刊創作《新中國未來記》以作示范。

《新中國未來記》開篇即設想在幾十年后世博會在上海舉辦，“各國專門名家、大博士來集者不下數千人。各國大學學生來集者，不下數萬人……竟把偌大一個上海，連江北，連吳淞口，連崇明縣，都變作博覽會場了”。

今天，上海承接梁啟超等仁人志士的宏愿，海納百川、推陳出新，正奮力為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推進社會主義文化強國建設作出更大貢獻。

（作者分別為上海財經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中國式現代化研究院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