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為新文化運動的主將，胡適與錢玄同的關系在中國近代史上頗為引人矚目。二人性格不同，思想不同，在對一些具體問題的看法上也有很多不同，但這并不妨礙二人保持終身的友誼。《錢玄同文集·書信卷》（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收錄錢玄同致胡適信函二十五通，迄今為止收錄胡適書信數量最多的《胡適中文書信集》（“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2018年版）收錄胡適致錢玄同信函四十通，但二人的往來書信應該遠不止于此。近年秦素銀即從影印出版的《胡適遺稿及秘藏書信》（黃山書社1994年版）輯得錢玄同致胡適信函、明信片四十七通（秦素銀《錢玄同致胡適信、片四十七通》，《魯迅研究月刊》2016年第12期）。筆者近期在英國邦瀚斯（Bonhams）拍賣行2021年12月9日中國書畫拍賣會的圖錄中發現胡適寫給錢玄同的一通信函，該函未見《胡適中文書信集》以及《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4年版）、《胡適書信集》（北京大學出版社1996年版）、《胡適全集·書信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等書收錄，應當是胡適的一通佚函，故在此予以介紹。信函全文共計一百三十字，作于1924年2月9日，茲錄于下：

玄同：

民國十一、二、十九我在琉璃廠以二百元購的這部《萬國公報》從第一期至第一百三十二期，自一八八九年（光緒十五年）到一九〇〇年正月（光緒二十五年十二月），分編六十六冊。此報中相關于京師大學堂的史料，甚可給將來為北大作史者的研考之用。原稿曾送給北京大學收存，今把日本影印照片贈你以作紀念。

適之

十三、二、九。

胡適送給北京大學的《萬國公報》月刊，除有二十余期遺失以外，剩余的一百多期至今仍保存于北京大學圖書館。目前國內各大圖書館收藏的《萬國公報》月刊均有程度不一的缺漏，其中情況最好的南京圖書館缺六十九期，與北京大學圖書館的館藏尚有一定的差距，可見胡適此捐贈之珍貴。胡適所捐贈《萬國公報》月刊第1期的扉頁上有胡適親筆書寫的題記，文字如下：

《萬國公報》第一期至第一百三十二期，自一八八九年（光緒十五年）至一九〇〇年正月（光緒二十五年十二月），分裝六十六冊，十一函。民國十年一月，我在琉璃廠買的。送給北京大學圖書館。

胡適

十，一，三一

此報中有關于京師大學堂的史料，甚可供將來為北大作史者參看。

適

此題記的背面即該期《萬國公報》的英文卷期信息頁，亦有胡適的說明：

各冊之英文首頁往往有誤訂者，如此頁當作Vol.I，No.1，而誤以第二十六期之首頁當之。讀者可看中文首頁。

適

根據題記的說法，這部《萬國公報》購于1921年1月，但是在這通給錢玄同的信中，胡適卻說購于1922年2月19日，不知胡適的記憶是否有誤。

《萬國公報》原名《中國教會新報》，1868年由美國人林樂知（Young John Al-len）創辦于上海，每周一期，1874年改名為《萬國公報》，1883年停辦。1889年，《萬國公報》復刊并成為廣學會的機關刊物，每月一期，逐漸擺脫之前的宗教色彩，發展成為一份集新聞報道、西學介紹、中外時事評論等內容為一體的綜合性刊物，在當時的中國思想界擁有很大的影響力，胡適所購即是復刊后的《萬國公報》月刊。北京大學的前身京師大學堂成立前后，《萬國公報》陸續刊布了不少相關材料，包括《欽遵籌辦京師大學堂事宜疏》《軍機大臣總理衙門王大臣會議京師大學堂章程清單》《續錄籌議京師大學堂章程》《孫中堂奏陳籌辦大學堂大概情形疏》《軍機大臣等籌議京師大學堂章程（續前稿）》《京師大學堂條規》《孫中堂手定京師大學堂禁約》《籌辦京師大學堂折稿》等。胡適將《萬國公報》原件送給北京大學圖書館，又將影印件送給錢玄同，顯然非常重視這批材料。

胡適晚年曾對京師大學堂的創辦日期做過專門的考察。民國時期北京大學的校慶日為12月17日，恰與胡適的生日同一天，胡適1919年就曾向北大的前輩請教過1 2月17日這個校慶日是怎么來的，不過得到的答案均不能使胡適完全滿意。1948年，鄒樹文在《北京大學五十周年紀念特刊》上發表《北京大學最早期的回憶》一文，文中提出12月17日可能并不是1898年京師大學堂開辦的日期，而是1902年復辦的日期，胡適亦認同這一說法。1960年12月1 7日在臺北舉行的北大六十二周年校慶紀念活動上，胡適再次提起京師大學堂開辦日期這一問題，并請勞榦、吳相湘等北大校友協助查找資料。經過一番考證，胡適最終確定12月17日確實是1902年京師大學堂復辦的日期。從“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胡適紀念館收藏的胡適手稿可知，胡適為研究這一問題從舒新城編《近代中國教育史料》等書中摘錄了一些相關資料，其中“遵籌開辦京師大學堂折”“奏陳籌辦大學堂大概情形疏”以及京師大學堂的章程都曾在《萬國公報》上刊布過。可惜胡適此時身處海峽彼岸，當他想要親自“為北大作史”時，已無法再看到自己四十年前購買的這批珍貴史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