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2023雨果獎揭曉，將最佳短中篇小說獎頒發給了中國科幻作家海漄的《時空畫師》。這也是中國科幻作家第三次獲得這一獎項。

該小說融懸疑、科幻、古風諸般風格于一手，文筆流利，情節易懂，閱讀感受順暢。故事從故宮博物院閉館日出現的黑斑鬼影寫起，警官周寧在他人的不理解中調查真相，被“鬼影”附體而穿越到歷史長河之中。原來，“鬼影”是一位患有離魂癥的宋代少年，也正是因為身患離魂癥，使得他在高維空間中洞察色彩、光影乃至未來，視低維世界如袖珍盆景。憑此異能作畫，少年成為炙手可熱的御前紅人，也因洞察歷史結局而慘遭戕害。這一故事源于王希孟（小說改為趙希孟）創作《千里江山圖》的傳奇。

時空洞察與高低維度

以《千里江山圖》為靈感來源，《時空畫師》從創作效果來說無疑是成功的。自2017年故宮博物院展出此畫以來，《千里江山圖》吸引了社會公眾的熱切關注，儼然“超級IP”。《千里江山圖》長達11.91米，卷帙宏闊，細節精微，設色鮮艷。然而，與本畫的大制作相比，作者信息卻聊勝于無。卷后的蔡京跋文中，稱作者為“希孟，年十八歲”，連姓氏尚且不詳（今存最早稱其姓王的文獻來自清代），其他記載盡付闕如。來無影、去無蹤的少年天才，究竟如何畫出這樣的輝煌經典？這為歷史書寫留下了深深的遺憾，也為文學家提供了廣闊的想象空間。對《千里江山圖》的關注多，資料少，這正是足夠理想的文學題材。作家既可以不受文獻成見的拘束，又可運用“歷史感”以達到特定的審美效果。在既往部分歷史題材作品的閱讀-研究范式中，歷史世界與現實世界的糾纏扭結往往超乎想象。驅使歷史素材進行虛構創作的文學家，是否也在不斷地改寫著我們對于歷史的想象，并反過來令文學作品成為揭示歷史的鑰匙？從《千里江山圖》到小說中的《千里餓殍圖》，表面上看不過是令“后見之明”穿越時空的又一次押韻，但“科幻”設定讓這種洞察顯得更為合理，并在某種程度上刺激我們的想象：能否在本文的科幻背景之下，建構出一個更加宏大的、與古典藝術家心靈共振的“離魂宇宙”。

《時空畫師》描寫了“從高維世界俯瞰塵世”的境界。畫家趙希孟從未邁出府邸一步，卻能親眼遍見天下大好河山，并將其畫入山水長卷。這正是中西藝術與哲學的重要差異。西方畫流行的焦點透視畫法，寫生成果與畫家觀察對象的視角相對應，而中國畫家盡管同樣看重細節描摹，卻并不凝滯于某個固定角度，而是熱心于“上帝視角”的總覽式創作（按西方理論稱之為“散點透視”）。我們耳熟能詳的杜牧《江南春》，是詩中“尺幅千里”的典范：在有限的容量中涵蓋廣闊的世界——千里鶯啼、多少樓臺，在寥寥幾筆中即已點染。

而今存之《千里江山圖》則不止于此，視萬里世界如袖珍盆景，既有高維度對低維度的俯瞰，也包含畫家對山水細節的精準把握。在小說《時空畫師》中，高維度不僅包括空間變換，亦可以輕松洞察時間遷移，畫家由此形成了對未來世界的洞察，彰往察來，顯微闡幽。被“鬼影”附身的當代刑警周寧，也因之升維，發現現實中的汽車不過是“有著精密內部構造的長方體”。能洞察此端者，世界不過如同畫家筆下的“骷髏幻戲”，從而呈現出瑰麗且特異的世界觀。《莊子》中曾經寫過莊周與骷髏的對話，看似樂死惡生，其實象征著一種超越之境。《時空畫師》將此超越境界落腳于“苦難并不會妨礙這個世界越變越好”，又將表現北宋宮廷審美的《千里江山圖》額外賦予了歷史憂患意蘊，是一種頗值深思的解讀。《莊子·逍遙游》講過傳統哲學中的至人境界，“之人也，物莫之傷：大浸稽天而不溺，大旱金石流，土山焦而不熱。”此類意見在《時空畫師》中也有展現。圣人也好，大藝術家也好，當進入某種特殊境界之后，都可以不受經驗世界和現實邏輯的限制。在科幻設定之下，這一意見仿佛同樣更容易被讀者所接受。

本體與混融：科幻之為設定

在許多讀者心中，科幻小說往往有“硬科幻”與“軟科幻”的概念，并由此生出無窮爭議。科學設定足夠扎實可據，并在小說情節中占據相當重要的位置，這類作品一般容易被歸入“硬科幻”的行列。而著眼于文學角度，只將科幻看作服務于故事開展的設定，作家本人的思想取向和審美趣味并不比其他小說同行更加“硬核”，此類作品的科幻屬性則更“軟”一些。我們知道，分類原本是為了便于理解，本不存在什么金科玉律，“軟”“硬”間也沒有絕對不可逾越的界限。但是，對“科幻”小說的“科”與“幻”，或“科幻”與“小說”的認知不同，影響著書寫和閱讀的不同立場。

以往學者對金庸的武俠小說《神雕俠侶》有過相當獨特的評論——假如抽離掉小說中的武俠書寫，僅看其中的楊過、小龍女等愛情故事，仍然不失為一部佳作。某種程度上，這可以說是“類型小說”超越“類型”局限，爭取“文學”評判、以提升其“歷史地位”的代表性特征。從另一角度來看，小說借鑒某些“類型”作為設定，也比將“類型”作為核心賣點，能夠帶來更多的創作可能性。“類型小說”之“瓶”，究竟可以容納哪些“酒”？在小說史家筆下，往往稱之為題材的混融。將某些“科幻”或“奇幻”現象作為一種特殊設定，由此打破現實世界和傳統寫法的限制，在推理小說這一門類中即有成功先例。科幻推理小說（或稱設定系推理）至少可上溯到著名的阿西莫夫，但從今天來看這一特殊流派，至少有兩重意義。其一，以科幻或超現實的設定來營造新的謎團，有助于緩解傳統本格推理的部分創作壓力（比如，“密室”的形成，可以通過超現實設定實現，提供新型“暴風雪山莊”）。接受設定而推理結局，乃至從推理設定開始進入文本，都提供了許多新的嘗試空間。其二，當科幻只是一種服務于文學敘事的設定之后，不論“硬”“軟”，都僅僅是評價小說的一翼。另一翼或者更重要的一翼則在于：什么是好的小說。

雨果獎對科幻似乎持相對寬泛的標準，這一世界級獎項的評判角度，顯然會對作家產生深刻影響。在世界文學的新圖景中，哪些中國文學已經“走出去”、如何繼續“走出去”，成了如今備受矚目的核心議題。在面對不同文化語境、價值觀念的讀者和批評家時，哪些作品容易受到關注，與中文語境批評家的認知是否相悖，都是很有意味的批評命題。《時空畫師》的獲獎，可以看作是此過程中的又一事件。網絡上對這篇小說水準的評價或有參差，但在筆者看來，小說嘗試將中國古典元素與科幻文體加以對接，無疑是非常有意義的理念——不論是哲學觀念還是神話框架，中國古典中都飽含著大量值得重新激活的素材，有待于創作家深入擷取。“古風科幻”當然不是一個全新的命題（近年來的小說、影視、游戲均不乏探索），但獲獎所帶來的關注度，對同時期作家的創作傾向自有不同影響：考察一部作品的意義，不妨同時觀察其文學價值與文學史價值。

（作者單位：南開大學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