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七七事變”后，日軍加緊了進攻中國南方的步伐；“八一三”淞滬會戰，上海棄守，南京已經岌岌可危。1937年8月15日，日軍開始轟炸國民政府所在地南京。位于南京的中央大學已經準備西遷至四川的重慶，而同城的金陵大學是否也要西遷到成都，成為一個問題。有一種意見認為，金陵大學背后有美國因素的存在，作為美國的在華資產，它有“法外治權”，即令不遷移，日軍對金陵大學也無可奈何。國民政府對金陵大學是否西遷也態度曖昧，并沒有作出明確的指示。接著的情況是，從首次轟炸到年底這段時間，日機對南京進行了長達三個月的“無差別”轟炸，金陵大學全體師生員工不得不在1937年11月25日出發，開始西遷成都的旅程。

一所大學，最重要的有形資產，對于理工科而言，無疑是實驗室和各種儀器設備；而對于文科各專業來說，則主要是書籍，特別是那些重要的歷史文化典籍。當年金陵大學設立了中國文化研究所——這是一所專門研究歷史學、哲學、目錄學、藝術學的重要學術機構。當時徐養秋教授為主任委員，研究所設立圖書委員會，專任研究員李小緣教授等人為委員，專門辦理圖書選購等具體事宜。1937年8月開始，學校將貴重儀器統統打包，藏在地下室中，隨時準備外運。中國文化研究所則將非常貴重的書籍裝成95箱運到了安徽屯溪的陽湖（現在黃山市屯溪區陽湖鎮）。屯溪處于安徽、浙江、江西三省交界的地方，也是新安江與率水、橫水交匯之處，水路交通方便，是各路貨物的集散地，當時屯溪涌入大量商賈和難民，一時形成了戰時的奇特繁榮。中國文化研究所選擇屯溪作為暫時存放書箱的地方，完全是有著最優化的考量——既可以很快將書籍運輸到這里，免遭敵機轟炸，又可以在必要的時候非常方便地運輸到其他地方去。

當通過水路運到屯溪的時候，這95箱書已經被打濕了，需要打開箱子，取出晾曬。李小緣找到正在屯溪避難的金陵大學經濟系學生程浦云，請求他協助找人幫忙處理這件事情。他找到他小時候的同學吳煉云，給予他校工的待遇，每月支付他14元的薪水，請他翻曬書籍。后來因為交通緊張，這些書籍一時難以運出屯溪，李小緣便請求吳煉云，在必要的時候將這批書運到離屯溪一百公里左右的吳煉云的老家——江西省婺源縣的一個偏僻的山區存放。當時李小緣先行付給吳煉云200元運費，并且付給他每月20元的保管費。

1937年11月，金陵大學從南京西遷到成都華西壩，1938年2月正式恢復教學。這一年的夏天，金陵大學校長陳裕光找到程浦云面談，告訴他說，徐養秋和李小緣兩位教授力薦他前往屯溪，想方設法將那批既是國家的珍寶，更是學校老師們研究學問迫切需要的寶貝運到成都。同時陳裕光還交代說，沿途的費用，你大膽使用，只要你來電告知數目，我們便立即如數電匯過去。但是由于戰時交通中斷，程浦云行程未果。

1940年8月12日，李小緣寫信給當時擔任中國銀行杭州分行副經理的壽景偉，請求他幫忙為吳煉云獲得銀行貸款——壽景偉是李小緣在美國哥倫大學留學時期結識的老朋友。8月13日，壽景偉復信：“令友吳君煉云請予貸款一事，自當盡量協助，擬請轉知，逕與敝公司婺源分處就近洽辦，以資便捷。”李小緣寫給壽景偉的信沒有留存下來，但是壽景偉的回信現存南京大學博物館。這封信有關吳煉云的內容，至少可以為我們提供以下信息：一、吳煉云當時已經運送并隨同這批書籍回到江西婺源；二、吳煉云當時的經濟情況不是很好，由于對抗戰的長期性估計不足，或者由于中國文化研究所的經費不足，或者由于戰爭環境，匯款不是很方便，金陵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沒有給予吳煉云充足的經費，讓其維持生計，或能夠經營維持生計的產業；三、至少在1940年8月以前，李小緣和吳煉云還是有聯系的，以后戰事前途莫測，通訊漸希，最終有可能完全失去聯系。

在沒有得到金陵大學充足經費投入，甚至有可能自己無法維持生計的情況下，至少在一段時間內已經完全與金陵大學失去聯系的吳煉云信守諾言，遵照李小緣的要求，每年在晴朗的日子里將這95箱書籍翻曬兩次，真正達到李小緣“不要發霉，不能被蟲蛀鼠噬”的要求。1945年8月日本投降，抗戰勝利，金陵大學準備從成都東歸，1946年9月金陵大學東歸完成，并且在南京原址正式開學。復校后的一段時間，金陵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可能忙于其他方面的工作，并沒有馬上與吳煉云取得聯系。到了1947年春天，金陵大學校方才聯系到吳煉云，寫信請求他將全部書籍押送到南京。吳煉云迅速做好各種準備，然后將計劃付諸實施，將全部書籍完好無損地運回了金陵大學，圓滿地完成了他的這一重大歷史使命。已經于1939年接任中國文化研究所主任委員的李小緣將全部運費和將近十年的保管費用交給了吳煉云，感謝他在艱難困苦的環境中的不懈堅守和辛勤付出。

戰時存書婺源，作為校方實屬無奈之舉；受人之托，忠人之事，讓這批珍貴書籍完璧歸趙，這正體現了作為讀書人（從吳煉云曾與程浦云同學這一點來看，他理應是當時的知識分子）信守諾言的可貴精神，而這種精神是無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