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是個活人，你做過什么我都不計較，但是你是活的，我就要救你。”在長篇小說《海上繁花》中的舟山漁民，是勇敢和仁慈的，他們世代秉承著“救人一命，天上一星”信念和價值觀，尊重眼前的生命。作者楊怡芬認為，她寫這本小說的落腳點是人民，“血肉飽滿、有情有義的中國人民為二戰犧牲了很多，而且我們的人民對世界是友好的。這種既高尚又平常的人性光芒，就是舟山海島精神的一部分”。

2005年，反法西斯戰爭勝利60周年之際，《舟山晚報》報道了“里斯本丸”沉船事件，這是楊怡芬第一次接觸到這個故事。1942年10月1日，這艘載著1816名英軍戰俘、800名日本士兵的貨船，被美軍潛艇發射的魚雷擊中后，在距浙江舟山市東極鎮青浜島東北約兩海里的洋面上沉沒。青浜島的漁民們駕著一艘艘小漁船，在日軍環伺下，往返65次，救下了384名落水者。其中的3名戰俘之后被輾轉送往重慶，并通過媒體向全世界揭露了日本的罪行。

看完這篇報道后，楊怡芬說自己更想知道漁民們為什么會這么勇敢地救戰俘，之后又是怎么隱藏3位戰俘并送往重慶的，“感動和好奇引發了我的熱情”。

為了寫出一本“好看”又“實用”的歷史小說，盡可能準確地為讀者講述這段歷史，楊怡芬查閱了大量相關史料。在日前舉辦的“‘里斯本丸’沉船往事新說”新書分享會上，復旦大學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導師金理說，這些紛繁的案頭工作，是該書構建一個基本可信的物質環境時的重要支撐，“比如島上有一個人發燒時注射的藥品名稱，還有一名戰俘為了報答匯款給救命恩人的轉匯過程。這些細節都是查閱詳細資料后，一筆一筆落實到書中去的。”青年評論家、《思南文學選刊》副主編方巖則表示，由于歷史本身的復雜性，把歷史事件寫進小說的難度是非常大的，“這不僅需要作者對大量史實進行考證，還要求作者對當時國內抗戰環境有基本的了解”。

寫香港淪陷那一章時，楊怡芬在《紐約客》特約撰稿人項美麗的自傳性質短篇集《香港假日》里，找到了合適的氛圍和戰時日常氣息。在這本書中，項美麗作為香港英軍家屬，用記者的眼光記錄下了香港淪陷時的各種“物質審美”。“我努力為我的人物尋找歷史上相似的人物。《海上繁花》中，伊芙琳所看到的世界，有很大一部分是項美麗的世界，她們的精神世界是相通的。”楊怡芬坦言，她想在不浪費讀者時間的情況下，能給讀者一種親歷的感覺。

《海上繁花》有兩條脈絡，一條是寫作者“我”和日本女孩木村香織的戀愛交往，一條是“里斯本丸”沉船事件。2005年，“我”參加了抗日戰爭紀念會，認識了在舟山群島某個島上的造船廠里做工程師的香織，慢慢談起了戀愛。但“我”和香織的戀愛，中間始終橫亙著中日兩國的關系和民族感情。“我”的父母原本為“我”談戀愛感到開心，但得知香織日本人的身份后卻發生了變化。

書中，寫作者“我”意識到了當時歷史環境的復雜性，選擇正視這個始終回蕩著的歷史幽靈，于是“我”帶著所寫的小說去香織家中求親。在這場見面里，雙方都拋開自己的身份進行了反思。“站在當下的位置上，對歷史事件的反思不是單向的，從歷史角度理清線索，其實更有利于今天進一步思考自身的處境。”方巖說。

“小說里，戰爭在紙面上結束；而在現實生活中，某場戰爭正在打響，可能比二戰還要慘烈。”呼吁了這么多年和平，但部分地區依舊戰火不斷，這讓楊怡芬感到很心疼。“希望大家更要珍惜來之不易的和平，在當下的日常生活中保持善意，共同建設一個和平的世界。”楊怡芬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