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從文先生是我在輔仁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讀書時的寫作課任教老師。由于自己的文筆笨拙，我過去沒想過寫出這段記憶，但翻看有關沈從文先生的傳記著作，大都沒有記錄這段史實的文字，或很簡略，而且多與實際情況有距離。

隨著年齡的增長，我已癡長至九十歲，我的同學多已離世，似乎我不寫，真的就沒有人記得了。

我是1950年全國第一次統一高考時，經分配進入輔仁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的。當時學校管理體制還和三四十年代的大學相同。學校在編的專職教員很少，任課老師多為兼職。那時各校均如此，如魯迅先生在北京師范大學、北京大學都講過《中國小說史》；陸宗達老師在北京大學、北京師范大學、輔仁大學、中國大學都講過《說文》等相關課程。劉盼遂老師在清華大學、燕京大學、輔仁大學都曾任教。我入學時，輔仁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教職員只有十人（包括系辦公室職員）。輔仁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當時的系主任是顧隨先生，他正被邀，或工作安排到北京大學文學研究所，顧先生喜歡教學，喜歡青年學生。楊敏如老師當時在天津，代表天津師范學院來京邀請顧先生到天津任教。這些事的先后時間，我不清楚。只知道，系內說：顧先生身體不太好，由蕭璋先生代理系主任。任課老師除了原來聘請的老師外，需要立刻外聘。聘請老師，一方面由系主任出面外，一方面由學生代表直接到心儀的先生家里去邀請。我在上大學以前，從未做過什么社會工作，考上輔仁大學后，我被任命為小組長，于是成了外出約請老師的學生代表。

在此之前，沈從文老師在北京大學任教，因為郭沫若先生1948年在香港發表《斥反動文藝》，把沈從文老師列為反動文藝的一類代表。1949年，北京大學教學樓壁報抄寫了《斥反動文藝》，還貼出了“打倒新月派、現代評論派、第三條路線沈從文”的大字報，迫使沈從文老師離校。我們當時只知道沈老師因郭沫若的文章離開北京大學。沈老師因此割腕自殺，我當時并不知道。但當時總的社會風氣，還不會因為一個人的文章，就打倒一個人。沈老師是著名作家，我們還是很希望沈老師能來任教。當時沈老師還住在中老胡同北京大學宿舍。我們就硬著頭皮去邀請。誰想，沈老師很喜歡青年學生，在沈老師家聊得很愉快。沈老師和師母把我們送到門外，師母站在臺階上，沈老師下了臺階，還送了幾步，一直笑著頻頻招手。

沈老師在我們開學后，就到校任教。我們班有五十多人，他的課無人缺課，是受歡迎的老師。他一直站著講，面部略帶微笑。

這一張照片有點像當時的神態。他課堂上，沒有多談自己，只稍稍談過一點自己早年的寫作。主要從寫作說起。他多是鼓勵學生，對于不同水平、不同風格的作業，都給予積極評價并加以指導。部分作業批改得很細。但可惜現在都沒有能保存下來。我記憶最深的：一次講評課，他評論我們一個同學的作業，說得很具體。他很欣賞文章的風格，溫婉細致。他最后說：“我猜得不錯的話，一定是一位女同學寫的。”結果引得同學大笑，因為這是一位男同學寫的。笑，是善意的。因為沈老師和這位同學都是大家喜歡的人。

所謂“三反運動”，并不是1952年初掀起的“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的“三反運動”，而是20世紀50年代初的一次思想教育活動。所謂“三反”，反的是“親美、崇美、恐美”，也不是全國都進行的運動。因為輔仁大學是由教會委派美國教派負責管理的，所以，1950年進行了這一運動。我的印象中，這次運動是要求個人自我教育，沒有在班級開大會，是師生自愿結合談心。我被安排和葉蒼岑老師談心，葉老師在國民黨統治時期，在大學課堂上，就介紹過《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還到過印度，看過早期的民族舞蹈，我只有十七歲，幾乎沒有話說。一直在聽老師講話。我的記憶里，沈從文老師沒有到校參加這次活動。

沈老師因為參加西南地區土改，結束了課程。回京后他開始在中國歷史博物館工作（老師的工作關系何時轉到歷史博物館，我不知道），當年歷史博物館的工作地點是在天安門內，午門與端門間的朝房。沈從文工作室在西朝房靠北的房間。有一次重要的文物展覽，沈老師替我們安排了參觀展覽的時間。參觀時，沈老師帶我們到午門上面西側的大廳，還給我們介紹了此次展覽的主要內容。

之后一兩年，時間我記不太準，沈老師給我們作了一次學術報告，題目是“《紅樓夢》中的頭飾”。當時，教室都坐滿了。我的印象里，報刊還發表了此文。但我沒有查到，也許是記憶錯誤。

總之，沈老師不僅給我們上了寫作課，還較長期與我們有聯系。這是我們記憶中的美好時刻，也應該是沈老師人生中的一段小樂曲，應當保存在人們的記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