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50后”的身份看這部抒寫“90后”創業經歷的電影，目及“曾經”二字，不免驚異。有哲人稱，“人的存在是時間性存在”。曾經，顯然是一種時間性存在，它讓影片淡淡地散發出歲月無情、迭代留痕的哲思意味：曾經的我們與我們的曾經，究竟該如何面對曾經的他們與他們的曾經，以及尚待發生的種種曾經？“曾經”，將一代代人區別，然而也一定融合著共生的根脈和相通的精神。于是，我們便可理解王浩宇、理解悅旋公司……也理解影片創作者們何以為民營企業、民營經濟點贊。

熾熱，作為一種情感或行為表征，極具普遍性。可以說，人之為人，誰能空缺“熾熱”？其差別，不在有與無，而僅在其內涵或強度大小、占時長短不同罷了。夏川讀書、打球，無不優等，后與發小王浩宇共創乒乓球館悅旋，滿懷憧憬盡顯熾熱。即使是幾度離任與復歸交替，乃至擅用悅旋之名在上海偷偷營業，亦可寬容地看作是熾熱余溫難消。陳笑笑與王浩宇從相遇到相助再到相愛，逐次升溫直至熾熱。當然，熾熱也有天生脆弱的一面，出于賭氣而另起爐灶的閃婚頓時冷卻甚至凍結了陳笑笑與王浩宇的那番熾熱，這恐怕是新生代愛情婚姻生活中較為典型的一種當代性，不免令人唏噓。片中小丟丟的母親戲份并不多，但她出手助力悅旋發展，憑此便能為觀眾撥開熾熱于她的“曾經”空間。

當然，本片主角非王浩宇莫屬。他的熾熱，來自對乒乓球運動的偏好，也來自對創業的渴望。相對于夏川，他更具有敢冒風險的企業家精神，例如找母親預支大學四年學費作為開館費、首店開張不久便執意拓展連鎖、疫情沖擊下毅然擔責而堅持絕不少發員工一分錢薪資……他的熾熱，還體現在對友情和愛情的率真上。他深深地懷戀往日同窗時光，故不僅能不計前嫌在夏川球館瀕臨破產時伸出援手，而且坦誠地吐露其心存情誼，致使兩位舊友重為知己。他對決絕離去的陳笑笑始終放不下，面臨嚴苛生存挑戰的至暗時刻如此，實現開辦300家連鎖球館目標后的高光時刻亦如此。他的那份自責、歉疚，沉重得讓人反過來倒想埋怨陳笑笑的決絕。王浩宇的熾熱，是嚴嚴實實地覆蓋到了事業、愛情、友情等人生主要剖面的，有規模、有結構、有互動、有疊加，豐富而又隆重，由此托起了人物塑造上的立體感，也加強了影片的觀賞性。

在情節演進中，細心的觀眾恐怕不會漏過對一條隱線的捕捉，那就是王浩宇的父親。從王浩宇母親的嗔怪中，可知他生性愛折騰，這對兒子的影響頗大。他支持王浩宇創業，還常念叨些自己的營商心得或紓困建議，以及市場變動信息等，有意無意地或成創業導師，至少堪稱“合計共謀”。這著實拓展了“曾經熾熱的我們”之“我們”，并非直白但卻真切地表明，在市場經濟的澎湃熱潮中，絕不是只有“曾經熾熱的我們”在戰斗。在如何認識和界定民營企業的價值作用方面，影片悄然凝就了一個重要話題，它通過對男主角“創業艱難百戰多”的正面勾畫，呼吁著全社會應像王浩宇父親那樣給予民營企業無私撐持，呼吁共同協力創建民企友好型社會。

香港李錦記集團（已有130多年歷史）的第四代掌門人李惠森寫過一本書，叫《我們大于我》，主旨是說家族企業之“我”倘與家族之外更大的“我們”找到利益上的一致性，就能“通往更快樂的人生”。有關研究也表明，民營企業是市場經濟的“原住民”，具有與生俱來、土生土長的天然屬性。民營企業與市場經濟是生死相依的關系。而支持和呵護民營企業成長壯大，有其善義，因為它一頭連著增進民生福祉，一頭連著促進社會發展。類似理念，影片沒有將其教條化，而是以從容的敘事節奏和形象畫面逐步浸潤人心。

過往同類題材影視創作中，民營企業家的形象多被負面化、臉譜化。而這部影片對“曾經熾熱的我們”是如此肯定，感動著新時代的奮斗者。這是一部向所有創業者致敬的電影。它讓觀眾們既沉浸于波折情節、屏蔽媚俗，又沉靜于思辨氣質、直面天理。同時，它也善意地用結尾處潛心營造的空茫感警醒著走向未來的王浩宇們確實要慎言成功，因為孔夫子有言在先，“富有天下而無怨財，布施天下而不病貧，如此則可謂賢人矣”。民營企業家們只有努力成為社會的賢達，才是成功的真正豐碑或坐標。而躺平、炫富、炫能、止步不前之類，過去不是、現在不是、未來也不該是王浩宇們的人生選擇。因此，“我們”極為樂見“曾經熾熱的我們”要義無反顧地以熾熱之忱再續英豪詩章，正如羅曼·羅蘭所說：“世界上只有一種真正的英雄主義，那就是在認清生活真相之后依然熱愛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