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2日，林長民致函胡適：“適之先生足下：奉示敬悉，日前小聚，得與張慰慈先生把□為幸。舍甥女也有小恙，昨日舍間戚好春敘，亦未來也，張君所托，容少遲再圖報命何如？國民外交協(xié)會來星期日開講演會，欲得足下選題演講說，以詔聽眾，特為轉達，務盼勿辭，雖不作政談，能為學術教訓，尤禱企也。乞示一一，敬頌 著安。弟長民頓首。三月廿二日。”（《胡適遺稿及秘藏書信》，第29冊，黃山書社，1994年12月，第265-266頁）此函未署年份，從下星期日國民外交協(xié)會開演講會，加之《申報》記載1919年3月30日下午“國民外交協(xié)會在北河沿北京大學法科內大禮堂開第二次演講大會”，可知是1919年。

1919年2月5日，由林長民、汪大燮等六人發(fā)起，在北京石駙馬大街督辦賑災事宜處商議組織“國際聯(lián)盟同志會”，是為第一次成立會；汪大燮、梁啟超、蔡元培、王寵惠、李盛鐸被推舉為理事，林長民被推舉為總務干事。不久，胡適等人任各部干事，胡適還兼任《國際聯(lián)盟同志會叢刊》編輯部主任，由此與林長民產(chǎn)生交集。

“舍甥女”指王孟瑜。林長民的大姐林澤民嫁給了王永圻，兩人育有三女，其中長女為王孟瑜、次女為王次亮。這兩個人的名字頗有淵源：孟為“孟仲季”的孟，老大的意思；次為二，這是指排行。姐姐名“瑜”，妹妹名“亮”，合起來就是“一時瑜亮”——父母期望她們能像周瑜和諸葛亮那樣有才。長大后兩人是否為才女，不得而知，但都是美女，尤其是王孟瑜，個子高挑，亭亭玉立。

“張君”即張慰慈（1890-1976），是胡適當年在上海澄衷學堂讀書時的老同學，后來赴美攻讀博士學位，回國后擔任北京大學教授，與胡適關系密切。從林長民的信來看，胡適請林長民小聚，主要是想撮合張慰慈和王孟瑜，但王孟瑜似乎對此事不大感興趣，公然逃席。

到第二年，林長民要赴歐洲考察，張慰慈特地和胡適一起為其送行，個中原因，可以想見。1920年3月27日上午，胡適、張慰慈等送林長民啟程，據(jù)《胡適日記》：“8-9點，送林宗孟，與慰慈諸人到公園。”（季羨林主編《胡適全集》第29卷《日記》，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9月，第127頁）可以看出，張慰慈還是有些鍥而不舍的。但這段情事到此為止，后來便沒了下文，肯定是黃了。

兩年后，胡適繼續(xù)努力，再次當月老，撮合王孟瑜與張福運。據(jù)1921年4月27日的《胡適日記》：“王熙農(nóng)先生（永圻）來談。他的女兒孟瑜近于張福運君有婚姻的希望，他的夫人是林宗孟先生的姐姐，很愿意我做介紹人，張君也是如此，大概這個媒是做得成的了。”（《胡適全集》第29卷《日記》，出處同前，第218頁）宗孟是林長民的字。同年7月13日，胡適又在日記中說：“張福運來談他的婚事，要我?guī)兔Γ驗樗氖掠悬c小波折，我把王熙農(nóng)先生請來一談，結果甚好。”（《胡適全集》第29卷《日記》，出處同前，第357頁）

1922年9月12日，《胡適日記》載“張福運邀到東興樓吃飯。他和王女士已有婚約了。”（《胡適全集》第29卷《日記》，出處同前，第457頁）到了第二年，小兩口已有婚約，并牢記大媒。

這位張福運（1890-1983）亦非等閑之輩：他在1910年考取清華庚款留美預備學校，1911年赴美國哈佛大學學習，是第一位在哈佛大學法學院就讀的中國人。1917年，張福運獲哈佛大學法學士學位，回國后任教于北京大學，教授國際法。

由于雙方都和胡適熟悉，胡適熟能生巧，感覺相當良好，牽線搭橋如有神助。可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這樁婚事最終未成，胡適在日記里再也沒有提及此事。1924年，張福運迎娶了李鴻章的侄孫女、民國名媛李國泰，這是題外話了。

至于王孟瑜的婚姻，林徽因的堂弟、王孟瑜的表弟林宣說：“商務總經(jīng)理是李伯少，孟瑜、次亮都嫁給了李家。”（陳學勇《林宣訪談錄》，《林徽因尋真：林徽因生平創(chuàng)作叢考》，第143頁）李伯少應為“李拔少”（“李拔少”是“李拔可”的省稱與尊稱，民國人習慣把人名的前兩個字用作尊稱，年老的話稱“李拔老”，年少的話稱“李拔少”，但林宣說成了“李伯少”），即1920年后擔任商務印書館經(jīng)理的李宣龔。林宣此說，導致后人的盲從與更大的訛誤，林杉說：

后來大表姐王孟瑜、二表姐王次亮都嫁到上海興國路72號李家。李宣龔（1876-1953）字拔可，亦是福建閩侯人，他與林長民一同留學日本，官至江蘇候補知州，民國后供職商務印書館，任總經(jīng)理兼發(fā)行所所長，亦是詩畫名家。林徽因祖父林孝恂在商務印書館曾投有股份。（林杉《林徽因傳》，國際文化出版公司，2021年8月，電子版第2469-2483頁）

此段由林宣的說法演繹而來，除杜撰“他與林長民一同留學日本”，加了“上海興國路72號”的地址和“詩畫名家”的稱號外，都是對林宣說法的謹慎照抄與演繹。至于此段的優(yōu)點，是將林宣說的“李伯少”直接改為李宣龔，這可能是根據(jù)李宣龔的身份推導出來的，并沒有說出李伯少何以為李宣龔的證據(jù)或理由。

林宣與林杉的說法，錯訛與疑點頗多。首先，林杉說李宣龔“與林長民一同留學日本”，其實李宣龔從未到日本留學，遑論“一同”。當然，林杉之所以增飾此說，事出有因。

1903年，《大公報》載《日本大阪博覽會中國福建出品移出臺灣館始末》曰：“二月十四晚，東京留學生稽君鏡得大阪秦君毓鎏電，言福建出品陳列臺灣館，速會議稽君即遍告留學諸君。適江南出品委員李君宣龔自阪至東京，亦甚憤激，遂與浙江留學生監(jiān)督高君鳳謙，十五日前后謁蔡公使，力陳閩品陳列臺灣館，大傷國體。”當時臺灣被日本侵占，將福建的陳列品布展于臺灣館，確實“大傷國體”。因此稽鏡立即通知林長民等人，“十六日，留學生林長民、林棨、劉崇杰同李君（按：指李宣龔）赴大阪”，經(jīng)過努力交涉，終于將福建的陳列品移至四川館，避免了一場有辱國格的事件（《大公報天津版》1903年4月8日第1版和4月9日第1版的《續(xù)稿》，詳見正譜有關林長民留學日本部分的闡述）。盡管李宣龔與林長民曾在日本一同奔波，維系國格，主持公道，但李宣龔是赴日公干，林長民是留日學生，兩人身份不同，不能混為一談。所以李宣龔“與林長民一同留學日本”之說是以些許事情，夸大到不著邊際。

其次，“上海興國路72號”的李家究竟是哪一家？聯(lián)系前后文，似乎是李宣龔家，此為林杉采信、演繹林宣所說而來，不知依據(jù)何在。經(jīng)查，今興國路72號為興國賓館1號樓，始建于1934年，是太古洋行建造的專供洋行高級職員居住的花園別墅。因此，無論是建筑年代還是居住者，均與李家不相干，“李家”之說明顯為杜撰。更重要的是，這些話很容易讓人理解為王孟瑜、王次亮嫁到了李宣龔家，但這是絕不可能的，林寧說：

李宣龔和原配江氏育有一子二女，側室金氏無出。長子功蘅和次女昭質（林寧注：《鄭孝胥日記》1920年7月26日，中華書局，1993年）皆早卒。長女名李昭實，畢業(yè)于圣馬利亞學校，在西方留學數(shù)年，外文精湛，為《時報》旅歐通訊員；其夫王一之，浙江杭縣人，美國華盛頓大學畢業(yè)，歷任上海申報館編輯、駐巴西使署三等秘書、駐澳大利亞使署二等秘書。王一之曾在申報上發(fā)表《旅美觀察談》，李昭實讀之而心儀其人，李宣龔愛女心切，“挽友為介而宴萬葉（即王一之）為雀屏之選”。（林寧《李宣龔的家世與生平》，《福州大學學報》2007年第5期）

李宣龔子女中長大成人的，只有長女李昭實，后嫁給王一之，雙方都是民國時期的知名記者。順便提一下，《嚴修先生年譜》1918年10月27日條載：“在紐約城。……美國此次流行病，英使館死武官二人，日本留學者死二人。中國顧公使之夫人，王一之之夫人，伍性初之令郎，在紐約留學之張宏祥，在康奈爾留學之葉某，皆病故（據(jù)《日記》）。”（嚴修自訂、高凌雯補、嚴仁曾增編《嚴修先生年譜》，齊魯書社，1990年1月，第392頁）也就是說，王一之的前夫人1918年因流行病在美國紐約去世，王一之與李昭實為二婚。

所以，“上海興國路72號”絕非李宣龔家，王孟瑜、王次亮也不可能嫁到李家。經(jīng)筆者查考，王孟瑜嫁給了李宣果，也就是李宣龔的堂弟。

1926年5月9日，《晨報星期畫報》刊發(fā)了李宣果與王孟瑜在那家花園所拍結婚攝影照，照片下有說明：“五月九日，李宣果君與王孟瑜女士在那家花園結婚攝影。李君為德國福耶府大學醫(yī)學博士，現(xiàn)充北京療養(yǎng)院外科眼科兼耳鼻咽喉科主任。女士系培華女校高材生，卒業(yè)多年。”

王孟瑜名花有主了，但充當月老的肯定不是胡適。胡適一生難得牽紅線，偶然“玩票”兩次，可惜并非所長，抑或運氣使然，以失敗告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