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歲離開老家，離開烏江邊上那個偏遠落寞的鄉間壩子，卻又感覺從未離開，不僅僅因為親人還在那里，也因為一草一木、一土一石都在心頭刻下密紋，不用檢索，不用翻閱，它們會自動跑出來撫慰心靈，對受傷的心靈進行清理和修補，并以此為原點，逐漸擴大關注圈層，從關注鄉間壩子里的一切到關注鄉鎮里的一切，從鄉鎮里的一切到整個黔北的一切，從黔北的一切到貴州的一切。哪有一切，行文方便而已。

這一切中最核心的是人。活著的人，死去的人。他們大多是農民，我對他們的熟悉程度超過他們自己。死去的人在我的小說里復活，活著的人還在我小說里活著。文化人并非沒有，只是比較少，了解他們遠比了解農民困難，知識教會了他們如何隱身。最近幾年，我把注意力轉移到他們身上。他們的故事不如其他身份的人精彩，但他們對這塊土地的意義更大。這其中最重要的是龍家小學的創始人李光斗，一位活躍在晚清至民國年間的余慶籍詩人、散文家，民國《余慶縣志》的編纂者。

我不止一次在寫作中引用李光斗先生的詩文，對他的名字卻很少提及。因為小說創作要避免引文繁瑣。在最近發表的中篇小說《兩座橋》中，行文不再避諱，直接以李光斗作小說人物名，并且極力想把這位晚清拔貢呈現給讀者，借李光斗指認歷代鄉紳對鄉土中國的塑造和意義，所形成的鄉土性格優點和缺點。這種塑造因城市化和現代化進程已不再有，這無疑是鄉土中國巨大的損失。

這種進程不是循序漸進，是拉閘，一夜之間天翻地覆。即便如此，鄉村先賢形成的文化余脈仍然在我們生活里發揮作用。而今人內在的文化心理亦將影響后人。

小說中兩座橋并非虛構，其中一座確實是當年李光斗參與修建。有李先生的詩為證：

仙鋒山下水東流，一線虹拖浪影浮。

氣接余湄通鳥道，詩成風雪話驢頭。

受書景仰興王佐，題柱盱衡壯士游。

吾憶當年司事者，偶來憑眺數春秋。

對作者而言，這兩座一座通向過去，一座通向未來。一座是昨天的序，一座是今天的序。不過，作為小說書寫者，他最重要的任務不是呈現什么文化，而是塑造人物。小說中所有的人物都是作者的分身，包括真名實姓的李光斗先生。與其說我是在揣摩他們，不如說是在揣摩自己，把自己置于相關場景，看看有哪些所作所為和言行舉止。同一個人物，在不同的小說里以不同的面目出現，這既是小說寫作的需要，也是人本來就復雜，而人生多姿多彩。讀者有權不喜歡某個人物，作者不應如此，否則這個人物很難立得住。小說前后修改了七遍，歷時三年，能得到《十月》垂青倍感榮幸，但愿也能得到讀者的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