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走紅毯、驚喜現身開閉幕式、精彩出演開幕式短片……第七屆平遙國際電影展上作家悉數登場，文學在電影創作中的母體作用得到充分彰顯。平遙電影宮·新浪潮書店里舉辦的作者見面會座無虛席，產業板塊作家的現場推介吸引了眾多影視版權公司的關注，“記憶清醒派對”上詩歌、小說、劇本片段被搬上舞臺……平遙國際電影展因為作家的到來，變得更加厚重、愈發別致，不斷刷新著關于影展文化的定義。

肯定文學的母體作用

重視中短篇小說賦能電影改編

對于許多作家而言，參加國際電影展的經歷并不多，田耳就是其中之一。這是他第一次參加國際電影展，感到一切都那么新鮮，更是在影展期間第一時間觀看了電影《河邊的錯誤》。此次，田耳攜長篇小說《秘要》與讀者見面，這部深入歷史與江湖縫隙的作品，重現了一段輾轉兩岸三地的往事，一個匯聚“影子”寫手、私人印刷、黑書名錄與拍賣、藏家與“淘金者”的武俠黑書江湖。他期待這部作品能被改編為電影，實現他的“武俠夢”。

蒙古族作家索南才讓10月12日一大早來到新浪潮書店，為他的作者見面會精心準備。他此行帶來的是去年由譯林出版社出版的中短篇小說集《找信號》。他談到，該小說集的主題依然有關草原、牧民，著重反映青年牧民當下的生活狀態。“我是他們中的一員，有義務在這方面做一些文字工作。寫作不僅僅是記錄式的，更是通過我的觀察反映新一代牧民的共同特點、面臨的問題。”

金秋十月，落葉為古城里的城墻、商鋪、票號、鏢局、客棧等增添了另一重斑斕色彩。從上海來到山西的青年作家三三，一出機場就被北方秋天的美所深深吸引。“上海的春秋很短，北方秋天的色彩很豐富，天很高。”本屆平遙電影展的策展主題為“摩登時代”，取自電影大師卓別林拍攝于1936年的同名影片。這一復古主題引發了三三的興趣，她想在影展期間集中觀看卓別林的作品。

田耳、索南才讓、三三都是來參加第七屆平遙國際電影展產業板塊“遷徙計劃·從文學到影視”單元。“遷徙計劃”由中國作協黨組成員、副主席、書記處書記李敬澤領銜，9位推薦委員會成員分別從題材創新性，作品影視改編的可行性，文學拓展、豐富影視創作的可能性等維度出發精選文學作品。此次入圍的16部作品分別是大頭馬《白鯨》、喬葉《寶水》、郭沛文《剎那》、陳思安《穿行》、葛亮《飛發》、蔡駿《謊言之子》、周嘉寧《浪的景觀》、葉舟《涼州十八拍》、田耳《秘要》、永城《頭等艙的賊》、三三《晚春》、甫躍輝《危樓》、石一楓《逍遙仙兒》、劉詩偉《一生彩排》、鐘求是《宇宙里的昆城》、索南才讓《找信號》等，均為近三年極具影視改編潛質且尚未進行任何影視化開發的作品，涵蓋懸疑、喜劇、犯罪、科幻、愛情、歷史等多種類型。

電影監制王紅衛已連續擔綱兩屆“遷徙計劃”推委會成員，起初他也懷疑“遷徙計劃”的落地能力到底有多強。然而今年來到現場，當他得知去年一屆收獲頗豐，已有6部作品獲得平臺交易時，這一疑慮被徹底打消了。據王紅衛透露，今年推薦委員會共收到出版單位選送的73部初推文學作品，大家的任務是要在73部作品中進行背對背投票、面對面討論，最終推選出16部作品來到平遙同大家見面。王紅衛感到，近兩次的評選過程、認真程度、工作強度絕不低于電影業內的評選。他建議日后可以將推薦重點向中短篇小說傾斜，因為對電影改編而言，中短篇有優勢，改編空間更大。

從詞語到視聽

實現文學的遷徙與藝術的匯流

在10月13日下午舉行的主題為“詞語與視聽”的對話活動中，導演劉苗苗，電影監制王紅衛，小說家班宇，制片人蔣浩，作家、編劇鄭執共同分享了個人創作與文學改編之間的關系，對話活動由詩人、推薦委員會成員歐陽江河主持。

劉苗苗回憶說，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從文學到電影劇本的轉化，有賴于文學創作者和電影導演之間的靈魂交流。在過去有拍片指標限定的國營電影制片廠中，很多作家都曾在文學部或者制片廠其他崗位上擔任要職，比如作家梁曉聲曾在大學畢業后被分配到北京電影制片廠任編輯，后又調入中國兒童電影制片廠任藝術廠長。如今許多影視公司中，昔日的文學部大都改頭換面為策劃部。彼時國營電影制片廠文學部的組稿時間漫長，三四年前談下的文學作品可能到了第五年還沒拍，往往要反復改。劉苗苗后來幸運地遇到了作家石舒清，并改編了他的多部作品，如根據石舒清小說《表弟》改編的電影《紅花綠葉》等，此次平遙國際電影展“首映”單元，劉苗苗還帶來了由她執導、改編自石舒清小說《花開時節》的電影《帶彩球的帳篷》。

影視文學改編的火熱在某種程度上也為文學創作帶來一定影響。“有些作者在寫作時更急于通過某些技巧講圓一個故事。”在王紅衛看來，最重要的是堅守自己喜歡的創作形式，“無論是作家還是電影人，最重要的是解決本體探討——你要堅定地知道文學就是文學，電影就是電影。想明白這兩件事，不論你去做作家，還是做導演，都能做出最符合你的藝術形式的作品。”

今年平遙國際電影展“藏龍”單元，由梁鳴執導、改編自班宇同名小說的電影《逍遙·游》同觀眾見面。對于電影《逍遙·游》的改編歷程，班宇表示，劇本是梁鳴自己寫的，他只是提出了一些看法。“梁鳴導演在用影像解釋和解決當代性的問題。我跟他溝通《逍遙·游》的時候也比較順暢，我覺得文學和電影相互轉化時，導演有導演的思路，那不是我擅長的部分”。

由蔣浩擔任出品人的電影《藏地白皮書》同樣是一部文學改編作品。該片改編自傅真、毛銘基同名小說，由萬瑪才旦擔綱監制與編劇，久美成列執導，該片也是萬瑪才旦生前最后一部電影。蔣浩坦言，當他看到片花中致敬部分時，眼淚忍不住流了下來。蔣浩很看重團隊組建與合作伙伴的選擇，“從文學向電影轉化的過程中，不同導演會注入自己的二度創作，要注重電影原創性，所以找到一個懂電影、懂小說、又有能力改編的導演進行合作至關重要”。

近年來，鄭執的多部小說被改編為影視作品，而他自己也親自參與到改編過程中。例如他將小說《生吞》改編為劇集《膽小鬼》，還將自己的短篇小說《仙癥》改編為電影《刺猬》。擁有較多影視改編經驗的他談到，今天影視文學轉化道路并沒有想象得那么平坦，影視與文學的關系也不總是“琴瑟和鳴”，特別是在大數據影響乃至“指導”編劇創作的今天，原著作者的話語權很難保證，這也是今天影視文學改編的普遍現狀。鄭執坦言，他最在乎的不是小說中的內容被保留下來多少，而是創作過程中找到的樂趣。

“前往你的故事，偶遇你的未來。”為期一周的第七屆平遙國際電影展，通過149場放映、8場學術交流，展開了一場跨越時空的迷影對話。在這里，文學與影視殊途同歸，用好故事照亮了電影的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