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唐作家沈亞之（字下賢，？ -831稍后）官運不大亨通，而兼長詩、文、小說，尤以歌詩（可以唱的詩）著稱。他早年與李賀為摯友，元和七年（812）他落第還鄉時，李賀作歌詩為贈；亞之又曾多年游于韓愈門下，受到很大的影響。稍后杜牧有《沈下賢》詩（《樊川文集》卷二）詠嘆其人，李商隱專門模仿過他的詩篇，其名聲之盛可見一斑。

沈亞之一再強調應當發揚先前樂府詩的傳統，強化詩與音樂的結合，他說：“夫往代之詩樂，皆能沿聲諧韻，今征其文以觀之，而其代興衰可見也……吾故友李賀，善擇南北朝樂府故詞，其所賦亦多怨郁凄艷之功，誠以蓋古排今，使為詞者莫得偶矣。惜乎其亦不備管弦唱。”（《敘詩送李膠秀才》，《沈下賢集》卷九）好詩必須沿聲諧韻，最好能被之以管弦。按說沈亞之本人的詩歌創作自應走這樣的路子，可惜其詩亡佚已甚（現在只能看到二十來首），這一點不大明顯，倒是他的小說創作中多有歌詩，可以同《敘詩》的意見互相印證發明。

典型之作如《湘中怨辭》，這篇著名的傳奇講的是一個人神戀愛的故事：窮書生鄭生邂逅一位自稱遭遇不幸之孤女叫汜人的，彼此有意，遂同居數年；汜人能朗誦楚辭之《九歌》《招魂》《九辯》諸篇；后來她要求離去，解釋其原因說：“我湘中蛟宮之娣也，謫而從君。今歲滿，無以久留君所，欲為訣耳。”十多年后的上巳節，鄭生在岳陽樓看到湖上有高大的神仙彩艫，“其中一人起舞，含嚬凄怨，形類汜人”，她且舞且歌道：

泝青山兮江之隅，拖湘波兮裊綠裾。荷卷卷兮未舒，匪同歸兮將焉如！

轉眼之間，“風濤崩怒，遂迷所往”，故事就此結束。《湘中怨辭》中除了這四句怨辭之外，前文還有一首比較長的《光風詞》，也是文辭古艷的騷體歌詩。這兩首詩當然都是沈亞之本人的大作，如果把這兩首詩去掉，全文就所剩無幾了，文中所敘的故事，大抵相當于這兩首詩的小序，但詩序不能寫太長，于是他干脆以此來構成作品的框架，而以他大力提倡的歌詩作為作品的主體。沈亞之以詩為小說，無非是他在做文體革新的試驗。

沈亞之的另一篇傳奇《異夢錄》講的是夢中奇遇的故事，故事的敘述者隴西公說，自己“少從邢鳳游，得記其異”。故事的梗概是高官二代的邢鳳花大量錢財買了一所豪宅，入住后夢中有美人來訪，自稱這宅子原來是她家的。其人能詩善舞，傳給邢鳳一首《春陽曲》：“長安少女踏春陽，何處春陽不斷腸。舞袖弓彎渾忘卻，羅衣空換九秋霜。”她還行動起來，“整衣張袖，舞數拍，為弓彎以示鳳”。這里是詩、歌、舞的三結合。他還有一篇傳奇《秦夢記》，其中有三首詩，五言、七言、雜言歌行無不具備，這又是一種新的試驗了。

沈亞之再三在小說中大秀其詩不是偶然的，唐朝原是一個詩時代，盛唐為一高峰，到中唐詩人們非與時俱進不可，其路徑之一是實行文體的雜交，將自己強勢文體的做派放射到其他作品中去，韓愈的“以文為詩”就是一個著名的典型，其門下士沈亞之則以詩為小說，堪稱青藍相繼。主流文體往往會滲透到其他文體當中去，而其他文體也很樂于接受強勢文體的某種植入，這種帶有規律性的文學史現象值得引起人們的關注。中唐文學的繁榮超過了盛唐，一大原因就在于有一批不肯墨守傳統、大力推進革新的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