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2日是著名兒童文學翻譯家、作家任溶溶先生逝世一周年的日子，上海舉辦了“從我的小時候說起——任溶溶生平和作品陳列展”，展覽以第一人稱的口吻，講述了許多故事。我多么想去看看他，再與他親切地對對話，聆聽他關于兒童文學的真知灼見，感受他獨特的人格魅力。

任溶溶先生是在九十九歲高齡與世長辭的。由任溶溶先生，我不禁想起前不久去世的首都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著名現代文學學者、魯迅研究專家王景山先生和人民日報文藝部原主任、著名編輯家、散文家、詩人袁鷹先生，他倆也是以九十九歲高齡謝世的。短短一年里，我先后痛失三位可敬的老兄、老友，心中的哀傷與惋惜難以抑制，但又為他們的長壽和卓越成就感到欣慰。他們怎能有如此頑強的生命力，還能在各自的業務領域做出如此杰出的業績，其中究竟有什么奧秘呢？

我不由得想起前些年每當我去看望著名作家、老領導張光年時，一步入客廳，迎面看到墻上懸掛的藝術家羅工柳所寫大氣瀟灑的四個字——勤奮延年。這不正是袁鷹、任溶溶、王景山長壽又卓越的奧秘嗎！

2003年10月，第六屆宋慶齡兒童文學獎頒獎典禮舉行。從左至右依次為束沛德、浦漫汀、蔣風、任溶溶。

束沛德與王景山在北戴河

在中國作家協會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合影。從左至右依次為金炳華、袁鷹、束沛德。

他們仨并非職業作家，袁鷹、任溶溶是編輯，王景山是教授，然而他們都在業余時間堅持創作、翻譯和研究。任溶溶在上世紀四十年代就開始翻譯兒童文學作品了，直到九十四五歲、日夜靠呼吸機過日子，他依然沒放下手中的筆，自得其樂地寫散文，在《新民晚報》《文學報》等報刊上發表。正因如此，才會有著作等身的《任溶溶譯文集》（20卷）和《任溶溶文集》（8卷）。他翻譯的《木偶奇遇記》《比得·潘》《古麗雅的道路》《夏洛的網》《長襪子皮皮》《安徒生童話全集》等，他創作的《沒頭腦和不高興》《一個天才的雜技演員》等，都是大、小讀者愛不釋手、傳之久遠的經典作品。

袁鷹畢生從事新聞工作，長期編輯報紙副刊，他為《人民日報》的“大地”副刊傾注了大量心血和精力，廣泛聯系老中青作者，刊發了不少有口皆碑的作品。哪怕工作再忙，他也堅持寫作，退休后繼續“爬格子”，這樣才會先后出版六十多本散文集、詩集、兒童文學集。我手邊的《袁鷹散文六十篇》《秋風背影》《風云側記——我在人民日報副刊的歲月》《師友風華錄》《江山風雨》《袁鷹自述》等，抒寫了他的人生經歷和心路歷程，也記敘了當代文壇的一些要事、要人，具有珍貴的存史價值。

王景山的本職工作是教書，不過他讀高中時，就開始雜文寫作了。他在大學執教鞭、站講臺超過半個世紀，開設過“中國現代文學”“魯迅研究”“中國現代文學比較研究”“臺灣文學概述”“臺灣詩歌選講”等課程。他是一個有心人，勤于學習、勤于思考、勤于動筆，結合教學與研究，先后撰寫、主編了《魯迅書信考釋》《魯迅仍然活著》《魯迅五書心讀》《魯迅名作鑒賞辭典》《臺港澳暨海外華文作家辭典》，在魯迅研究和海外華文作家研究方面作出了開拓性的貢獻。他業余從事雜文、隨筆寫作，我的書柜里就有他題贈的《旅人隨筆》《多管閑事集》《孤獨的戰士》等。

數十年如一日，孜孜不倦、嘔心瀝血，寫作成了習慣，成了他們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一天不動腦、不動筆，就像丟了什么似的。這促使他們成為“身筆雙健”的優秀勞動者。

眼里有孩子，心中有未來，傾情關注青少年的成長，是他們仨長壽又卓越的另一個奧秘。任溶溶說：“為孩子寫作是我一生最快活的事情。”在他的心目中，孩子是“巨人”。年屆古稀時，他送給我一本選集，書名是《給我的巨人朋友》；收入“百年百部中國兒童文學經典書系”的詩集，書名則是《給巨人的書》。任溶溶一直呼吁提高兒童文學的創作質量，提高青年作家的思想境界和藝術修養，期盼為孩子們提供更多有意思、有文學性，“能真正給孩子帶來快樂”的好作品、大作品。他還特別重視兒童文學的組織工作，不止一次勸誡我“千萬勿淡出兒童文苑”，繼續為兒童文學的發展、繁榮鼓勁、加油。

袁鷹自上世紀四十年代中期開始寫兒童詩，部分作品發表在上海《新少年報》上。從上世紀五十年代初出版第一部兒童文學作品《丁丁游歷北京城》，到上世紀八十年代中期出版《小紅軍長征記》，他始終把“為祖國的未來歌唱”放在心坎上；《寄到湯姆斯河去的詩》《時光老人的禮物》《劉文學》等，都是有特色、有影響的精品佳作。他曾滿懷深情地表示：同孩子們、少先隊員們相處的日子，是最值得留戀的美好時光。在向二十一世紀的大進軍途中，要繼續當一名鼓手，為孩子們歌唱。

雖然王景山不從事兒童文學的創作和評論，但他同樣懷有一顆赤子之心。他研究魯迅，用心、用情撰寫《魯迅五書心讀》（“五書”即《吶喊》《彷徨》《野草》《朝花夕拾》《故事新編》），向青少年傳遞魯迅精神，宣傳魯迅思想，普及魯迅作品。他密切關注青少年的閱讀和成長，八十八歲時，還把《魯迅五書心讀》修訂再版，將其視做“有生之年最后一次微薄的努力”。眼里有孩子——這是多么高尚、多么可貴的精神品格啊！

我與他們仨交往多年，深感他們都是坦誠寬厚、謙遜平和的仁者；俗話說“仁者壽”，他們便是最確切、最生動的證明。上世紀五十年代，我和王景山都在中國作協創作委員會（下稱創委會）工作，為了集中介紹第二次文代會后短篇創作的新成果，中國作協責成創委會為人民文學出版社編選兒童文學、詩、短篇小說、散文特寫、獨幕劇五種年度選。第一次編選的是1953年9月至1955年12月的作品。當創委會收到出版社的編選費后，為每位工作人員購買了一套精裝本的《魯迅全集》，同在一個辦公室的王景山對我說：“要認真讀、用心讀，感受魯迅的精神，獲得和魯迅精神上的共鳴。”他可說是我學習魯迅的啟蒙老師。我和王景山還是芳草地作協宿舍的鄰居，兩家人住連在一起的兩間套房。記得我結婚時，王景山主動移走書柜，打開通向他家的門，以接待來賓。等賓朋散去，他又以老大哥的真誠，善意地告訴我婚后應當注意些什么。這樣的關愛，真稱得上手足情深！王蒙在首都師范大學中文系與王景山共過事，在他眼里，王景山是“謙謙君子”“說話做事鋒芒不多，而他的善善惡惡之心，也還是火熱的”。確實，王景山是懷揣仁愛之心、樂于助人的仁人君子，是正直不阿的知識分子。

早在上世紀五十年代初，我就與袁鷹相識了——1953年9月全國文協（中華全國文學工作者協會）改組為中國作協的那次代表大會，他是記者，我是大會主席團秘書。后來，他經常參加創委會兒童文學組、詩歌組的活動，我作為創委會秘書，不止一次見到他，但沒有機會深入交流。真正與袁鷹相交、相知，是在改革開放后，特別是1996年我和他同時擔任中國作協主席團委員后，每次開主席團會，我們會在飯后邊走邊聊或者在房間里徹夜長談，那真是海闊天空，推心置腹。袁鷹是散文大家，他認為“散文的靈魂是真情實感”“散文的美學品格就在于以情感人”，散文需要真情、需要深情。對我的散文，他有長說長，有短說短。他稱贊我抒寫鄉情、親情的散文，如《相見時難別亦難》《難得大團聚》等，真摯動人；對我寫作協往事、師友風采的文章，則認為有存史價值，但有的篇章筆墨尚未放開，需要更多生動的細節描寫。從他的言談中，我還真切地感受到他具有反思精神，他總是捫心自問：“在《人民日報》工作那么多年，是不是真正當好人民代言人，為人民說話了？”他也談到在那個黑白顛倒的年代，自己寫過不少錯誤的文章，為此感到愧對人民父母，欠了一筆債。

盡管我與任溶溶分處兩地，但不時有書信往來，他一直是親筆寫信，再讓兒子用掃描儀掃描后，通過電子郵箱發給我。他不止一次稱贊我做兒童文學的組織工作，是個“內行領導”；對我說自己是在文學界“跑龍套”“打雜”的，則直率地批評我“太書生氣”。任溶溶是一個豁達爽朗、風趣幽默的人，上世紀八十年代初，我和他一起參加《未來》的編委會，同住一間房，他告訴我因為他曾把女兒的名字任溶溶當成自己的筆名，出于對女兒的愛，也就喜歡上這個筆名，不斷用這個筆名發表作品。這樣，家里就有了兩個任溶溶——一個“大任溶溶”，一個“小任溶溶”，平日里接電話、收信、接待客人時，引來不少麻煩，鬧出不少笑話。“大任溶溶”興趣廣泛，喜歡看電影、聽京戲，又是美食家，他勸我“趁身體好到處走走，多找樂子”。自稱“老小孩”“老頑童”的他，特別愿意和孩子一起玩，童心未泯！

在我看來，勤奮耕耘、赤子之心、仁愛之心，是袁鷹、任溶溶、王景山共同具有的精神品格，也是他們在文學創作、翻譯、研究上取得卓越成就的奧秘所在。他們仨向我們揮手告別了，而且漸行漸遠，但他們彌足珍貴的精神和文字，永遠活在我們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