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中葉以后，以文統(tǒng)武的軍政機制基本確立，軍事指揮、銓選、糾察之權逐漸掌握在各級文臣手中。于是，一些武將“不嫻弓馬干戈”，而“人思務文”；而隨著國家多事，文人也留心邊事，因而形成“武將好文”“文人尚武”的社會風尚，“縉紳大夫好言軍旅，而介胄之士則托文藝以為名高”（葉春及《程鑒俞大猷傳論》）。從而造成一些武將不務正業(yè)、腐儒紙上談兵以及文武不和等致命后果，但也促進了文臣武將之間的互補，并由此產(chǎn)生了一個規(guī)模較大的武將詩人群體，為歷代之最，成員涵蓋從都督到百戶各級武官，且有父子、兄弟詩人，他們的詩歌成就不容忽視，并有重要的現(xiàn)代價值。

家國情懷與詩史品格。嘉靖以來，很多名將皆與陽明弟子游并入室王門。如俞大猷、戚繼光、鄧子龍分別師事唐順之、錢德洪、羅洪先，萬表與錢德洪、王畿、羅洪先和唐順之等友善。他們的思想和文學觀念普遍受到陽明心學和唐宋派的影響，其詩作表現(xiàn)出鮮明的忠君愛國思想和拯世情懷。萬表體弱多病，常年在家養(yǎng)疴，但當東南沿海倭亂肆虐，便力疾就道，“但持三尺息兵機”，率僧兵與倭寇大戰(zhàn)于蘇州楊涇橋。激戰(zhàn)中流矢，但他毫不介意，以詩贈子道：“裹瘡終報國，先世總忠英。”嘉靖三十七年（1558年）七月，俞大猷因胡宗憲諉罪系獄，后經(jīng)好友錦衣衛(wèi)指揮陸炳救出，令立功塞上。俞大猷毫不掛懷自己所受的冤屈，急盼帶病“手斬樓蘭上首功”“掃清俺答塵”。楊西洲南征，俞大猷以血袍相贈，“忠孝連袍付與君”，希望他將忠君愛國的精神傳遞下去。鄧子龍早年即立下“揚帆收拾千江紅”的雄心壯志。嘉靖末年隨軍抗倭，表示“南倭不滅扶桑東，男兒豈掛天山弓？”萬歷年間，緬甸犯云南，在援滇行軍途中，他揮筆作《渡盤江吟》，誓言不辱使命，“愿系莽首報功成”。他曾再三強調(diào)，自己征戰(zhàn)沙場，是為捍衛(wèi)國家尊嚴和百姓安寧，不為博取功名利祿，“直須搗洗黎民恨，掛劍功成一羽衣”；也不為封妻蔭子，“丈夫生世間，豈為兒女謀？”在援朝戰(zhàn)爭中，鄧子龍年逾七十，猶奮勇殺敵，為國捐軀。戚繼光的詩中也常出現(xiàn)“孤忠”二字，格外照眼。他早年即立下“男兒鐵石志，總是報君心”的豪情壯志。在掃平倭寇后，隆慶元年（1567年）十一月，戚繼光移鎮(zhèn)薊門，又誓言“丹心誓地天”，“直欲搗祁連”。

武將們還心系百姓疾苦。寧德城經(jīng)過倭寇的數(shù)次洗劫，收復后已成廢墟，戚繼光無限悲憤地寫道：“廢屋梁空無社燕，清宵月冷有悲魂。”當亂后百姓生活安定下來，恢復生產(chǎn)，他又由衷喜悅道：“亂后遺黎始卜家，春深相與事桑麻。”嘉靖二十八年（1549年），海南黎族那燕由于不堪朝廷壓榨，發(fā)動暴動，朝廷派兵圍剿，黎民被殺者五千余人。萬表作《閔黎三首》，憤怒譴責官軍殺良冒功，“虎兕來，猶可奔，狼師一來人無存。”俞大猷忠君報國和拯濟蒼生的初心始終未改，“生民疾苦每屬心”。出身社會底層的鄧子龍，更是對民生疾苦有切身感受，“四海蒼生苦困多，何須臥此乾坤老？”他為戰(zhàn)爭給人民帶來的深重苦難而錐心：“孤懸村落絕煙火，扛抬堡驛窮膏脂。壯士傷心肉食裂，何為可樂稱雍熙？”祈愿盡快結束戰(zhàn)爭，“何年罷征戰(zhàn)？民免竭膏脂。”化劍為犁，“龍池凈洗橫磨劍，天北天南愿太平”。

很多武將都參加或指揮過晚明時期的一些重大戰(zhàn)役，他們以詩記事，堪稱詩史。如萬表、俞大猷、戚繼光寫有不少抗倭詩，尤其是鄧子龍，他的經(jīng)歷非常豐富，先后參與剿滅倭寇、海盜和山賊，抗擊侵略等重大戰(zhàn)事，幾乎都有詩記述，如《爬江血戰(zhàn)》記嘉靖四十二年（1563年）四月，鄧子龍在英德參加爬江血戰(zhàn)，因奸人妒功，他身負重傷，血透戰(zhàn)袍，鏖戰(zhàn)自日出至午時。《東海血戰(zhàn)》寫隆慶三年（1569年），數(shù)量占優(yōu)的明軍在與海寇曾三老的戰(zhàn)斗中損兵折將，輜重盡失，鄧子龍臨危受命，指揮激戰(zhàn)，取得全殲敵寇、生擒寇首的重大勝利，但主將卻將功勞記在其子名下。鄧子龍曾在云南兩次參加對緬反擊戰(zhàn)，《姚關班師宿保場》寫攻克姚關凱旋，《再搗耿馬老巢三尖山班師》寫搗取三尖山班師，等等。明中期以來，受困于北虜南倭，戚繼光等有識之士認為，明之大患是北虜。北疆經(jīng)過譚綸、戚繼光和俞大猷十幾年的經(jīng)營，基本已穩(wěn)定下來，但隨著譚、俞謝世，戚徙嶺南，士氣受到打擊，邊境形勢急轉直下。陳第曾跟隨戚繼光出守古北，居薊鎮(zhèn)十年，他的《送戚都護》《燒荒行》等詩，圍繞著譚、戚鎮(zhèn)薊前后面貌的敘寫，表達了對朝廷政策的不滿及對邊境安全的憂慮。崇禎年間，張可大出任登萊總兵，他的《書邊事四首》表現(xiàn)出對明軍沈陽之敗的深沉憂思。上述詩作，對豐富和補充歷史記載具有珍貴的史料價值。

真氣淋漓與英雄本色。復古派在當時有著巨大影響，但有些武將詩人不為所囿，如陳第《論詩》云“應世須唐律，報懷漫自題”，意謂書寫個人情懷的詩可以突破唐律的束縛。萬表的《聞海警有感二十首》、陳第的《燒荒行》等詩夾敘夾議，則顯然是宋詩的風格。

唐順之主張為文須“皆自胸中流出”“開口見喉嚨”“如真見其面目”。他和羅洪先晚年都受到“擊壤體”的影響，“率意信口，不調(diào)不格”。萬表在《重題王孝子卷》中說：“不假雕琢，而自然成文，斯天下之至文也”。他的詩真摯感人，如寫夫妻之情的《寄內(nèi)》，抒懷鄉(xiāng)之思的《不寐》，敘朋友之誼的《夜坐寶叔塔與周訥溪掌科話別》，痛女婿之死的《哭婿吳子旬二首》，無不直書心跡，真情淋漓，十分動人。俞大猷也主張“欲寫心中無限事，不論工拙不論多。”鄧子龍《橫戈集序》稱自己的詩是“口頭俗句”，他的詩明白如話，而又想象瑰麗，感情豐富，真實自然。金植《不下帶編》中稱他們的詩“皆倉卒矢口，匪學而能”。

俞大猷豪宕自雄，其詩氣勢宏偉，力拔千鈞。梁章鉅稱其詩“有拔山挽河之概”。俞大猷歡喜在詩中寫“劍”，在現(xiàn)存詩中有三分之一有“劍”字，營造出一種磅礴氣勢。他的海戰(zhàn)詩尤具價值，是邊塞詩的新變，如《舟師》寫海霧剛散，明軍戰(zhàn)艦出擊，獵獵海風吹動戰(zhàn)旗，海水中火光搖動，戰(zhàn)歌嘹亮，氣勢如虹，夕陽西下時，勇士們凱旋。《與尹推府》寫在驚濤駭浪之中，戰(zhàn)士們鎮(zhèn)定自若，談笑間敵人灰飛煙滅。《四庫全書總目》評戚繼光“詩亦伉健，近燕趙之音。”戚繼光的鷹揚之氣體現(xiàn)為鏗鏘激越、格調(diào)昂揚的“燕趙之音”。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至三十一年（1552年）之間，戚繼光初出茅廬，戍守戰(zhàn)略重鎮(zhèn)薊鎮(zhèn)。他作《部兵戍薊》云：“叱馬過幽州，橫行北海頭。朔風喧露鼓，飛電激蛇矛。奮臂千山振，英聲百戰(zhàn)留。天威揚萬里，不必侈封侯。”《秋日》《撫松亭》《薊門雨霽》等詩，都表現(xiàn)出詩人斗志昂揚，渴望建功報國，警告敵人不要輕舉妄動。隆慶六年（1572年）九月，兵部右侍郎汪道昆視察薊遼保定邊務，檢閱部隊，戚繼光作《湯泉大閱》，全詩潑染出一幅厲兵秣馬、氣壯山河的雄偉畫卷。戚繼光的詩通過朔風、飛電、嘶馬、長鯨、紫電、青虹等詞語，組成宏大意象，格調(diào)昂揚，有穿云裂石之聲，體現(xiàn)出帝國的雄風威嚴和作者崇高的愛國精神。由于受到張居正的牽連，戚繼光遭到言官猛烈攻訐，先是調(diào)為廣東總兵，不久又奪俸褫職，悒悒以卒。錢謙益《列朝詩集小傳》惋惜道：“生平方略，欲自見于西北者，十未展其一二，故其詩多感激用壯、抑塞僨張之詞。君子讀而悲其志焉。”戚繼光晚年的詩風變?yōu)槌劣舯瘔眩嬗杏难矢袘嵵鳌Ｈ纭蹲x〈孤憤集〉》通過為胡宗憲鳴冤，抒發(fā)自己“為文法吏所阨，不獲行其志”的孤憤。《登石門驛新城望寨》寫由于“百舌”進讒，自己壯志難酬。《登盤山絕頂》詩：“霜角一聲草木哀，云頭對起石門開。朔風虜酒不成醉，落葉歸鴉無數(shù)來。但使玄戈銷殺氣，未妨白發(fā)老邊才。勒名峰上吾誰與？故李將軍舞劍臺。”全詩悲壯淋漓，雄渾蒼涼，王士禎《香祖筆記》評曰“見英雄本色，有文士所不能道者”。

鄧子龍的詩更有一種強大的勢能，他的詩矢口而出，直抒胸臆，洋溢著慷慨赴敵，救民于水火的雄杰之氣。無論是登山臨水還是行軍打仗，莫不如此。如《登塔口占》：“挾山不足勇，登塔豈為勞。人言毛骨聳，我覺眼睛高。江山如圖畫，冠蓋若鴻毛。欲寫不平事，將此作揮毫。”《過大庾山》想象自己高擎寶塔，按著山頭，為它挽起雙髻；山中老猿敬獻兵書秘籍，詩人信心倍增，他登山長嘯，使百蠻心驚膽戰(zhàn)。全詩語言淺俗，氣勢磅礴，設想奇特。《萬松嶺風雨催軍行》寫道：“應憐西事懸民瘼，長呼鐵甲燈前著。三程兩程晝夜行，千山萬山風雨惡。不妨鼓角地中來，自有將軍天上落。百戰(zhàn)烽塵社稷安，一怒乾坤星斗錯。歸來烹象飲天河，何代英雄無衛(wèi)霍。”叱咤風云，不愧英雄之詩！周光斗《橫戈集序》云：“今讀將軍詩，英風飆起，浩氣橫流，慷慨悲歌，聲猶在耳！”吳名鳳《橫戈集序》稱其詩“粗豪而激烈之中自有真氣，氣既勇往直前，詩亦豪蕩自喜”。鄧子龍還作有大量山水詩，而與唐代以來王維、韋應物等詩人建立的山水詩傳統(tǒng)迥異，奇思妙想，雄麗奇瑰，氣吞山河。如《游廬山天池寺和羅念庵先生韻》寫廬山瀑布像戰(zhàn)鼓擂響，《游寧州南山寺》寫橫斜水面的虬枝使龍王心驚，《朝天洞》寫以馬鞭驅(qū)使怪石朝天，寄胸襟抱負于山水之間，在歷代山水詩中別具一格。

一些學唐的武將詩人，也間有佳作。如王世貞稱張元凱的詩“有沈深劌刻之思”，其《西苑宮詞二十四首》蘊藉含蓄，深得風人之旨。《漁父》寫由漁夫捕魚，聯(lián)想到宦途風波之險。《索居》云“敢謂閉門深避世，亦知門外有波瀾”，描摹出明末黨爭生態(tài)下的官員心態(tài)。開國功臣李文忠之后李言恭，王世懋論其詩風有三變，“年少氣盛，有觸易形，意恒在多；既乃檢括為深沉之思，稍稍縱其性靈，時復悠然之思”。他的詩抒發(fā)性情，風格柔婉而有韻致，湯顯祖云其“有清寒之色”。百戶陳鶴的詩“飄宕悽惋”。參將余承恩的《望忠州》情景如畫，含蘊委婉，頗似后來王士禎的神韻詩。邱坦的詩也是風神婉麗，其他如張懋忠《送王冏伯》、杜文煥《過天寧寺訪朗公禪師步望之韻》、李元昭《送周虛巖歸吳》、張通《游西林庵》等，皆頗得摩詰神髓，韻味悠長，意在言外。

一些文臣通過與武將的交往，特別是經(jīng)歷戰(zhàn)火洗禮之后，其文學觀念和創(chuàng)作風格也發(fā)生了很大轉變。如七子中的宗臣、吳國倫，早年文學創(chuàng)作題材狹窄，詩格纖弱。但自到福建為官，指揮軍民抗倭后，詩文內(nèi)容從模擬轉為寫實，風格也由纖弱變?yōu)槌劣簟Ｌ扑闻傻奶祈樦⒚├ず蜌w有光等，皆以不同方式參與抗倭，他們的詩文創(chuàng)作也由早期的內(nèi)容空洞、堆砌辭藻而變?yōu)榫哂袆偨〉奈娜孙L骨和厚重的歷史感。

由上所述，晚明武將好文、文臣尚武的風習對詩歌理論和創(chuàng)作都產(chǎn)生了深刻影響。晚明武將的詩歌創(chuàng)作，既受惠于陽明心學和唐宋派，又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他們的弊端，洋溢著建功立業(yè)、報效祖國的激情，格局宏大，卓然獨立，而以前文學史只言復古派、唐宋派和公安派等，這是應予糾正的。

（作者：萬晴川，系三江學院文學與新聞傳播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