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3月在上海（左起謝永旺、束沛德、張光年、茹志鵑、王元化）

張光年（右） 和本文作者

不斷地往我們肩上壓擔子

中國作家協會的領導班子——作協黨組，從人民共和國成立到改革開放初，一直是由戰爭年代參加工作的老干部組成，其中大多是來自延安、“三八式”的。到了1982年，隨著中央干部“革命化、年輕化、知識化、專業化”方針的提出，作協才第一次選拔了三位新中國成立前后參加工作、年齡在50上下、有大學學歷的中青年干部進入作協黨組領導班子。我（時任作協創聯部辦公室負責人）和唐達成（時任《文藝報》副主編）、謝永旺（時任《文藝報》編輯部主任）有幸被選上了。

當時擔任作協黨組書記的是張光年，筆名光未然，著名詩人、文藝評論家、編輯家，《黃河大合唱》詞作者。當年光年已年屆古稀，作為一個即將退役的文藝老戰士，他把選拔、培養接班人，搞好班子新舊交替，當作自己義不容辭的職責。在我走上黨組崗位之前，光年與我有過一次情真意切的談話。他說：“新陳代謝是大勢所趨，年輕的同志要更多地挑起擔子。”“作協黨組應成為文學戰線的神經中樞，作為一個黨組成員，眼睛不能光看到作協的小天地，要注視全國文學戰線，意識到自己對文學事業的興衰成敗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既要高瞻遠矚、顧全大局，又要腳踏實地，從文學界的實際出發。”

在我們三個中年人進入作協領導班子后，光年就不斷地往我們肩上壓擔子，由我們仨組成機關整改小組，放手讓我們干，在干中學，在干中練，不斷增長才干，提高組織領導能力。

離京前他留下一封充滿期待的信

1983年春夏之交，光年將去上海看望巴金和其他老友，順訪杭州、南京、合肥，了解當地文學工作情況，并與各地作家就作協召開“四大”（第四次會員代表大會）的事交換意見，離京前他給我們仨留下一封充滿期待、信任和深情的信。

達成、沛德、永旺同志：

四月十三日起召開的八次黨組會，討論作協整改及其他懸案，大家同心同德，做出了一系列明確決議。但議而能決，不等于決而能行，經此八次會，我對決而能行充滿信心，但大家都忙，需要互相督促提醒。歲月如流，稍縱即逝，可怕呀！

昨天我粗粗理出一個《四月八次黨組會議定待辦之事（備忘錄）》二頁，凡八事（夜間想起不只這八事，早上又忘了）。謹此委托你們三位，按照輕重緩急，在今后一段時間內，向年過花甲的黨組、書記處各位負責同志，經常催問一下，請教一下，或拜訪商談一下。希望兩個月后歸來時，有幾份醞釀成熟的方案、名單等提出來，能夠比較利索地做出決定。

在考慮這些方案、名單時，要特別注意鞏固文學界、作協、作協各單位的團結合作，努力消除不團結、不合作的因素，使各級領導機構能夠順利運轉，不使內部力量互相抵消。凡遇此種導致積極力量互相抵消的因素，必須采取適當方式予以解決，決不能遷就拖延。不然的話，我們就不能在“四大”前振作精神，團結一致，報答黨中央、文藝界的熱望，應付大會前、后、內、外可能發生的各種難以預測的事件。誰讓你們（比我們）年輕些！既然年輕些、銳敏些，就多辛苦些吧。我們可以通信、通話。如果備忘錄上列舉的幾件急事、要事、關鍵事醞釀成熟，可以提前作出決定，我就提前幾天回來；否則，晚幾天回來。緊張了一陣子，心情也不太好，我也想稍稍偷懶松懈一下。臨別依依，此祝健好！

（附二頁）

光年

1983.5.3

附二頁，即上述《備忘錄》，在這里就不一一抄錄了。八件待辦的事，要點如下：一、催調或借調《人民文學》主編、副主編。二、借調《民族文學》副主編和商談聘請該刊顧問。三、請馮牧、朱子奇、達成同志邀《詩刊》負責同志，傳達黨組關于《詩刊》人事調整決定，并請他們提出新的編委會名單及其他調整改革要點。四、請《文藝報》提出調整班子（包括編委會）名單及其他整改要點。五、請馮牧邀集機關設計組（張僖、翔云、沛德）和別的有關同志商量提出作協辦公室、書記處秘書室、創聯部、外聯部、出版社負責人名單。六、請子奇同志會同有關同志醞釀提出郭沫若詩歌獎基金會籌備委員會名單、募捐辦法、工作規劃。七、請羅蓀同志會同有關同志醞釀提出文學館的國內外募集基金辦法。八、考慮巴金同志的委托及其急切心情，請張僖同志及各負責同志分別抽空到文學館看看，鼓鼓勁，幫他們及時解決一些可能解決的問題。

從這封信里可以清晰地看出光年對工作的極端負責和工作作風的嚴謹細致。當年作協黨組成員共七人，其中光年、馮牧、子奇、張僖是年逾古稀或年過花甲的老同志，而達成、永旺和我則算是年富力強的“年輕人”。作協書記處的孔羅蓀、葛洛也都六七十歲，正因為如此，光年對我們仨寄予深切的希望，讓我們有職有權，運轉自如地催辦、檢查、督促黨組會議定的事項。

“決而能行”的信心

從光年信中所寫“歲月如流，稍縱即逝，可怕呀！”我們讀出了他珍惜時光的緊迫感。他是一個惜時如金、爭分奪秒的人。一心抓緊時間，只爭朝夕，努力工作，來報答黨中央、文藝界的熱望。

從光年的信中，我們還讀出他那“決而能行”的信心。他拒絕“議而不決”“決而不行”，專心致志地狠抓落實，千方百計把議定的該辦的事落到實處。他對作協的調整改革，既是一位高瞻遠矚、善于總體規劃的設計家，也是一位身體力行、說到做到的實干家。

我們還深切地感受到光年特別重視文學界的團結、作協的團結、整個文學隊伍的團結。團結就是力量，團結就是生命，同心同德，和衷共濟，團結一致，真誠合作，才能收到調整的成效，取得改革的成功。互不服氣，相互扯皮，以至矛盾重重，明爭暗斗，必將一事無成。他一再表示：文學界的團結來之不易，要倍加珍惜，倍加愛護。無論處理什么要事、急事，都要始終牢記把搞好團結放在首位。

“既然年輕些、銳敏些，就多辛苦些吧”這是對我們仨的鼓勵，也是對我們仨的鞭策。既然把擔子壓在我們的肩上了，就要不怕困難，不辭辛勞，敢于擔當，有所作為。這才不辜負黨和文學前輩、廣大作協會員對我們的期望。

多年來光年同志給我們仨寫了很多這樣的信，我手邊就有七八封 。這里，以他1983年5月3日致我們仨的信（和備忘錄）為例，只是為了從一個側面勾勒出文學戰線一個即將退役的老兵培養教育接班人的良苦用心，展現他那博大胸懷，火樣激情，堅強意志和實干精神。

我心目中的光年同志，是一個畢生鐘情文學事業，矢志為建設新生活而斗爭的老戰士。他胸懷大局，與時俱進，有膽有識，勇于改革，熱愛新生事物，扶持新生力量，嘔心瀝血，勤奮勞作，生命不止，戰斗不息。他那詩人兼戰士、理論家兼實干家的本色和品格，深深刻印在我的心坎上，是我由衷敬佩的文學前輩。

2023年9月12日

（本文作者：時任中國作家協會黨組成員、書記處書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