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翻譯《雷格泰姆音樂》時，覺得自己幫了胡其鼎一個大忙。但我很快就發現，他幫了我更大的忙，因為書的出版讓我得到了一筆稿費，對改善我家捉襟見肘的生活不無小補。

上世紀80年代正是所謂“造原子彈的不如賣茶葉蛋”的時代。大家的工資都不高，只是我們家誠恩身體不好，經常要半休甚至全休，常常因此被扣工資；女兒也經常生病，她的醫藥費也是個大負擔。此外，我還要寄錢給母親貼補家用。這種時候，稿費收入多少會緩解一些生活困窘。不過，我并沒有為了錢，什么都翻。當時有位外校教師告訴我，他有個臺灣某出版社的朋友，要找人做翻譯，報酬也是五塊錢一千字，但他要抽走一塊錢作為中介費。我拒絕了。我覺得翻譯自己喜歡的東西才會有動力克服困難精益求精。

我那時候也沒有把胡其鼎先生看成編輯，因為他除了刪掉我翻譯中有關性描寫的段落外，沒有對我的稿子做任何修改或加工。在我看來，胡先生只是誠恩的同學，是我們家的朋友。

我還有一個編輯朋友——上海譯文出版社副社長趙武平先生。我們在90年代開始認識的時候，他還很年輕，是《中華讀書報》的編輯。那時候，他對我有點意見，因為我不讓他和他的熟人旁聽我的美國文學選讀課。然而我是按照領導的指示辦事：沒有辦過旁聽手續的人不能進教室聽課，因此理直氣壯并不有愧于心。后來他要我為《中華讀書報》寫文章，我寫過一兩篇，也拒絕過他命題希望我寫的作文。

我跟趙武平開始熟悉是因為90年代中期，譯林讓他陪我去黃山開筆會。飛機誤點，我們在機場等候了很長的時間。百無聊賴的情況下，我們就天南海北地閑聊。不知怎么一來，我告訴他我父親從前也是個編輯。但我馬上后悔了，沒有跟他多說什么關于我父親的事情。后來他去上海，我們的聯系也就少了。不過，他還是幫了我不少忙，為我找到《國王的人馬》的作者在亞洲的代理人。2005年，臺灣一家出版社想出這本書的繁體字版，找到我談稿費問題，我咨詢趙武平，他提出建議而且告訴我為什么提這個要求的理由。我照本宣科，沒有想到，那個出版社居然同意這個看法，使我得到了比較豐厚的稿費。

不過，趙武平對我，甚至我們兄弟姐妹最大的幫助，和魯迅、陳獨秀給我們父親的信有關。他還鼓勵在上海圖書館工作的祝淳翔先生，收集整理我父親生前寫過的文章，編輯成四冊《陶亢德文存》。可以說，他為我父親的《陶庵回想錄》的出版做了許多前期的準備工作。

然而，這一切只能說明趙武平先生是個可以信賴的朋友。他所做的一切跟我所說的編輯工作毫無關系。

真正對我稿子提意見做修改的編輯是上海譯文出版社的吳勞先生。他是我翻譯的福克納的《圣殿》的責任編輯。當年雖然已經是90年代后期了，我還沒有計算機，是用四百字或六百字的稿紙手寫的。我第一次收到他寄回來的看過的稿紙時大吃一驚，因為滿篇都是紅字。我沒有想到我的翻譯竟然如此“糟糕”，嚇得都不敢看了。我求誠恩替我看看我都是些什么樣的錯誤。他看了幾頁安慰我說：“不是什么真正的錯誤。他改的都是你寫的異體字。”我拿過稿子仔細看，發現很多地方確實是吳先生在修正我的異體字。但他還有很多眉批。例如，我在序言里說福克納寫《我彌留之際》只用了六個星期，他批了一句：“可能嗎？”我就在他的問句后面寫上“為什么不可能，請看《福克納傳》××頁”。福克納用了雪萊的幾行詩，我查到了查良錚先生的譯文，還做了注，他的批語很不以為然。我就請他去看查先生的《雪萊詩選》的某一頁。葉麟鎏先生聽說了，看到我哈哈大笑說：“你們真有意思，吵架還要引經據典。”他覺得好玩，我卻覺得很郁悶。

有一天，我遇到楊心慈就向他抱怨吳勞，說他過于挑剔。然而，楊心慈的反問——“你就沒有錯的地方？”——讓我冷靜思考起來。我相信我沒有因為理解錯誤而翻錯，因為我不是提筆就逐字逐句翻成中文的，我把書看了好幾遍，還看了一些參考書，是在深入理解后才開始翻譯的。李文俊曾說我的譯文“嚴肅，忠實，幾乎找不到誤譯與不夠精確之處”。然而，我那么多異體字算不算“錯”？我有前后不一致的地方，把“dollar-watch”用了兩個譯法——“一元表”和“廉價表”，吳先生加了批語，問我為什么同一個英語詞我要用不同的譯法。這不能說他是吹毛求疵吧？

想清楚這一點，我豁然開朗，吳先生一直在幫助我提高我的譯文質量，是我氣量不夠大錯怪了他。1997年《圣殿》出版，2001年，《圣殿》獲得了魯迅文學獎的優秀外國文學翻譯獎。我認為沒有吳勞先生的嚴格把關，我是不可能得獎的。所以他應該也有一份功勞的。

我最后一次看見吳先生已經是在21世紀了。他當然早就退休了，我也已經退休，因為在北京無親無故，去了美國投奔唯一的女兒，雖然我還是每年回國三四個月。有一年，我到上海去譯文出版社看趙武平。我們在辦公室聊天時，吳先生忽然走了進來，據說他退休后仍然常常回出版社看望大家。辦公室的年輕人都對他很尊敬，紛紛起身跟他打招呼，給他端椅子倒水問他吃過飯沒有。他已經不認識我了。趙武平做了介紹，我也不好意思提醒他曾經看過我的稿子，是《圣殿》的責任編輯。但他主動告訴我，他翻譯過海明威的《老人與海》等作品。我連忙說我知道，是大家肯定的優秀譯本。

2023年，北大外國語學院建立翻譯基地，也許是為了證明他們有能力辦好這個翻譯基地，他們辦了一個展覽會，用幻燈片展出了歷年來各系得獎人的名單和獎牌。我的一個學生參加了跟展覽會有關的活動。他發我一張照片，我才知道原來我因為那本《圣殿》得過一個很大的獎牌。過了快四分之一的世紀，我才知道我得此殊榮，實在讓我不知道該說什么好。不過，這張獎牌的照片也讓我想起了吳勞先生，可惜已經無法進行交流了。

我跟吳先生有爭執，但我們還是很友好的。楊心慈陪吳先生進入會場或餐廳也常常讓他坐在我邊上。我跟另外一位編輯發生爭執，情況就完全不一樣了。那是在我退休前兩三年的事情。當時我還是教育部的全國英語教學指導委員會的委員。我們每年開會時總有上外、北外和商務印書館的編輯參加，譯文出版社有時也派編輯參加，但不是每年必到。2003年前后，在開指導委員會年會時，商務印書館派來參加會議的編輯忽然問我是否愿意幫助他們審校他們在翻譯的《牛津高級英語詞典》。我從來沒有做過跟字典有關的事情，有些躍躍欲試，就答應了。

回到北京后沒幾天，那位商務印書館的編輯打電話告訴我她已經得到領導的批準，正式邀請我做審稿人員。她也已經把詞典和審稿注意事項等材料寄到北大英語系了。我的任務就是審校幾個字母詞目下詞條的譯稿。在聊天的時候，她忽然告訴我還有一個香港學者和一個臺灣學者參加。但是他們的報酬要比我高。她說了那個香港學者的名字，但沒有告訴我臺灣學者的名字。碰巧，我跟那位香港學者有一面之緣，感覺我們不是同道之人，于是就對我們做同樣的工作卻得不到一樣的報酬很不滿意。在我看來，學術面前應該人人平等。于是，我告訴那位編輯，我不同意這種做法，我退出。第二天，她打電話來說，她報告了領導，領導決定多給我一些報酬，從四萬元提高到五萬元。我問她，這跟給那位香港學者的報酬一樣嗎？她說，還是不一樣，沒有她那么多。我說，我退出是因為我認為，我們做同樣的工作應該得到同樣的報酬。如果我現在因為加了一萬元就接受了，那我就是為了錢而鬧別扭。這不是我的目的。我希望在學術面前人人平等，既然你們做不到那我就放棄這份工作。

我以為我把話說清楚了。沒有想到，那天下午，我又接到一個電話。打電話的人說他是牛津大學出版社的編輯，他想跟我解釋一下為什么給香港學者的報酬要高一些。我于是洗耳恭聽。他說，香港人住房的房租很高。香港那里的大米比大陸貴。香港的生活費用比大陸也要高很多……我開始聽他說時還開開玩笑說香港人住的比較寬敞等等，后來，我越聽越不耐煩，就把他的話打斷了。我說，我主張，學術面前人人平等。照你這么說，我們大陸的學者因為房子小，生活費用低就應該比香港學者低一等，拿更低的報酬。如果是這樣的話，我不參加這個審稿工作了。他可能也覺得他說過頭了，連聲說他不是這個意思。不過我不想再談了就把電話掛了。當天晚上，我把商務印書館寄來的東西包扎好，附了一封英文信，再次說明我的學術面前人人平等的觀點，對大陸、香港和臺灣不同地區的學者給不同報酬的做法本人無法接受。道不同不相為謀，我就不參與這個審稿工作了。

又過了一天，商務的編輯給我打電話，十萬火急地說，你放棄了，就沒事了，我們可就麻煩了，我去哪里找人審稿啊？后來我才知道，她經受了很大的壓力，領導嫌她多嘴，跟我講了他們對不同地區的學者給不同的報酬的做法。不過，我接了電話還是替她想了辦法。我讓她去北外找一位我素無來往的教授，我聽過他一個關于翻譯的報告，覺得他講得非常好，有理有據，深入淺出，看得出他為那個報告下了很大的功夫，是一個認真做學問的人。后來，那本詞典出版了，我問那位編輯，那個香港學者審得怎么樣，她說，她基本上沒做什么，還是編輯部的人自己審了。有時候，我常想，領導老告誡我們不要崇洋媚外，實際上，他們自己就常常把不同地區的人分成三六九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