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周公，作《周禮》，

著六官，存治體。

大小戴，注《禮記》，

述圣言，禮樂備。

《三字經》中的這段是說：周公寫作了《周禮》，撰述了“六官”制度，保存了周朝的政治體制。戴德和戴圣注釋編纂了《禮記》，闡述圣人言論，使禮樂制度齊備。

周公，姓姬名旦，人稱周公旦，是周文王的第四個兒子、周武王的弟弟，也是西周的開國元勛。周公對后世最大的貢獻就是“禮制”的創設。

西周成立之初，周人將宗族制度迅速擴展到整個國家。分封的小諸侯國，成為小宗。周天子是宗族之首，天下共主，天下一家。

如何才能使國家強盛穩定發展呢？當然就得有一系列適應宗法社會體制的典章制度。周公在借鑒并沿襲商代官制和諸侯體制的基礎上，對遠古到殷商時的禮樂進行了大規模的整理、改造，形成系統化的社會典章制度和行為規范。

《周禮》最初叫《周官》，它將周王朝的組織管理體系分為六類職官：

天官冢宰，大宰及以下共有63種職官，負責宮廷事務；地官司徒，大司徒及以下共78種職官，負責民政事務；春官宗伯，大宗伯及以下共70種職官，負責宗族事務；夏官司馬，大司馬及以下共70種職官，負責軍事事務；秋官司寇，大司寇及以下共66種職官，負責刑罰事務；冬官百工，涉及制作方面共30種職官，負責營造事務。

用錢穆先生的話說，“六官”把整個宇宙、全部人生都陰陽配偶化了。

《周禮》的“六官”，尊重天地設位，突出人間秩序，“緣人情而制禮”，“依人性而作儀”，“制禮義以養人之欲”，使龐大的社會系統和諧有序，原始意義的“禮”改造成為國家意志的體現，具有法律的性質和效力。“六官”還構建了完善的官制體系，對后世政治制度和組織管理的建立有著非常深遠的影響。隋代仿“六官”而設“三省六部制”，唐代將六官更名為吏、戶、禮、兵、刑、工六部。“六部”制為后世所遵循，一直沿用至清王朝。

《史記·周本紀》稱贊周公，“作《周官》，興正禮樂，度制于是改，而民和睦，頌聲興”。

周公制禮作樂，創建了一整套具體可操作的禮樂制度，包括飲食、起居、祭祀、喪葬……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都納入“禮”的范疇，潛移默化地規范人們的行為。

比如合人情。周禮講禮敬尊長，長幼有序，這是“尊尊”。而封侯選官要體現“親親”，先從宗族內部選拔，以親近族人。職務任用必須以“賢賢”為原則，即使是異族，沾親的賢人，一樣可得重用，叫做“賢賢”。這么做，確保國家重權掌握在賢能之人手中，有利于國家治理。

又如依人性。《周禮·地官·媒氏》規定：“仲春之月，令會男女。于是時也，奔者不禁。”本來男女私奔，屬于非禮，但因仲春時節，天地交泰，為娶女之月，如果父母不安排嫁娶，這個時節自相奔就，就不算違禮行為，因為“宜天時”。合時宜、合地宜，是貫穿《周禮》始終的觀念。

再如養人欲。《周禮·地官·大司徒》有一條保息養萬民制度：“一曰慈幼；二曰養老；三曰振窮；四曰恤貧；五曰寬疾；六曰安富”。《周官》的全部落腳點，似乎都體現為養人欲、生萬民。

周公的禮樂之治，禮序乾坤，樂和天下。以“治禮”，治國安邦；以“官禮”，統攝百官；以“儀禮”，安生百姓。

傳統語境里，禮是所有制度規范的概稱。禮是法規，禮是秩序，禮是禮儀。周公“立制之本意，乃出于萬世治安之大計”。有人說，周公是為千秋萬代立法，《周禮》是指向未來的理想設計。在他的理想國中，一切井然有序，富于哲理。周公“制禮作樂”標志著禮樂文化的形成。三千年過去，如今國家的組織管理架構以及國禮、軍禮、公祭乃至成人禮、婚禮等，似乎仍可窺見遠古的史影。

“我周公”一句，極具贊美和推崇，也表明在《三字經》作者的心目中，周公對中華民族禮樂文明和中國人精神價值的塑造作出了原創性貢獻。

《禮記》是儒家經典，是從注解闡釋《儀禮》入手的。

《儀禮》記載了先秦時代特別是春秋戰國時期士大夫階層的禮儀，堪稱古代禮儀的淵藪，影響深遠。

漢代研究《儀禮》的學者眾多，最杰出的當然要數西漢中葉的“大小戴”：叔叔戴德，侄兒戴圣。戴德選編的85篇本，叫做《大戴禮記》，經世流傳，若斷若續，到了唐代就只剩下39篇。戴圣選編的49篇本，叫做《小戴禮記》，傳到東漢末年，經鄭玄出色作注后便盛行不衰，就是我們今天見到的《禮記》，其中最經典的篇章是《禮運》、《大學》、《中庸》、《樂記》和《學記》五篇。

到了宋朝，《大學》《中庸》兩篇又被宋儒宗師朱熹分摘出來，重新編撰成書。這兩本新鮮出爐的《大學》《中庸》，其中匯聚了儒家許多新論作、新觀點，他們將兩本新書與《論語》、《孟子》合編為一冊，成為宋代儒學新讀本，這就是常說的“四書”。

一本解說經文的著作，逐漸演變成經典，這是文化傳承的力量。《禮記》在漢代列入“五經”。到唐代，“三禮”《周禮》《儀禮》《禮記》一并列入“九經”。到宋代，“三禮”被列入“十三經”之中，成為士人必讀之書。《禮運》《大學》《中庸》開頭的一段都非常經典。孫中山先生一直強調的理念“天下為公”與“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皆出自于《禮記》。《禮記·學記》中的“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一句，《三字經》基本沿用。《禮記》中的許多篇章，蘊含豐富而深刻的人生哲理，具有永恒魅力和當代價值。

西周初年的周公，“監于二代”，“作《周禮》、著六官”；西漢的大戴和小戴，“注《禮記》、述圣言”，與時俱進，斟酌損益，對禮樂文明的傳承和發展作出了劃時代的貢獻。在《三字經》作者看來，因為周公們的創設，才實現了“存治體”；正是有大小戴們的注述釋讀，文脈才沒有斷流，所以說“禮樂備”。從周公到大小戴，透過這種源遠流長的文化傳承，我們看到了創造性繼承、創新性發展的深厚魅力。從這個意義上說，《禮記》具有文字和文獻的超時空意義。

“不學禮，無以立”。傳統文化認為，禮教有利于人格的修養，兒童啟蒙階段要學“禮”。《三字經》非常重視禮教，提倡：“為人子，方少時，親師友，習禮儀”。這給今天的我們以重要啟示：規矩意識要從小培養，親近師友可以得到好的熏陶，而家庭才是傳習禮儀最好的學校，家長是孩子最好的導師。大人們講秩序、守規矩，在潛移默化中，孩子就會慢慢成長為一個彬彬有禮的人。“成性存存，道義之門”。以禮“成”其“性”，日復一日，存之又存，遵禮守禮的家庭一定會為他們開啟未來事業成功的大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