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兒童文學理論和語文教育學界，關于兒童文學到底是“教育兒童的文學”，還是“兒童（本位）的文學”，早已發(fā)生過數(shù)十年乃至近百年的論爭。可以說，這個問題常談常新，散發(fā)著永恒的魅力，指引著一代代兒童文學作家和兒童教育工作者不斷地思考。其實，兒童性和教育性是一體兩面的，二者常常難以嚴格區(qū)分開來。兒童本位論的發(fā)明者周作人，也在《兒童的文學》一文中，明確指出兒童文學是“小學校里的文學”。兒童文學的兒童性、文學性、教育性、游戲性等諸多屬性的地位排序，在不同的作品里有不同程度的彰顯，但就整體和本質(zhì)而言，兒童性是第一屬性，是兒童文學存在的基礎，也是兒童這一群體帶給作家和教師們無窮的啟示、智慧和教訓的源泉。對兒童本位的堅持，并不意味著“媚童主義”傾向，更不意味著反對對兒童進行教育。恰恰相反，只有在對兒童本位不斷堅持的前提下，才能更好地溝通成人世界和兒童世界，真正地把兒童教育好，實現(xiàn)教育立德樹人的宗旨。

回望百年中國兒童文學發(fā)展史，我們也可以清晰地看到，兒童文學的孕育、誕生與發(fā)展，都與學校教育密不可分。從清末的學堂樂歌運動，到五四時期的中國兒童文學運動，再到20世紀二三十年代的兒童文學教育運動，無數(shù)教師出身的兒童文學作家群體，完美詮釋了兒童文學既是兒童本位的文學，也是教育兒童的文學。他們也給我們當下的兒童文學創(chuàng)作和語文教育以生動的啟示意義。

學堂樂歌運動與教育小說的興起

中國兒童文學是現(xiàn)代白話文學，即新文學。但新文學不是忽然某個時候從天上掉下來的，它也有自己的孕育期。清朝末年，梁啟超一針見血地指出“小說為國民之魂”，將小說的地位提升到無以復加的地步，這無疑是一種進步的革命的文學觀。梁啟超發(fā)表《少年中國說》《論幼學》等文，將兒童、兒童教育和兒童讀物等一系列思考，納入到文學改良運動之中，這為清末民初學堂樂歌運動和教育小說的興起，奠定了理論基礎。

學堂樂歌運動主要代表人物是李叔同、沈心工、曾志忞、楊度、葉伯和等。學堂樂歌是五四前對校園歌曲的總稱。清末民初，在留學日本學生的帶動下，我國一些學堂開設了兒童音樂課，一批音樂教師創(chuàng)作了適合學生演唱的樂歌，被統(tǒng)稱為“學堂樂歌”。這批樂歌，在內(nèi)容上大力宣揚救亡圖存、奮發(fā)自強的精神；在曲調(diào)上既吸取了日本和歐美兒童音樂曲調(diào)的元素，又繼承了我國古典音樂的遺產(chǎn)。在思想特征上，這些學堂樂歌揭露列強侵略，抨擊朝政腐敗；提倡尚武精神，呼吁拯救國難；勉勵少年自強，做新時代的新主人；反映民生疾苦，喚起兒童的同情心，召喚女性崛起。

學堂樂歌最主要的推動人物是沈心工。他早年畢業(yè)于南洋公學，后到日本留學，回國后任教于南洋公學，并擔任南洋公學附小校長長達27年。他創(chuàng)作了大量兒童歌曲，是真正的兒童歌詞作家。他的作品既有文學性，通俗易懂，也有濃厚的教育意義，如這首《竹馬》：“小小兒童志氣高，要想馬上立功勞。兩腿夾著一竿竹，洋洋得意跳又跳。馬兒馬兒真正好，跟我東西南北跑。一日能行千里路，不吃水也不吃草。”

學堂樂歌另一代表人物是曾志忞。他師事梁啟超，20世紀初年到日本研讀“音樂學”，成為“我國此學先登第一人”。回國后，他致力于兒童音樂的創(chuàng)作和教學，成為知名的兒童音樂家和詞曲作家。他編輯出版了《教育唱歌集》一書，在該書《編者大意》中說：“樂歌之作用，最足以發(fā)起精神，激揚思想……以鼓舞其興會，發(fā)展其胸襟，俾不致有萎靡不振之志。”該書收幼稚園至中學所用歌曲共26首，其中大都出自他的手筆。曾志忞創(chuàng)作兒童歌曲的本意就是對兒童進行思想教育，引導他們攀登精神世界的高峰。

1909年，包天笑出版《馨兒就學記》，標志著中國教育小說運動的開始。此書甫一問世，便風靡全國，成為超級暢銷書，而且經(jīng)久不衰，其中有些內(nèi)容還選入商務印書館的高小國文教科書。在這本書出版以后，作為學生讀物的教育小說大量出現(xiàn)。這些作品，有些反映小學生的學校生活和日常生活，有些則虛構出以“苦兒”浪跡社會的故事吸引讀者，包括《苦兒流浪記》《孤雛感遇記》《賣菜兒》等。它們大多發(fā)表于教育類報刊，并指明讀者對象為中小學生。可以說，孕育期的中國兒童讀物具有濃厚的教育性，作家們創(chuàng)作的出發(fā)點就是利用文學和音樂作品，對兒童進行思想教育，以期他們長大成人后能夠助力于救亡圖存的時代。

中國兒童文學運動中的教師群體

中國兒童文學的誕生有三塊基石，一是“兒童的發(fā)現(xiàn)”，二是“新文學的產(chǎn)生”，三是“兒童本位論的發(fā)明”。三者環(huán)環(huán)相扣，缺一不可，共同鎖定了中國兒童文學的誕生時刻。在新文化運動前后，周作人、魯迅、郭沫若等提出“兒童本位論”，茅盾、鄭振鐸、葉圣陶則發(fā)動了中國兒童文學運動。1920年，周作人在孔德學校作了一次名為《兒童的文學》的演講。《兒童的文學》被譽為“中國兒童文學誕生的宣言書”，周作人在這篇文章中明確指出兒童文學是“小學校里的文學”，其實就是鼓勵孔德學校這類中小學，能夠發(fā)揮自己的教育環(huán)境優(yōu)勢，多多創(chuàng)作、研究兒童文學，多多使用兒童文學作為教育資源和手段。事實也證明周作人的判斷是正確的，許多教師出身的年輕作家都投入到了中國兒童文學誕生的偉大運動中去，比如葉圣陶、黎錦暉、朱自清、老舍、豐子愷、廢名等，成為當時創(chuàng)作兒童文學的主力軍。

在中國兒童文學運動中，影響最大的作家非葉圣陶莫屬，而當時他的身份是一名小學語文教師。1911年，葉圣陶中學畢業(yè)后，就開始擔任鄉(xiāng)鎮(zhèn)小學教師，開啟了他十多年的中小學教師生涯。1916年，葉圣陶進入上海商務印書館附設的尚公學校執(zhí)教。1917年，葉圣陶到吳縣第五高等小學任教，一直工作到1922年，在這期間開始創(chuàng)作童話。1921年11月15日，葉圣陶寫出《小白船》，后發(fā)表在《兒童世界》一卷九期上，從此一發(fā)而不可收。到1922年6月7日寫《稻草人》，半年多時間里他一連寫了23篇。這些作品于1923年結集為《稻草人》出版，成為中國兒童文學史上的第一本原創(chuàng)短篇童話集。

《稻草人》里的童話可以分為兩大類。一是早期的幾篇，給小讀者“一個美麗的童話的人生，一個兒童的天真的國土”。二是占多數(shù)的中后期作品，表達“成人的悲哀”，“咒詛……有那些強盜的世界”，將“悲慘”世界告知小讀者。鄭振鐸也贊同葉圣陶“把成人的悲哀顯示給兒童”，他在本書序言中指出：“他的悲哀已造極頂，即他所信的田野的樂園此時也已摧毀。最后，他的對于人世間的希望，遂隨了《稻草人》而俱倒。”這體現(xiàn)了他們作為文學研究會同仁的“為人生”的文學觀。一些文學史家認為，葉圣陶從童話創(chuàng)作上進行了實踐，開辟了現(xiàn)實主義兒童文學的道路，延續(xù)了教育小說的傳統(tǒng)。

葉圣陶之外，黎錦暉是一位真正在小學校里實驗兒童歌舞劇的兒童文學作家。新文化運動爆發(fā)后，黎錦暉提倡“平民音樂”，發(fā)起新音樂運動，以配合新文化運動。在思想上，他受周作人“平民文學”的影響（他與周作人同為北京大學國語統(tǒng)一籌備會委員），奉行平民主義，曾寫有《說平民和平民主義》等文，提倡大眾文藝和民間音樂，在普通社會大眾層面宣傳他的思想。1920年，黎錦暉創(chuàng)作了第一部兒童歌舞劇《麻雀與小孩》，在各所小學校里表演，同年譜寫了《老虎叫門》《三個小寶貝》等兒童歌曲。次年，他又創(chuàng)作了影響更大的兒童歌舞劇《葡萄仙子》，兒童歌曲《可憐的秋香》《好朋友來了》。1922年初，黎錦暉擔任國語專修學校校長，提倡“學國語最好從唱歌入手”，并在學校里附設了小學和劇社，以此為實驗基地進行彩排和演出，延續(xù)了學堂樂歌運動的文學、音樂與教育相結合的教育精神。到1927年，他總共創(chuàng)作了12部兒童歌舞劇、24首兒童歌舞曲，這是中國第一批兒童歌舞劇和歌舞曲，具有劃時代的意義。這些兒童歌舞劇包括《月明之夜》《三蝴蝶》《春天的快樂》《七姊妹游花園》《神仙妹妹》《小小畫家》《小羊救母》《小利達之死》等。黎錦暉的兒童歌舞劇被譽為“文學的藝術，也是藝術的文學”，充滿愛的教育、美的追求。他的作品充滿著詩意的幻想，有著童話般的意境，十分受小讀者歡迎。黎錦暉從不正面揭露社會的黑暗，但從他的作品中依然能感受到對現(xiàn)實的不滿和對扼殺兒童天性的批判。

吳研因在小學中推廣兒童文學教育

兒童文學教育是文學教育的一種。華東師范大學教師教育學院張心科教授在研究和考察吳研因等人的兒童文學教育活動后認為，兒童文學教育分為實然和應然兩種狀態(tài)：實然的“兒童文學教育”就是在國文、國語科內(nèi)借助兒童文學作品所進行的教育，或者說是借助文學文本所進行的以獲得審美愉悅、各種知識、接受道德訓誡和培養(yǎng)語文能力等為目的的教學；應然的“兒童文學教育”是指以涵養(yǎng)性情為主，兼以啟發(fā)德智，并習得文學閱讀的技能為目的的閱讀教學。

在中國兒童文學發(fā)展到一定程度，涌現(xiàn)出一批經(jīng)典作品，同時歐美兒童文學被大量翻譯的前提下，兒童文學的觀念逐漸進入并普及到中小學教師群體中，就必然會誕生將兒童文學作為教育資源和手段的代表性的教育家，吳研因就是其中最突出的一位。

1906年，吳研因畢業(yè)于上海龍門師范學校。他早年曾在江蘇一師附小、上海尚公學校等著名小學擔任教員和主事（校長），后在國民政府教育部任初等教育科科長、國民教育司司長等職。1949年之后，他歷任教育部初等教育司司長、中學教育司司長等職位。他在民國初年就開始自編白話文、兒童文學教材，推動了語文教學的語體和課文文體的變革；草擬了《新學制課程標準綱要小學國語課程綱要》，修訂了《小學課程暫行標準小學國語》等重要的國語課程文件，并設計了新的語文課程體系；編寫了《新學制國語教科書》及《國語新讀本》等多套高質(zhì)量的國語教科書；出版了《小學國語教學法概要》《小學教材及教學法》等多種教學理論著作，建構了現(xiàn)代語文教學理論體系。尤為值得稱道的是，吳研因為確立兒童文學在小學教育中的主體地位作出了巨大貢獻。這些突出的成就，使得他成為國文國語教學改革運動中的突出性代表。

吳研因被譽為“中國兒童文學教育之父”，是第一位在小學校實驗、推廣兒童文學教育的教師，并出版了大量相關著作，撰寫了兒童文學教育理論文章，開展了數(shù)十年的教育實踐，給后人留下了豐碩的兒童文學教育遺產(chǎn)。然而，令人遺憾的是，吳研因長期失蹤于中國教育史和文學史上，國內(nèi)也很少有學者關注到吳研因的兒童文學教育實踐。我們今天重新樹立兒童文學教育的旗幟，在更廣大的校園里進行兒童文學教育，都不能忘了吳研因的歷史功績，以及他能夠給后人帶來的啟示。

回望歷史，我們會發(fā)現(xiàn)，現(xiàn)在的一些兒童文學作家在某種程度上忘記了兒童文學是小學校里的文學，不能想學生之所想，沒有跟學生打成一片，只能從自身、出版機構出發(fā)，或純粹虛構故事，或生硬地講歷史故事。而許多中小學教師，尤其語文教師，也忽視甚至懷疑兒童文學在語文教育中的主體性地位，更多地一味重視語法、語言的學習，忽視了語文教育是文學教育的本質(zhì)，更忽視了教育的人文本質(zhì)。

目前我國對于兒童文學教育的研究與實施剛剛起步，很有必要盡快在全國范圍內(nèi)推廣實施。為了更好地推動兒童文學教育活動的開展，我認為，學術界、教育界和出版界應該聯(lián)起手來，盡快推出諸如《民國兒童文學教育讀本及研究》《吳研因論兒童文學教育》《吳研因全集》《兒童文學教育概論》《兒童文學教育讀本》等相關典范性著作，一方面推動語文教育改革，另一方面也是在推動原創(chuàng)兒童文學的高質(zhì)量發(fā)展，讓兒童文學回到小學校里的文學本位上來。

（作者系華中師范大學出版社副編審，著有《重寫中國兒童文學史（綱要）》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