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現代文藝批評家、編輯家陳企霞先生誕辰110周年。我與陳先生有過一段短暫而難忘的接觸。回想往事，40多年已在不知不覺中悄然逝去，他的容貌聲音，詼諧幽默的話語仍不時出現在腦海里。

1980年春天，父親舒群單位分配給我們家兩套臨時性住房，結束了我們全家返京后一年來的飄泊生活。房子在北京東部剛剛建成的團結湖小區，當時小區配套設施不完善，生活非常不方便，買菜洗澡等日常生活的需求都要走很遠的路，每周我都要陪護父親去公共浴池洗澡。那時父親已近古稀之年，又經過二十幾年顛沛流離的生活，身體狀況很差。一日我陪父親洗澡回來的路上，碰到了一位與父親年齡相仿的長者，他們倆短暫的寒暄后，父親告訴我這是一位多年不見的老朋友，叫陳企霞，也是從外地返京不久并且和我們家住同一幢樓。這是我一次見到陳先生。

這年入秋后的一天下午，父親從單位開會回來，進門興奮地對母親講，孩子工作的問題解決了。單位有了補充規定，為落實回京的老干部子女解決工作問題，可以在本系統內解決安排一個子女的工作，前提是自己去聯系單位。很巧的是，有兩家剛剛成立的單位，其中《民族文學》是陳企霞負責。會后，父親把我的情況跟他講了，他當時就表態可以到他那里工作。母親聽后也非常高興，因為我的工作問題是父母當時最大的心病。

時隔多年，我還清楚地記得見他的情景：坐在沙發上，帶著一副白色的眼鏡，頭發烏黑整潔，這超岀了我對他那個年齡的認知。他表情嚴肅，示意我坐下，簡單問了問我的情況，抬手寫了張便箋，并囑咐我去單位的臨時辦公地，找誰報到。就這樣，第二天一早，我懷著忐忑不安的心情去單位上班。打這以后，我對陳先生也有了更多了解，知道了陳先生早年的經歷，讓我對他和他們那代人有了更多的敬重。

1982年，我們兩家又先后搬到虎坊路新建的宿舍樓，單元相鄰，卻很少見到陳先生，偶爾見面也是在單位的全體會上或是宿舍樓的院子里，見到了也不知道說什么好，反而有些尷尬，所以那時非常怕見到陳先生，要是見到了，也畏懼他冷峻的外表，很少主動上前問候，反而是陳先生主動跟我打招呼。

記得我們家剛搬新居不久，陳先生來家里向父親約稿，希望父親支持《民族文學》。父親很爽快地答應了。隨后他們閑談起了當時文學創作的狀況和雜志社辦刊的一些情況。從這些談話中，我聽出了陳先生的很多無奈，他對時間流逝的感嘆，以及身體的衰老和辦刊碰到的新問題等等，言語間露出對父親回京之后堅持不擔任職務、專心寫作表示贊同。他們的談話給我留下的深刻印象，改變了我對他冷峻外表的簡單看法。

這年春節后，父親如期寫完小說，讓我送到陳先生家里。隔了不長時間，陳先生又匆匆來到家里，略有不安地對父親說，前次來府上約稿，犯了主觀主義錯誤，我要向老大哥你致歉……父親有些意外，忙問為什么，是小說的問題？ 陳先生忙說，不是的，作品寫得很好，就是向你約稿時，忽略了雜志社有個內部規定，文學作品只能發表55個少數民族作家的作品。來約稿時我并不知道有這么個規定。聽后父親笑道，陳大主編，你不用道歉，只要小說符合你們雜志社的要求就沒有問題。“我是不能破例的……”陳先生著急地說。“不用破例，我也是少數民族……”父親說。陳先生顯得非常吃驚，呆坐在沙發里發愣，等回過味來忙說：“我又犯了官僚主義錯誤……認識這么多年，確實不知道你是少數民族……”這以后的幾年中，我與陳先生的接觸也多了一些，無非是幫助給他送一些書信稿件。那時陳先生已近古稀之年，不經常去單位。

后來陳先生因健康原因住進了醫院，也是在那年秋天，他家里又發生一件對陳先生傷害巨大的突發事件：他的小女兒意外去世了。當時我和單位的同事們聽到這個消息后也感到非常震驚。我認識陳先生的小女兒，知道她新婚不久，是個很有才情的女詩人；也知道她因為陳先生的遭遇很多年來所受到的種種傷害……這些無法言說的因果關系，嚴重地損害了陳先生原本就脆弱的健康，并徹底打垮了他。

三年后的一天，陳先生打電話叫我去他家里。他從青島養病回來，身體狀況尚好，精神也不錯，頭發也是剛剛理過的，人也顯得胖了些。他說已經把酒戒了，準備把煙也戒掉，為了擺脫煙癮，想看看書，調理調理。他交給我一張已寫好的書目單，并問我看沒看過這些書。我說大多數沒看過。他笑笑說，沒關系的，你還年輕，有的是時間看，但要抓緊，光陰似箭啊。說完他拿來紅筆在書單上畫了又畫，并告訴我一定要看看他畫過的這些書。

這是我最后一次見過陳先生，也是讓我心情最復雜最難過的一次，直到今天我都難以忘卻。歲月在不知不覺遠去，但陳先生那生動詼諧，偶爾也會帶岀的倔強神情，并沒有因時間的遠去而模糊，反而在我的記憶中越來越清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