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從1923年由家鄉湘西來到北京，除去不可抗拒的戰爭數年，沈從文幾乎再沒有長久離開過這座城市。一住數十載，這座文化古城，定然有非常吸引他的地方，是什么呢？方面很多，難于一一分說。但簡化一下，僅說一處作為代表，也許就是北京當年古今書畫、文物的集散地——廠甸。

一

剛到北京的沈從文，雖然遭逢許多艱難，可也看到了北京社會的多面，并且注意力很快集中到與文化相關的地界。沈從文來到北京時，新文化運動已過去數年，用他具體的感受：“距蔡孑民（元培）先生談美育已六七年，國立美術專門學校也早成立，但學校圈中多數人對美術愛好，似還和傳統習慣差不多。”即使有了新文化的激蕩，可社會慣性使然，大小文化人，還是愿意“玩玩四部板（版）本，金石拓片，或三五件字畫，一點小件陶瓷，幾方端硯，一二匣墨……”以此來顯現自己的“風雅”。

沈從文自己在家鄉舊軍隊當文書時，已經接觸到軍官首領收藏的新舊版本書籍、書法繪畫、金銀器及陶瓷，有了相當的文化知識積累。可在北京連飯都不能吃好，這些“玩意兒”，他無暇也無力涉及，但他還是走到了廠甸。這中間有個誘因，一次到一位表親家，別人在打牌，沈從文四處看看，在墻壁上見到一幅“癭瓢子黃慎畫的《琵琶行》”。（黃慎，清代畫家，“揚州八怪”之一，亦號“癭瓢子”。）這幅字畫，把白居易《琵琶行》長詩全書錄上，占了大半幅面。留出的一點空間，畫了個老婦人“把卷讀詩”，沈從文認為這是“婦孺都解”的意思。這幅畫，設計“相當巧妙，字也特別好”。親戚走來，見到沈從文在畫前發愣，便說，畫是逛廠甸時，六塊錢購得。說廠甸“畫棚”還有東西可看。這下子，燃起了沈從文“逛廠甸”的興味。

二

后來作文，沈從文還略略往前追溯：“廠甸全盛時代，當在清季乾嘉之際，和燈市相同，前人筆記雖常提到，真實情形已不可知。”可是“都已成隔世事，只可想象仿佛……即晚清庚子以前畫棚燈市所見，我們生來太晚，也無福氣享受了”。盡管如此，在廠甸，沈從文還是感觸良多：“這種畫棚從鐵道線前起始，卻一直延長到路底。”“看畫的一鉆進去，跟隨個什么不相識老人身后走著曲曲折折路線，一路聽他指指說說，有時還停下來接受相熟掌柜的一杯熱茶，（那些茶大多數還是從帶棉套舊式保暖壺中傾出的！）”把一個初來乍到的“文藝青年”對人情的領受寫得神態活現。

這畫棚綿延，“沿路稍稍停頓，就要花費兩點鐘時間，才到盡頭”。沈從文在廠甸還看到什么：“此外還有路兩旁的書畫雜物攤，古物雜會，只除了‘南京沈萬三的聚寶盆’，此外似乎什么怪東西都還可發現。”沈萬三是元末明初的商賈巨富。相傳長期經營不善，后因為助人，得獲聚寶盆，從此時來運轉，成通天巨富。沈從文為形容此處雜物繁多，拉出沈萬三“聚寶盆”來借力夸飾。

具體有些什么呢？沈從文一眼看去，鋪門前觸目處，“尚可看到些帶故事性或象征新年吉祥多福的玩意兒，明清人仿蘇漢臣或錢舜舉的貨郎擔，嬰戲圖，普通蘇州人仿仇英仕女游春圖，秋千圖，龍舟圖，還很看得過去。”蘇漢臣系北宋畫家，善于描繪嬰兒嬉戲情狀及貨郎售賣情形。錢舜舉即錢選，南宋畫家，以善繪花鳥著名。這樣的題材，大眾多喜歡，故后世多有仿摹。

在今天看，沈從文當時還是好光景：“明清之際名頭不大的扇面，二三元隨手可得。”甚至“從乾隆到慈禧，新年賜福的二尺大御筆福字，二三元也可聽主顧隨意挑選”。明清之際的“名頭不大”畫家，畫應該是不錯的，可一幅扇面才不過“二三元”；皇帝新年書寫的“福”字，當年得到，該是多大的“福分”？此時花個二三元，還是“隨意挑選”。真個天地翻覆。

來這里看看、選選的，沈從文注意到這樣一些人：“游人中則還可看見不少有發辮的遜清遺老，穿絳緞團花大袍，錦絨背心，帶有荷包掛件的大煙管，攜兒帶女于畫棚貨攤邊徘徊。”這些人與這里的這批物件，真可以交相輝映。

沈從文當時還看到什么：“舊紙貢箋還是整卷出手，色色具備。”這里的“舊紙貢箋”一類，魯迅也一定見過。他后來念念不忘，晚年時還托鄭振鐸在北京搜集，最后印成厚重的《北平箋譜》，使舊傳統的部分精華得以存藏天地之間。其他文人如周作人、俞平伯等，毛筆書寫時也常常對“舊紙”發生許多感慨。

文化產品之外，百姓實用的“海王村的貨攤上，瓷漆雜器精美豐富，更觸目驚人”。有錢人追逐的“珠玉象牙攤子”，經過多年時代遷變，更加擁擠到廠甸中來。按沈從文的說辭：“珠玉是達官豪富，老爺闊人，媚悅家中，如夫人或名娼名伶的東西，我這個鄉巴佬可說不出什么印象。”盡管如此，問問價錢總可以吧？問的結果：“以十來專賣象牙攤子而言，堆積于各層次的器物，其宋明款式的舊器，就觸目可見，半立雕尺大件五百羅漢，或群仙獻壽，牙色透紅，瑩潔如玉，呼價二百元，七十元即可成交，全份牙制鏤花刻胡人騎獵的雙陸圖，全份線刻水滸三國人物故事酒令牙牌，百元以下都可到手。”

這樣的價位，雖不高，可也不是一般百姓家庭可以承受玩賞的，所以在這里走走看看的是，“有著旗裝的王公舊族貴婦，長袍小袖，高髻粉面，點綴于珠玉寶貨攤子邊”。為配合環境，“海王村公園中部，還搭一臨時茶臺，許多人一面喝茶一面看熱鬧，保存廟市舊風”。沈從文不僅注意到物，作為作家，他更留心人的行動及周遭氣氛。

廠甸實用的東西多，貴氣些的“一尺大明永樂刻漆碗”，瑩如紫玉，二十元也可買到。其它“凡有工業藝術，或美術考古價值，尚少商業價值的古器物，幾幾乎都可以用不易設想的低價收購”。如若再多走動，到前外或東西四牌樓掛貨鋪及天橋舊貨棚觀光，則這個名城大都“另外一種儲蓄及毀壞，將更加驚人”。具體看去：有關舊朝代服制器用，刺繡……工藝品，都如垃圾堆，隨意處理，色彩鮮明花樣文巧材質講究的庫緞，湖縐，以及綾錦羅紗，千百匹堆積席上，五色繽紛，無人過問。（直到民國二十五六年，在東華門掛貨鋪中，乾隆宮紗就還只到二三元一匹，大家買來作窗紗用。）“各掛貨鋪的雜器物，價值之賤，門類之豐富，糟蹋之多，就更不用提了。”過分低價的種種，不僅意味著不值錢，也表達著一種舊有繁華的沒落。

三

這是沈從文進北京不久見到的情形。后來過上海、青島等地一段時間，再到北京，見到的廠甸，“自然什么都不同了”。此時又是一番景象：“顯著的是字畫古器物已日少……”可數百年古都，積存的東西仍然不少：“如曾文正、左文襄、劉墉、張照、翁同龢、潘祖蔭、伊墨卿、祁雋藻等字幅，四元五元還可帶回家中。”當時人們稱謂，或名或字或號或謚號隨意并用。“曾文正”即曾國藩，謚號“文正”；“左文襄”即左宗棠，謚號“文襄”；劉墉大家熟悉，清代重臣，書法名家；張照，清代高官，書法名家；翁同龢，清末重臣，兩朝帝師；潘祖蔭，清收藏家、書法家；“伊墨卿”即清名書法家伊秉綬，號“墨卿”；祁雋藻，清高官，書法家。這些人大多清代重臣，書法造詣高，當時書跡自然頗為人們珍惜，可惜時過境遷，不多的三四元錢，便可帶回他們的字幅了。

再往前，“明代幾個書家如邢侗、王寵、王鐸、倪元路、張瑞圖字條，一二十元已可得真的好貨。四王吳惲作品，較多商業價值，雖不易得，然不著名還看得去的明清之際畫幅，一二十元還可得小幅精品。”明代這幾位書家，不僅當朝，就在中國書法史上，有的也可居一席之地，可此時書跡也不過一二十元，而且是“真的好貨”。畫的價格，多高于書法，但那些明清之際的小幅精品，也不過一二十元——時代風潮洗汰起來，真個無情。

我們一般讀者較熟悉的書畫全才金冬心（農），一件堪稱“逸品”的畫幅，出到五六十元，已經是很高的價格了。鄭板橋的畫幅，是不多有錢的小軍官用十元二十元可以“照顧”的。在今天簡直不敢想象。

四

抗戰后，沈從文由昆明回到北京。他還常常去逛廠甸，后來作文，沈從文對此刻情形，用了“一切都似乎還‘有’，一切其實都已‘無’了”來描述。怎么講？沈從文的熟悉友人，多為文化人，他們從廠甸回來，“總還是抱一大堆書”，這些書中，許多是日本人印的美術考古之類。書籍之外，日本精美漆器，朝鮮的陶瓷……“隨處可得”。再遲一些時間，那些常常想來購存字畫書籍的圖書館長、故宮博物院長、大學教授們，可能留下的印象“即廠甸中最多的是大串糖葫蘆，風箏，玩具和賣吃食的……”原來主打的字畫古董，沒多少好東西，“卻只是像為兩種人預備的貨色，洋兵及休假回國的女傳教師。”這些人不真懂，只是好奇。無論高低真假，只求帶回國有那么點意思就成。所以沈從文“一看到這個人和頭發半白的鋪掌辦交涉講生意，總令人感到一種凄愴印象”。“文化，藝術，輪到這些人來賞玩，支持，自然什么都完了。”包含著豐富文化因子的字畫文物，當然是創作它們的本民族人理解感受得最為深切，可此時的書畫、文物集散地廠甸，卻由這些僅僅附庸風雅的他國人光顧了。

歷史發展雖然飛速，可人的心理積淀場域，還是文明延展的重要特征。現在距離沈從文當年情形，已然巨變。可廠甸一帶，依然是古今文化產品交易的重要處所。此時，看看沈從文早年見到的種種情形，或許能對文化的延續，增加更多思考；對良好的文化環境，更珍重珍惜；對文化建設，添上一份個人應該奉獻的責任。